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和毛泽东思想路线的形成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进行的大量调查研究中十分重要而亮丽的篇章，在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的提出有着密切关系。学界对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寻乌调查》相当重视，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笔者在此谈谈学习和重温《寻乌调查》的体会，同时也想就学习中遇到的个别问题作一些探讨。

毛泽东到寻乌

位于闽粤赣三省的交界的寻乌县，位于江西省西南端，大革命时期全县人口12万。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稻谷、竹木、香菇和茶叶。但这些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绝大部分被少数地主豪绅所占有。勤劳朴实的农民，终年起早贪黑辛苦劳作却不得温饱，过着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因此，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尖锐，迫切要求变革现实，使他们过上好日子。因此，这里也较早受到革命的影响，农民协会会员达到2万余人。1928年二三月间，中共赣南特委在赣县、南康、信丰、雩都(今于都)、寻邬(今寻乌)、兴国等地领导的农民起义。寻乌有名的三二五暴动，便是中共寻乌县党组织领导农民和青年学生举行的全县性暴动。国民党县长和靖卫队弃城而逃。暴动中烧毁了县衙门和监狱，营救所谓的“犯人”300多人，活捉了邮政局局长。暴动坚持3天后被大地主收买的反动武装镇压。但革命的火种没有被扑灭。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多次提及这次暴动。

1929年初，36岁的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寻乌境内。红四军主力下井冈本想围魏救赵，缓解井冈山根据地的压力。但敌人分三路“追剿”，红军在寻乌项山的圳下村宿营遭到偷袭。敌情十分危急。红四军突出敌人包围圈后，毛泽东仍坚持着游击战的战法，率部进驻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寻乌县的罗福嶂山区，并在这里停留一天，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研究当前形势和总结进军赣南以来的经验；决定红四军开往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的根据地——东固地区。会议刚开完，中共寻乌党组织负责人古柏前来通报，“追剿”军第十五旅正在包围罗福嶂。在古柏通报敌情后，毛泽东同朱德率部撤离险境。这应该是古柏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

离开寻乌罗福嶂后，红四军沿着闽、赣边境经福建武平折向江西会昌、瑞金境内行动。1930年春，毛泽东率领红军先后攻占广东南雄、江西信丰、会昌县筠门岭等县城和乡镇。在南雄，毛泽东领导红四军第一、第二、四纵队发动群众，筹措给养。吸取此前的经验和教训，红军在城内筹款时实行保护中小商人的新政策，对有2000元以下资本的商人不筹款，对有2000元以上的按累进比例征收。对于土豪不是筹款，而是罚款。筹款之后，张贴布告，宣布红军筹款方法和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这样的做法为一般的中小商人所接受。在会昌县筠门岭，毛泽东同意红四军政治部发布贯彻古田会议精神的《宣传员工作纲要》，该纲要规定，“每一宣传员出发工作时，要注意当地的社会调查”。毛泽东抽出时间，召集会昌筠门岭的染布、木工、缝衣、刨烟、理发等手工业工人代表开座谈会，调查了解手工业工人生产和生活情况；并号召他们成立赤卫队，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而在此前，毛泽东已经“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但调查的材料都没有保存下来，为此，毛泽东“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寻乌调查，便是毛泽东在以往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最大规模”的社会调查。

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

1930年4月下旬，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寻乌。他先同朱德部署红四军一部和寻乌地方革命武装红五十团，歼灭了寻乌县澄江的地主反动武装。5月2日，红军攻克寻乌。在随后的日子里，毛泽东利用红军分兵发动群众的机会，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进行寻乌社会调查，接连开了十多天调查会，作了他当时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毛泽东1931年说：“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

毛泽东后来整理成的《寻乌调查》一文，通常说有8万多字。实际上除了1931年2月2日在小布所写的1010个字，《寻乌调查》的正文为69644个字。这近7万字的材料，是毛泽东在调查时边主持边记录后整理而成。如此丰富、复杂多样的内容还夹杂不少地方方言，毛泽东在没有录音设备的条件下全凭手记，10多天时间里平均每天几千字，是多么的不容易！《寻乌调查》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所以，通过寻乌调查，可以了解福建、广东、江西三个省的大致情况。可见，毛泽东选取调查的点也是有考量的。

《寻乌调查》共分五章，分别为：寻乌的政治区划、寻乌的交通、寻乌的商业、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寻乌的土地斗争。在各章中，毛泽东对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而详细的考察分析。不仅调查了农村，还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1931年2月2日毛泽东在宁都县的小布谈到寻乌调查。他说自己“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同时是对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寻乌调查，使毛泽东对商业问题和富农问题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但这个“更清楚”也是相对而言的，在原有的认识基础上有一些进步而已。关于寻乌调查的不足，毛泽东自己有过点评。他说：“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

