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深圳科技创新密码（3）| 深圳的智慧来自何处？

摘要

40多年后回过头来看深圳当时的起步，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大刀阔斧开局面，时不我待争时间，精彩开局有智慧，深圳速度震世界。

笔者是1982年随着基建工程兵2万人进入深圳的，这支队伍是深圳初创时期进入深圳的最大的一支移民群体。虽然40多年过去，但笔者对当年的记忆清晰如昨天。深圳初创时期，荒山野岭、荆棘丛生的荒凉景象，让人很难相信这里与繁华的香港一水相隔；浓厚的岭南风情，让我们来自内地的“北方佬”感觉一切都新鲜；初来乍到时竹棚安身、掘井用水的生活艰苦，令人终生难忘；然而火热的建设场面又令人豪情万丈，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982年深圳全貌。来源：深圳晚报

尤其令拓荒者们欣慰的是，初创时期的深圳一代领导们眼界开阔、抱负远大、事业心强、很有智慧。制订深圳总体规划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深圳的3个发展规划，都提出要重视发展工业、以发展电子工业为重点。规划在各个方面都相当有超前性，为深圳的未来发展绘制了一幅吸引力十足的蓝图。后来深圳的发展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总体规划，真抓实干、一步一步实现的。

这里想探讨一个问题，早期深圳的领导为什么有智慧、看得远？

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深圳变成了经济特区，被赋予了“先行先试”的权力。于是我们看到：虽然人是同样的人群，地是同一块土地，但是在不同的指导思想、体制和政策下，有可能干出一番完全不同的事业。墨守成规，缩手缩脚，闭门造车，只能是死气沉沉，难以有大的作为；对外开放，大胆试验，才能在学习、引进、比较中创造一片新天地。

深圳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窗口。打开窗户让新鲜的空气流动，深圳人就能够比较方便地接触到来自境外、特别是香港的思想、观念和经济科技信息，让深圳有了学习先进、比较借鉴、借助外脑的条件。

每当深圳要做许多重大决策时，都注意听取境外专家、学者们的好意见。制订规划时，邀请香港等境外的专家学者参加讨论，吸收他们的有益意见；不光是规划，后来在决定深圳发展前途的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注意征求香港顾问们的意见。例如，深圳尝试拍卖土地使用权，对建筑工程项目实行招投标制度，房产制度改革等等。深圳的许多重大改革，也都借鉴了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地的经验。深圳早期有“以香港为师”的说法，并非虚言。

然而，来自境外的智慧只是少部分，深圳的智慧更多来自中央、省委的指导，这也绝非是套话。以规划为例，3次制订规划，中央及省领导人每次都出点子、拿主意，给予明确指示。具体工作过程中，事先有启发，制定中有指导，遇到困难有帮助，落实时更是给予积极的支持。例如，张勋甫上任伊始，国务院副总理谷牧鼓励他说，要有点“孙悟空精神”、打破条条框框的桎梏、大胆地去闯一条新路。有了领导的撑腰，张勋甫于是放开手脚、大胆干起来；吴南生听到海外朋友说：“你们办特区没有立法，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他就把对特区的立法当成了首项重要工作去做。在中央和省委领导支持下，正式公布了《特区条例》。这个立法对经济特区后来健康发展起到了政治保障作用；而梁湘对深圳发展的很多创造性的大胆想法，因为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支持才能够实现等等。

那么中央领导关于改革开放的许多新想法又是来自哪里呢？许多其实也是来自对国外的考察和学习。根据一些资料的记录，1978年中国高层领导人中形成了一股出国热，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1次访问了5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邓小平一人就4次出访，参观考察了日本、美国、法国等8个国家。

其中有两个组的考察情况值得单独说一说。一个是西欧组。1978年5月2日～6月6日，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队考察了欧洲的西德、英国、法国、瑞士、比利时等5个国家，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另一个组是港澳组，比西欧组还要早出去一个月。

西欧组考察结束后，写出了长篇幅的《关于访问欧洲5国的情况报告》。港澳组也写出了考察报告。6月下旬，谷牧牵头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做了整整一天的汇报。领导们边听汇报、边讨论，对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达成了共识。其中有2点决定了深圳后来发展的命运。一是对外开放，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二是考虑建设出口基地，发展来料加工工业。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了部委负责干部参加的关于加速四化建设的务虚会，谷牧在会上报告了考察西欧的情况。务虚会开了20多天，再次启发和统一了大家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