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闻新鉴 | 阅读史研究的新发展、新效用与新面向

【摘要】阅读史的研究从西方开始，经历了理论旅行，逐渐被我国学者重视和运用，并在近代知识分子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阅读、工人书报阅读、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报阅读、现代大众阅读等研究中被使用。阅读史的阅读针对的是文本而不仅限于文字，其对象也不局限于精英阶层。阅读史研究方法的运用，可以弥补集体传记研究方法的不足，而心态史、口述史以及影像史学等方法也可以对阅读史进行补充。阅读史研究的发展如今也迎来了当代阅读史、少数民族阅读史和互联网阅读史等新面向，带来了阅读史研究的新应用。

【关键词】阅读史理论旅行心态史口述史

1960—1970年代之间，西方历史学界兴起“重视底层群体和大众的历史观”[1]以及其他知识氛围的改变，确立了阅读史的研究方法。近年来，阅读史的研究逐渐出现在中国研究中，阅读史成为新兴的前沿研究方法。新闻传播学研究当下的阅读史研究，即是通过研究过去人们的日记、书信、档案等，来了解历史上受众的阅读情况，进而窥得该历史背景下受众的阅读习惯、阅读感受等方面的信息。

一、从西方到中国的理论旅行

阅读意味着在社会关系、文化背景等历史因素的影响之下，读者对文字、图片等文本同个人的知识的记忆进行链接和解读，形成新的记忆、理解和传播并延伸至新的阅读活动。阅读史的研究从西方开始，阿尔维托·曼古埃尔从读者的角度出发，由自己的阅读历史延伸至宏大的阅读活动史，将西方的阅读史通过丰富的历史事实串联起来。[2]古列尔莫用细腻的文笔结合历史事件，呈现出了历史上的阅读材料和阅读方式的变革。[3]19世纪30年代以来，图书生产的革命带来了世纪末出现的大众文学文化，写作《十九世纪法国阅读文化和写作实践》[4]的Martyn Lyons则借助自传等资料，研究了十九世纪法国的阅读文化，书中提到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形式，强调个人读者和作家的经验和观点。

在我国，对于阅读史的专项研究较少，直到近些年才逐渐得到学界的重视。在对于报刊的阅读史的研究中，蒋建国提到，阅读史研究的核心依据是报刊、文本和读者。其中对读者群体，尤其是普通读者的研究，面临许多困难，只能通过有限的史料以及私人阅读的个案切入，进而对一个特定群体阅读风格与习惯进行分析总结、探析特点以及与社会变迁的关联。[5]蒋建国多使用集体传记方法开展研究，即是对于某一个群体或团体的日记、自述以及回忆录中的内容进行分析，进而窥视该时期读者阅读的习惯以及阅读心态。作为研究主体，在《晚清书院读报活动与时务新知的传播》研究中，蒋建国选取了《蔡元培日记》、皮锡瑞的《师伏堂日记》等众多书院师生的日记和传记等作为史料和佐证，体现了书院士子的知识更新和观念变革，其中，阅读报刊则被其视为“察时政、求新知”的重要方式。[6]

卞冬磊指出报刊与书籍有着不同的知识特性，报刊多刊登“知晓”类型的内容，主要关注现实性与公共性。[7]他总结道，阅读史研究一般采用宏观取向或个案分析两种路径，宏观取向重在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探索普遍的趋势，而个案分析则注重个体心灵的探索。在《中西映照的开始：晚清新闻纸阅读中的“社会比较”》一文中，卞冬磊从郭松焘的案例展开，呈现出新闻纸的阅读在近代中国读书人在以西方为参照对象进行“社会比较”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8]

蒋建国和卞冬磊的论文均呈现出一种针对“转向”现象研究的特点。蒋建国在2022年发表的《晚清士人的西书阅读与意义之网——以日记史料为中心》一文，探讨了在鸦片战争之后，晚清士人通过购买西书阅读来充实自己的“知识仓库”，进而对自我和社会进行反思。在他们的带动下，逐渐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不断向全国蔓延的西书阅读网络，展现了西学与本土文化不断纠缠促进的过程，研究着眼于“主体”阅读对于“西学东渐”的影响。[9]而卞冬磊所著《古典心灵的现实转向：晚清报刊阅读史》（2015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书中则认为，报纸是现代文化的一种新形式，因为报纸所承载的新闻所呈现的世界，与其他的文化对于世界的呈现形式是有区别的。该书探析了帝制晚期报刊进入中国历史的方式和进程，以及报刊对中国读书人所产生的影响。此时的中国，报刊面对的识字阶层主要是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文人学士，他们经历了经史子集是“学问的唯一信仰”直至“今当以看报为主”的接受转变。卞冬磊将现代报刊给中国读者带来的改变总结如下：对上层绅士，他们从对儒家典籍的审美偏好转向了“政治的现实主义”；对地方读书人，他们超越区域性的见闻，从日常俗事转向对于“民族国家”的思虑；对青年学生，他们在个人前途发展和国家危机的困顿之中发展出新的自我意识。不同于曼古埃尔的《阅读史》，二位学者的研究立足于中国的阅读史研究，基于日记等史料，探究了西书与现代报刊在中国语境下为中国读书人所接受、学习的转向。