《寻乌调查》和《调查工作》

毛泽东十多天的寻乌调查，直接推动了他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主要方法的理论思考，进而提出要创造新局面，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胜利要告中国同志等重要理论观点和精彩论述。1930年5月，毛泽东的《调查工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问世，这正是毛泽东做寻乌调查期间。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为《调查工作》这一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的代表作和重要标志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早就1929年6月便提到：历史上，有“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和这种思想作斗争，去克服它。

《调查工作》是毛泽东多年调查研究活动的理论总结，更是毛泽东当时“最大规模”调查后对于正确思想路线的理论升华。文章首先阐明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倡导到社会群众中去召开调查会，指明“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也是来自毛泽东的亲身实践，表达了毛泽东的实际感受。通过寻乌调查，自谦“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的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情况，这便为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提供了生动而实际的依据。毛泽东还尖锐地批评说：“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要不得！要不得！注重调查，反对瞎说！”毛泽东的立场和态度多么鲜明！

同时，阐明了调查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了解决问题。毛泽东指出，“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而进行社会经济调查，就是 “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就曾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有过分析，提出过重要的论断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对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毛泽东也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过分析。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如何认识农民中不同成分，对于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十分重要。但是，中国的农民问题非常复杂。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发现，寻乌农村人口成分中有收租500石担以上的大地主，有收租500担以下200担以上的中地主，还有收租200担以下的小地主，大中小地主加破落户和新发户共占总人口的6.85%，而“富农(有余钱剩米放债的)”占总人口的4%。这也是通常所说的地主富农占农村总人口10%的依据之一。毛泽东又进一步了解到，所谓“半地主性的富农”。“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另有一种比较富裕的农民，在普通说法叫他们作自耕农或中农的，实际仍是一种富农”。在贫农群众眼里，所谓“半地主性的富农”，“则不叫作富农而叫他们作小地主”。“这种所谓比较富裕的自耕农或中农，许多人不主张在斗争中打击他们，理由是他们没有半地主性，他们的全部出产都是亲自劳动不是剥削他人来的”。但“在贫农眼中，他们仍是一种特殊阶级。他们除不租田给人耕种外，一样是高利盘剥者，因为他们有钱余剩，他们有多余的土地。他们在自己农产物上面加工，如使谷子变成米子，自己挑了出卖”。“以上这些都是与半地主性的富农一致，而与自足的中农不相同的。因此，土地斗争一发展到群众的行动，便有大批的贫农唤着‘平田’和‘彻底废债’的口号，就是对付这种富农的”。毛泽东在调查中发现，如果“共产党如要阻止贫农的行动，那末贫农就非恨共产党不可了。因此可知，不但打倒半地主性的富农是没有疑义的，而且平富裕自耕农的田，废富裕自耕农的债，分富裕自耕农的谷，也是没有疑义的。必须这样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这是农村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只有富农路线的机会主义者，才会站在这个策略的反对方面”。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了解和掌握了农民土地的各种情况，这为毛泽东在同年6月召开的南阳会议上主持通过《富农问题》决议，确立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

第三，文章批评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思想，提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强调“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倾向，明确提出要有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而不能一味地以本本为依据，教条主义地理解和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原理，提出要有创新思想，要端正思想路线这个重大问题。从唯物史观出发，就要反对和防止唯心主义即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就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努力作实际调查。只有这样，才能为革命斗争提供正确的指导。

第四，提出理论和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需要‘本本’”即科学理论的指导；一方面，“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正确的做法是把上级所作的决议、指示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批评理论脱离实际的作风。毛泽东此前就曾指出：“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

第五，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科学论断。这既是毛泽东从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也是他做寻乌等地调查的切身感受。如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讲到寻乌的政治区划，全县分为七个区，七个区之中包括四厢十二堡，每一个区中有一个政治中心；寻乌的交通，分水路、陆路、电报、邮政、陆路交通器具。且不说外国同志能否了解，毛泽东没有做寻乌调查之前也未必了解。1927年中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失败，除了敌强我弱等客观因素，也和不了解中国实际的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指挥有关；同时和一些中国同志缺乏自信，盲目听从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有关。

毛泽东的《调查工作》一文，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将这篇文章印发给他在广州召集的一次会议，并写了以下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题为《反对本本主义》，后来又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突出特点

