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深圳科技创新密码（7）| “三来一补”功与过

“三来一补”对深圳早期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就算在深圳也有人有点看不上“三来一补”，对其有颇多非议。原因如下：

首先，“三来一补”企业投资者多为小资本的港商。小商人的优点是对行情敏感、行动迅速、决策果断，做事没有太多的顾虑；缺点是小打小闹，投资不多，工厂的技术含量也不高。这不仅与人们期望的外资企业“高大上”的形象差得远，也与国家对深圳引进先进技术、发挥特区“窗口”和“辐射”作用的要求有较大差距。然而，许多人忘记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道德经》语）的道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从小到大、从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从落后到先进的发展规律。人也是这样，没有牙牙学语、摔跤滚爬，怎么能够长大呢？深圳如果不是从“三来一补”起步，看不出来还有什么别的路子可走。

其次，有蛇口的对照。蛇口工业区就在深圳的地盘上，早期发展得很好，对照之下深圳显得逊色。当时，袁庚在蛇口实行“五不”政策，其中就有“来料加工不干”“补偿贸易不干”两条，袁庚认为搞这些项目不划算。但蛇口与深圳情况不同，蛇口工业区由香港招商局负责招商，而招商局成立于中国晚清时期，历史悠久、世界有名；加上招商局是在香港注册的企业，招商情况自然比较好。此外，蛇口只有区区2.14平方公里，寸土寸金，当然要仔细使用；而深圳经济特区有327.5平方公里，需要大量企业来填补。因此，深圳早期招商引资时，对企业要求不太高，只要能引进项目就好，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

深圳市蛇口工业区办公大厦旁挂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牌。新华社记者 徐佑珠 摄

“三来一补”多数档次不高，只能算是深圳早期利用外资的一种低级形式。回过头来看，“三来一补”企业其实在深圳早期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深圳的外向型经济是从‘三来一补’起步的”，这是尊重历史事实的说法。

其实细想一下，道理不难明白：一是初期的深圳，既没有资金，也没有人才，更不知道西方的先进工业是怎么发展的？港商给深圳上了启蒙课，让深圳开始融入国际经济活动中。二是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从小到大、由低到高。在“三来一补”中，外商赚到钱后才有加大投资、转型升级的兴趣；没有“三来一补”第一步，不可能有后来蓬勃发展的“三资”企业。三是“三来一补”让深圳找到了做国际生意的路子，学会了参与到国际经贸活动中去的方法。深圳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中的大部分活计是手工操作，产品技术含量低，这种情况倒也符合当时深圳劳工技能的实际情况。深圳居民多数是洗脚上田不久的农民，就算有外地来的外来劳务工，也多是农村青年，技术素质水平普遍不高。所以，深圳最早的“三来一补”项目中，有一些是生产塑胶花等产品的企业；后来电子厂才越来越多。工人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训练，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才成为数量众多的合格劳务工。

“三来一补”企业的发展，也为深圳的发展规定了“发展路径”。为什么深圳后来电子厂越办越多，是因为相比之下电子工业的技术含量更高、获利更大；而深圳的工业发展后来以电子产业为主，这既有深圳市领导的积极引导，也是由于“三来一补”企业开辟出了“发展路径”。

当然，“三来一补”企业确实有很大的缺陷。企业规模小，对地方经济的拉动力量弱；技术大多属于低端技术和将要淘汰的工艺，企业本身又不具备研发能力，谈不到对先进技术的学习和引进；还有污染比较严重、以环境受到损害为代价的问题。

在这里我要谈一谈自己早期来深圳时这方面的一些观感。1983年我在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工作，到基层调研的机会比较多。外资企业中，除了对竹园宾馆印象极佳外，我对许多“三来一补”企业的印象说不上好。感觉许多企业规模很小、旧设备多；有些工厂为了省钱，连厂房都不想建，凑合着利用农村的仓库、旧房子设厂。这样的“三来一补”企业，与从电影、照片里看到的国外先进企业的模样相差甚远。

给我留下最不好印象的要算新南印染厂（后改名为中冠印染厂）对海岸造成的严重污染。记得我第一次去大鹏湾葵涌时的情景：我们乘坐的面包车行走在海边山坡的公路上，往下望去就是美丽的大鹏湾。远远我就看到海岸边上的工厂排出的废水将海水的一部分染成了黑色，十分扎眼，感觉就像一幅美丽的蓝色锦绣绸缎被污糟的墨汁染黑了一样。当时我们车上的人议论着眼前的严重污染，心想这可能是发展经济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吧！大家没有办法，只是唉声叹气。几十年后我又去过那处海边。中冠印染厂早就被关闭了，但是厂房还在，默默无声地证明着深圳早期发展经济的代价。

说老实话，当年我对外资企业良好的印象要更多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常通过熟人到饮乐汽水厂买百事可乐汽水（之所以找人是因为当时的百事可乐很抢手；另外求熟人是为了价格优惠一点）。那是我首次尝试喝美国人发明的可乐式饮料，甜甜的、气泡足，还有一点类似中药的怪味道。当时美国可乐饮料的影响太大了，与其说喜欢喝、不如说是赶时髦。

我对中华自行车厂印象也不错。有一次参加活动遇到抽奖，我竟然中头奖、抽到一辆瓦蓝色的漂亮的中华自行车，让我惊喜地跳了起来。过两天晚上去大剧院看演出，怕新自行车丢失了，我就小心地用了两条软钢丝锁将自行车锁在了一个柱子上。结果演出结束出来，自行车还是不见了，只剩下一段被剪断的钢丝锁。这辆自行车在我手中连一周时间都不到。早期的深圳有一种说法：“没有丢过3辆以上自行车，算不上深圳人”。我前后丢过5辆自行车，算得上是够资格的“深圳人”。

记忆最深的要算夏巴汽车装备厂，地点在深南中路与燕南路交界的一个土坡高地上，后来那里建起了华联大厦。1984年国庆节，北京天安门广场将举办大型的国庆节阅兵、游行仪式。深圳和蛇口被要求各派出一部彩车参加游行。深圳的彩车就是在夏巴厂厂房中组装出来的，使用的车体是东风大拖车。

夏巴厂是最早投资深圳的外资企业，后来再没有听到这家企业的发展情况。当时夏巴厂的钢结构厂房高大宽敞，地面上摆满了许多大型汽车的底盘。曾在网上看到过一张夏巴厂的旧照片，下面配着这样一段文字：“夏巴厂1979年装配出第一辆汽车，看上去像拖拉机。当年工厂的投资是1050万元，大买卖了……”

夏巴厂装配出的深圳彩车是“大鹏展翅”的造型，大鹏鸟扬起的双翅上写着小平同志对深圳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蛇口的彩车则是门形的“双龙戏珠”造型，寓意“蛇口”。彩车上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著名口号。深圳组织了一个彩车工作组到北京完成这项重要工作。彩车组的负责人是政府副秘书长古世英，我是成员之一。国庆节游行那一天，当深圳和蛇口的彩车缓缓通过天安门广场时，场面十分热烈。后来彩车组的每个成员，都收到了国庆节活动组委会颁发的嘉奖令。这是我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

编辑 郑艳艳 审校 郭建华 二审 刁瑜文 三审 张露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