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因果律是法律建构的基础和内核，缺乏道德的滋养，法律就会失去温润的人性和惩戒的力度。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随人，福祸自招”，这是传统道德因果律的常见表达，更形象的民间表述就八个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之所以称之为因果律，是因为国人从来坚信，“善→福”与“恶→祸”之间存在必然的道德关联和利害关联。

这种道德因果律同时涵摄了法律正义、道德确信、宗教信仰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法律正义。道德因果律是法律建构的基础和内核，缺乏道德的滋养，法律就会失去温润的人性和惩戒的力度，甚至无视善恶，混淆是非，演化为专横的命令或冷酷的工具。法律正义通过制度化、普遍性的规范强调、追求行为效果的正当性，善善恶恶，好人好报，恶人恶报，否则就可能是制度的非正义。简言之，法律追求的所谓公正公平，无非就是对善恶行为的制度反馈和报偿回应。无论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自然法正义，还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人定法正义，都是通过法律认可、社会支持或法律惩戒、社会疏离实现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控制。

第二个层面，道德确信。法律通过制度设计和行为规范，捍卫最低的道德，防范人的自私冲动突破理性界域，危及他人的自由、尊严和安全。但法律作为他律手段，不可能深入灵魂、洗刷人性、从意图或动机层面引人为善。

道德的介入有效弥补了法律的此类缺陷。比如羞愧是人的一种情感认知，也是一种道德认知，是对不当行为的自我审视反省。无论是出于对恶行的天然拒斥，还是出于千人所指的道德窘境，没有人能够逃脱道德的审判。古人之所以信奉“千人所指，无病而死”，表面上指向的是羞愧对个人心理生理的影响和恶者短寿的必然命运，实际上更注重的是恶行导致人设崩塌，失去了人之作为人存在的社会价值。缘乎此，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将道德自觉上升到功利的高度：美德不仅是一种内在的信仰持守，还是一种外在的成功或利益；他人的赞许既是一种美德的褒扬，更是一种合宜的功利。换言之，美德之所以可贵，因为它不仅是满足自我欲望的手段，还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最高目标。

第三个层面，宗教信仰。《宪法》为什么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因为这是道德因果律的最高确信和必然确证。道德虽然能够引发他向的赞许或谴责，也可以激活内在的良知和怜悯，但人类道德情感本身具有不规则性，道德良知也不可能通过法律进行普适性强制，再加上道德评价的多元性，最终，道德与法律一样，在规范力和调控力上都具有相同的局限性。于是，法律、道德之外，便有了宗教。对法律、道德维护道德因果律出现的缺位、错位进行补位、矫正，对善恶福祸进行先验性设定。

要言之，法律、道德、宗教通过道德因果律有效实现了两个平衡：一个是外在利益的平衡，一个是内在心理的平衡，最终建构合理的社会秩序，达成心灵的自我解放。

（作者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原标题《道德因果律涵摄法律正义》）

见习编辑 陈丽玲 审读 韩绍俊  审核 郑蔚珩 连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