从寻乌调查到毛泽东《调查工作》问世，可以看出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或调查研究的一些突出特点。首先，是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中国人民的实际，从具体的实践中提炼思想，又将从实际中来的工作方式方法、斗争策略，又回到实际中去。毛泽东并没有因为完成了《寻乌调查》，写成了《调查工作》就停止调查研究。在结束了对江西寻乌的大规模社会调查之后，毛泽东同年到福建上杭县又做过才溪乡调查。1933年毛泽东先在兴国长冈乡调查后又到上杭县才溪调查，主要对乡苏维埃工作进行调研。他对才溪区的行政区划、代表会议、此次选举、乡苏维埃下的委员会、扩大红军、经济生活、文化教育等问题，都一一了解并加以记录。这和他在寻乌调查时虚心地向群众请教，耐心细致地了解情况完全相同。

同时，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视始终如一。他不仅自己以身作则，也要求党员干部、红军指战员重视开展调查研究。1930年5月，也就是毛泽东在寻乌作社会调查期间，还和朱德在寻乌马蹄冈召开红四军第一、第二、第四纵队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总结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经验，提出革命军队管理教育的七条原则，其中第一条便是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第二条是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第三条是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在调查研究、深入群众的问题上，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楷模和榜样。

其次，毛泽东在调查研究采取多种途径和不同方式。他不光是集中时间召开专门的调查会，也通过其他会议形式向干部等了解情况。在寻乌调查的同时，毛泽东于1930年5月4日曾以中共红四军前委名义致信安远、于都、会昌、赣县四县边界特委，提出对流氓的方针和策略：既要积极争取他们，把他们的力量用于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又要防止他们的消极因素，在红军赤卫队及苏维埃中不能占多数、居于领导地位。而在一个多月后的南阳会议上，通过集体讨论，便形成了《流氓问题》决议案。南阳会议是毛泽东在寻乌调查后不久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蔡协民、曾志、方方等80多位代表。参会不光有红四军前委委员，闽西特委委员，还有部分红四军、闽西地方干部。会议讨论了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总结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在领导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分析了闽西革命斗争形势，着重就对待富农的政策和对待流氓的政策问题进行了讨论；除了通过《流氓问题》决议案，还通过了《富农问题》。这样较大范围的会议，与会者发言讨论，既为毛泽东了解情况提供了重要渠道，也为形成和达成共识，通过有关决议以便遵行提供了条件。

再次，毛泽东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深入群众，在群众中作宣传，帮助群众组织起来的过程。1930年5月6日，毛泽东听取中共寻乌县委负责人汇报，指示召开寻乌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寻乌县苏维埃政府。5月上旬，毛泽东和朱德部署红四军在安远、寻乌及广东平远发动群众、筹措给养、扩大工农武装，并在东门坝会见红四军宣传队的队员们，要他们每到一地，到群众中作调查，向群众作宣传，帮助群众组织起来。而红军在分兵发动群众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作社会调查，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并尽力帮助解决。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一生调查研究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更是他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代表作《调查工作》形成的直接而重要的实践基础。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到此为止，他的社会调查在继续进行。他的认识也在调研中不断地丰富和补充，甚至修正。正如他后来所说：“我们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知识。”

毛泽东到延安后，在1941年9月13日所写的《关于农村调查》中写道：“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而在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之后，毛泽东又审改了邓子恢起草的《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决议，并在6月他主持的南阳会议上通过。同年10月，他在江西兴国调查中听取王怀、陈正人关于永新及中共赣西南特委所属北路行委管辖地区的富农与贫农雇农在土地革命中斗争情况的报告，写出了《分田后的富农问题——永新及北路的情形》的调查材料。11月上旬在去吉安途中，又在吉水、吉安境内对东塘、大桥、李家坊、西逸亭等处作了调查，了解了土地革命的进展状况，村乡两级苏维埃政府在土地革命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况，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写下《东塘等处调查》，等等。可见毛泽东对调查研究是坚持不懈、与时俱进的。

正如毛泽东在1937年10月6日写的《农村调查》序言一中写道：“从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期间起，到一九三四年离开中央苏区为止，我亲手从农村中收集的材料，现在仅剩下下列各部分：（一）寻乌调查；（二）兴国调查；（三）东塘等处调查；（四）木口村调查；（五）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六）分青和出租问题；（七）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八）分田后的富农问题；（九）两个初期的土地法；（十）长冈乡调查；（十一）才溪乡调查。”“这里存下来的，都是中央苏区的材料，前九部分是属于初期的土地革命，后两部分是属于深入了的土地革命。虽不完全，亦可见其一斑。”他还说：“这是一种历史材料，其中有些观点是当时的意见，后来已经改变了”。可见，“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总之，寻乌调查和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形成的极为重要的实践。在毛泽东一系列的社会调查实践中，寻乌调查永远都是一颗闪烁着光芒的星辰。重温毛泽东的寻乌调查的历史，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当今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急需全面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独立自主，艰苦奋斗，是我们永远要牢记的。（文/李蓉）

编辑 钟诗婷 审读 张蕾 二审 关越 三审 张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