二、阅读史研究的新发展

阅读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进入中国学界以来，在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中的作用日益明显。近两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早期文献、民主革命时期的工人书报、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以及《新华日报》的阅读研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阅读史研究的主题为读者经由印刷品的阅读传播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的影响。陈金龙等认为，经典文献的阅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基础，也是阅读经典、阐释经典的过程。对此过程的研究需要结合历史研究法、话语分析法等进行；从对经典文献的阅读史的角度切入研究，也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及其历史规律的研究，从而拓展了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空间。[10]刘晓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工人群体的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接受研究》中认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工人群体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书报的阅读和党的教育，实现了阶级意识的觉醒，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研究聚焦于工人如何阅读与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及产生了何种政治效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书报的阅读帮助工人进行思想的启蒙和阶级觉悟的提升，引导工人群体在读报活动中参与到现代政治场域中来，形成了一种交流融汇的“共同体”。[11]

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具有极高的研究意义和价值，形成了我国党报的主要宣传模式。学界对于《解放日报》的研究较多地从报刊本身出发，如李丹以阅读史的视角回顾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对于党性和群众性关系的处理。董昊等人在《发行、阅读与编读互动：重庆〈新华日报〉的阅读史》一文中认为，在民主革命时期，读者的阅读是报刊宣传发挥作用的前提。对《新华日报》的组织参与、阅读争夺、编读互动等历史经验进行研究，为了解我党在当时如何进行宣传动员工作提供了一定意义上的参考。[12]操瑞青的《近代企业管理与日常生活中职员的报刊阅读——以浙江兴业银行为个案》则研究了现代大众的报刊阅读。

近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的设置也将视角拓展到阅读史的方向。如卞冬磊主持了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阅读公众的兴起：晚清报刊阅读史研究（1894—1911）”以及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近代报刊阅读史及其史料库建设（1815—1919）”。蒋建国则主持了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报刊阅读史》”，发表了《卢沟桥事变与读者读报反响》等项目成果。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传播话语体系变迁研究（1919—2018）”、2020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多卷本）”等项目，也多采用了阅读史的研究方法。

2013年，《毛泽东阅读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作者陈晋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该书通过研究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来展示他的精神世界、思想脉络。除了新闻传播学，还有党史学科的博士生毕业论文，也选用阅读史作为主要的视角或方法进行研究，如中共中央党校张新强2015年的博士论文——《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出版、流通与阅读（1927—1937）》等。期刊论文的学科分布也是多样的，如刘雨亭的《阅读与革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共马克思主义著作经典化的发生》发表于2019年第10期《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11月，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黄春平在复旦大学主办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论坛上发表了《新闻传播史的跨学科研究》的主题演讲，他提出当前新闻传播史的四个特点，也适用于对阅读史研究新发展的评价：“一、重视对跨学科的史学传统的传承，不断裂；二、保持对西方新兴学科的开放与接纳；三、注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引领；四、注重自主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史学科知识体系。”种种迹象显示，阅读史研究开始成为一个前沿、开放，同时又传承了中国史学传统的新型领域。

三、阅读史研究的新效用

（一）不只是文字阅读的研究

阅读史研究的阅读也并不只是文字的阅读。从阅读史研究的阅读文本上来说，除了书写、印刷等形式，还包括了图像、口语、图片、音乐等。阅读史研究文本的多样性，扩大了当代史料研究的范围。阅读史研究的是历史中的人的阅读实践，强调的是文本对于人的意义，那么它具体选择的研究对象则一般为读者在阅读中的角色、阅读方式、阅读习惯、不同阶层的文化互动关系等。探索该读者群体的社会心态以及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这为史学研究开拓了空间，也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13]

从阅读史的研究方法来说，作为一个跨越学科、跨越国界的研究领域，阅读史研究可结合的研究方法也有很多选择，这为研究提供了不同的思路，也可以探索在跨文化语境下学科建设的新路径。

从阅读史研究的阅读对象来说，其读者对象并不局限于精英阶层，平民阅读研究同样意义重大。过去，我国的阅读史研究受史料留存、地域范围、研究偏好等因素的影响较大，主要停留在对于精英阶层阅读史的研究；但是阅读史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也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思路和切口。

（二）更加丰富的历史认识

口述史是近年的前沿领域，适合抢救一些容易流逝的史料。口述历史具体指的是由访谈者通过笔录、录音以及录影等方式，对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进行收集和整理。[14]近年来，口述史在国际学术界受到广泛重视，因为学者们意识到，口述史在复原历史方面有着纸质材料无法代替的价值。就历史记录的广度而言，口述历史可以弥补对普通民众记录的档案和文献的不足。

