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深流 | 灯亮的一刻

伯斯

跋山涉水逛博物馆、美术馆，最珍贵的时刻大概是某件艺术品对自己“显灵”吧。很幸运，这样的“显灵”我遇上过两次。一次在纽约MoMA扭头撞见巴尼特·纽曼的《人，英勇而崇高》，一次在梵蒂冈博物馆的走廊尽头迎上《拉奥孔》的凝视。

这两次“显灵”，来得都很突然。它们不是“朝圣”名单上期待已久的明星作品，不是梵高《星空》里的漩涡，不是贝尼尼掐进肉里的指节，不是米开朗基罗《圣母怜子》三角形的构图。我遇见它们的时候，脑子里没有明确的“想看它们”的念头，甚至不知道这两件作品在那里。

先是MoMA的那一次。搭电梯上四楼，一出来就是波洛克，一整面墙的滴画——混乱，却有某种让人安心的特质，总有人坐在它前面沉思。从沉思中抬头，右转，准备进入下一个展厅，刚转过头，脚还未抬，突然就被右边展厅的那一抹猩红砸晕。画面被几条垂直的线从中劈开，像雷霆划过天幕，又像洪荒之初的光。那就是纽曼的《人，英勇而崇高》。

它长得极其抽象，2米多宽、5米多高，完全无法“讲故事”。我后来又去看了它好多次，常常听见路过它的人说：“这画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你帮我和它合张照吧。”它那种吞噬性的存在，仿佛在说：“你进来。”我站着，眼睛被它吞进去了一会儿。在那一瞬，我明白了曾被我当作过度阐释范例的汤姆·赫斯的评论：“纽曼‘拉链’线条就是亚当，或者是分割光明与黑暗的原初行为，又或是无以名状的耶和华本人的形象。”这不再是一个装腔作势的笑话，而是一种真实的、语言之外的感受。画面本身没有内容，却充满了对意义的索取，如何填充完全取决于观看者。

另一次显灵，是在梵蒂冈博物馆。长长的展厅尽头，它独自伫立。周围没人。哪怕在旅游淡季，也不像一件伟大艺术品应有的排场。那一段无人走廊成了私人戏剧的一部分：我远远地看见了它，然后像朝圣者一样缓慢接近它，被拉奥孔那被蛇缠绕的肌肉与挣扎吸引，不知不觉屏住了呼吸。

这一次，没有什么哲学引用，没有艺术史的知识跟进。我只是看到一个人正在被蛇缠住，知道他快死了。拉奥孔是神话中的预言者，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命运袭来无力逃脱。

我常想，为什么是这两件作品对我“显灵”？为什么不是那些更有名、更具象、更易于爱上的艺术品？

我后来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因为在遇见之前，它们是我读过但未曾深入消化的符号，而在天时地利人和之下，我“撞见”它们，那些虚浮的知识突然坠地成形，成为一种无可取代的“此时此地”。

马克斯·韦伯说：“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读过的书、走过的路、想到却没能写下的想法、听过却不理解的评论、在脑子里回荡了很多年都找不到出口的一个词、一次模糊的梦……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不断为自己编织故事，这些故事都漂浮着，像河面上漂浮的树枝。而有些时刻，它们被现实中的某件事钉住了，成为意义附着的锚点，用海勒的话说，“突然成为本来没有焦点的宇宙的中心”。

荣格说，“人类生存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在纯粹自在的黑暗中点起一盏灯来。”梵高的《农民鞋》可能是海德格尔的灯，《人，英勇而崇高》《拉奥孔》便是我的灯。

人不断为自己编织故事，然后在无数偶发的经验中，总有那么一些契机，“啪”的一声，灯亮了。

只要编织的故事足够丰富，创造的连接足够多，总有灯会亮起，让人不被放逐在纯粹自在的、黑暗的虚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