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天地·著书者说 | 被赋予历史转折意义的桥

《惠通桥之战》 余戈 著 天喜文化·天地出版社 2024年5月版

战争叙事似乎都离不开一座桥。如二战中盟军“市场-花园”行动中那座“遥远的桥”——莱茵河阿纳姆大桥，雷马根大桥，日军强迫英美战俘修筑的泰缅铁路“桂河大桥”，南斯拉夫游击队炸毁的塔拉河大峡谷之桥，越南战争中的杜梅大桥、清化大桥，更不用说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泸定桥、卢沟桥、鸭绿江桥、清川江桥、长津湖水门桥……

道理说来也很简单，现代战争离不开交通线。道路中断，也许还有绕行的可能；失去一座桥，就可能遭遇军事术语中所说的“绝对障碍”。因此，对一座桥的争夺，往往决定着战争的胜败。

基于这一特点，战争题材的写作者会发现：原本在广阔战场上展开的“散文化”叙事，会因为关键战事忽然聚焦于一座桥，竟然有了舞台剧的色彩。桥，浓缩了战事进程，也为写作者提供了一个浑然天成的文本结构。

惠通桥，正是如此意义上的一座战争历史“舞台”。它具备了闻名世界的全部要素，欠缺的可能只是一个比较出色的叙事文本。我现在做了这样一个尝试，而这个心愿已经在心里埋藏了10多年。

2004年秋天，我第一次走近滇西抗日战场，并开始“滇西抗战三部曲”的写作时，就被惠通桥吸引住了。后来，我逐渐认识到，这是一场“围绕一条路（滇缅公路）而展开的战争”，而惠通桥作为这条路上的枢纽，也就成了战事胜败的关键点。整个滇缅战场自1942年至1945年四个年头全部的战事，多少都能与这座桥发生联系，只是或远或近、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已。

第一次去滇西，我是坐着武警部队的面包车，沿着滇缅公路的老路，从怒江东岸的大山头走近惠通桥的。我知道，悬挂在山腰间临江的那2公里，正是昔日被日军炮火封锁的所谓“钵卷路”，一旦行车不慎就将滚落到800米下的怒江。后来，有了杭（州）瑞（丽）高速新路，就再也不敢冒险走那条老路了，宁可先从保山赶到龙陵，再走回头路抵达怒江西岸的松山。但每次我都要从松山绕着“之”字形的公路，再下到惠通桥边去看一看，这个落差有1500米，下行过速时耳膜会有飞机着陆时的压力感。

虽然怒江及龙川江上有数十座各式桥梁，有的甚至是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上的老桥，但唯有惠通桥最为牵动人心。因为1974年新建的红旗桥替代了惠通桥的通行功能，惠通桥一度被拆去了木板桥面，成为纯粹的历史景观，游人只能在怒江东岸或西岸的桥头驻足观看；后来，随着滇西抗战旅游热的兴起，怒江两岸的龙陵县和施甸县达成了共识，重新为惠通桥铺上了桐油浸泡过的栎木桥面，游人终于可以从桥上跨越怒江，走到对岸去体验新的观察视角。惠通桥，也许在中国历史上真的不是很出名，却是留下了最早、最多照片的桥梁。

这本《惠通桥之战》的叙事线索极为简单清晰：为了抗战先是修了一条路，路上最重要的是这座惠通桥，中国远征军跨过这座桥开赴缅甸打仗，第一次打败了，又循着原路开回来，并主动炸毁了这座桥，从而粉碎了日军可能“见机而作”一气打到昆明的野心，于是这座桥被赋予了历史/命运“转折点”的意义。但我对作论文讨论意义毫无兴趣，我还是喜欢讲故事，而这个故事的核心，只是1942年5月一个月内发生的战事，因此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获得了最高“像素”的呈现。

本书的故事开始于修路、架桥，却落笔于炸桥、破路，难免令人有意犹未尽的沮丧感。于是，我在“正本”之外的跋文中，以两年后反攻/开路互动的线索，精要地叙述了滇缅公路的“升级版”——中印公路的诞生，而这条路最后成了“通往东京”的胜利先导。如此，是否能在修筑怒江惠通桥与东京湾“密苏里”号受降之间，连缀起一条隐约可见的红线？也许有点牵强，但历史巧合无处不在：1942年5月5日惠通桥被爆破后，在怒江西岸松山脚下被日军追赶及屠杀的难民中，确有一位幸存者几年后前往东京，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指证日军当日的罪行——研究历史如果没有遭遇过这样的因果体验，其灵魂的触动真的会大打折扣。

怒江以西的滇西半壁山河，曾伴随着惠通桥的爆破而沦陷。我曾粗略地计算过这片沦陷国土的面积，约为2.34万平方公里。如今，它们都“硬硬地还在”——你尽可以去看瑞丽姐勒大金塔，游芒市勐巴娜西珍奇园，在龙陵的邦腊掌泡温泉，住腾冲的和顺古镇看火山湿地，或是自驾从泸水出发，沿着滇藏新公路巡游怒江，一气开到“人神共居”的丙中洛。

写这本书时，我似乎隐约抵达了多年来倾情于历史的心结所在：一个人的生命是如此短暂，而神游于历史能获得一种生命被延展加厚的幻觉，特别是当抚摸着惠通桥的桥柱和钢索时，那些历史的道具和现场仍然触手可及。 我此前所写的“滇西抗战三部曲”——《1944：松山战役笔记》《1944：腾冲之围》《1944：龙陵会战》，是叙述中国远征军为重新打通滇缅公路，反攻滇西松山、腾冲与龙陵的战事。明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谨以此书纪念为抗战捐躯的英烈们。

编辑 刘彦 审读 李璐 二审 王雯 三审 甘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