在研究阅读史的过程中，当我们掌握了过去人们的档案和日记、回忆录等，了解的主要为与阅读有关的部分，以及阅读带来的一些直接影响，这依然是较为表面的部分。如果要继续深入进行研究就涉及人物心态的了解，因此心态史的研究也显得重要起来。比如关于阅读史研究的《古典心灵的现实转向——晚清报刊阅读史》一书，谈到传统士大夫在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过程中，通过“报人”的身份找到新的身份认同，这就涉及了儒学知识规范下的“古中国心态”与所谓的现代人心态之间的冲突与转变，通过读书人的阅读史研究探究了这种心态的转折。[15]

心态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较长时间里人的内心观念的变迁，主张从不同时代的人的不同心理中发现历史的综合影响。[16]心态史强调的是集体态度，主要强调心态的结构性、稳定性以及对个体的制约性，是群体共享的文化，不是个人态度或个人独有的观念，这是其明显区别于思想史之处。思想史关注的是成熟的、成体系的概念。心态史侧重于分析人们的无意识表达，因此如何发现人们的无意识表达或“集体无意识”便是心态史研究的一大难题。这种方法的独特性在于它处理史料时并不过多地受限于史料本身。[17]不过，心态史最突出的问题是过于强调心态的同质性，轻视甚至无视个体性和差异性。同时，大部分心态史研究都是研究群体心态。年鉴学派创立心态史，是为了呼吁史家要以历史主义的眼光看待过去，避免时代错置问题。费弗尔反复提醒读者，切不可用现代人的思维去揣度十六世纪的人，因为“他们的推理方式和他们对证据的要求，都迥异于我们”。

历史上对于阅读进行专门的记录其实并不多见，因此对于史料的搜集便成为阅读史研究的一个难点，同时上文提到的口述史也存在资料是否可靠的问题，那么影像史学则在一定程度上为阅读史补充了史料的同时，也为口述史提供了技术的支持。影像史通过录音、电影、电视、互联网等现代技术进行展示，极大地拓宽了史学的叙述范围，同时也使普通民众对历史的认识更加容易、方式更加丰富。[18]

四、阅读史研究的新面向

阅读史研究在学界的兴起和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新的面向。

第一，现代阅读史研究的新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各项事务百废待兴，报刊在内容、版式、发行方式、印刷方式、体制等较之以前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如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提出“人民需求”的办报理念，并进行了改版。[19]读者的阅读史首次打上了新时代的烙印。在整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刚刚经历了战争的中国，主要集中于马列理论著作、苏联文学以及中国“红色”题材内容的阅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出台，全社会呈现出阅读思考空前活跃的态势；无书可读的“文革”十年，渴求阅读的暗流也依然涌动；[20]恢复高考、中外名著开禁、市场经济的发展……每一个历史的节点，都会带来人们阅读上的新的体验，也反映着人们和社会在该历史阶段的生活状态和心态，这些都为阅读史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

第二，少数民族阅读史研究的新面向。作为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国家，我国的许多民族拥有自己的文字、习俗、历史，因而成就了各个民族独特的文化，在“大杂居，小聚居”的区域居住条件下，各民族读者由于自然地理位置、人员分布等因素形成了不同的阅读习惯。因此，研究少数民族阅读史对少数民族的历史可以起到补充作用，基于民族的视角来开展阅读史的研究，将会得到许多有意义的新发现。

第三，互联网阅读史研究的新面向。阅读史研究的范畴并不仅限于书籍的阅读，如今大家进行阅读、获取信息最多的渠道当属互联网，互联网的出现是对阅读方式的革新，誊写在纸上的文字跃然于网络，互联网承载的文本形式多种多样，网页、图片、视频、H5拓宽了人们获取资讯的方式，移动端的风靡乃至普及，再一次改变了人们对阅读的定义。时空上随时随地、选择上随心所欲，人们在阅读上收获了空前的自由，同时“碎片化”信息进入人们的视野，碎片化阅读一面填补着人们细碎的时间，一面也产生了对人们的阅读习惯造成不良影响的新问题。这种巨大冲击直接导致了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阅读心态。短短十几年时间给阅读带来的空前革命，为阅读史的研究提供了意义重大的新空间。

参考文献

[1]沈坚.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0（3）：207-208.

[2]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M].吴昌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Guglielmo Cavallo.Roger Chartier.“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J].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03.

[4]Martyn Lyons.“Reading Culture and Writing Practice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J].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8.

[5]蒋建国.十年内战时期的时局变动、新闻呈现与读者观感[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79.

[6]蒋建国.晚清书院读报活动与时务新知的传播.学术月刊[J].2017（4）：175.

[7]卞冬磊.从报刊史到报刊阅读史：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视角.国际新闻界[J].2015（1）：159-160.

[8]卞冬磊.中西映照的开始：晚清新闻纸阅读中的“社会比较”[J].编辑之友，2019（4）.

[9]蒋建国.晚清士人的西书阅读与意义之网——以日记史料为中心[J].中国社会科学，2022（5）.

[10]陈金龙，崔俊申.经典文献阅读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视域[J].现代哲学，2021（3）：50.

[11]刘晓伟.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工人群体的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接受研究[J].新闻界，20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