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融入并非农民工单方面的事情，要融入城市社会，一方面需要农民工自身的不懈努力，另一方面需要有关部门针对农民工的需求从就业、户籍管理、公共服务等多个方面入手提供有效的政策。要打破这种底层固化的状态，需要消解目前固化农民工的各种社会因素，为农民工打造通向中产阶层的渠道。

农民工群体在大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并进入了社会融入阶段。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流动后，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形成了我国社会特殊的阶层，他们流动的生命历程有诸多相似之处，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了阶层分化趋势。

一、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困境

农民工整体处于半融入状态。与城市市民相比，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工作大多处于次属劳动力市场中，劳动权益保障较差，失业风险偏大，社会保障也没有完全覆盖；生活方式上，他们保留着农村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这种习惯使得农民工流动到城市后处于与现代性城市文化较为疏离的状态，消费负担重，休闲上以放松式休闲为主；公民参与维度上，鉴于农民工在目前的城市户籍管理体制下城市身份和资格的问题仍然存在，在城市中仍然存在“外地”“农村”双重劣势，公共参与受到一定限制，与市民还有一定差距。农民工呈现阶层固化的趋势，在制度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共同作用下，被塑造成城市的“打工阶层”。

首先，由于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的影响，农民工通过就业向上流动的通道窄化，只能通过非正规就业以中小企业主的形式达到中产阶层。虽然农民工在职业上的选择越来越多，但从事待遇、福利机制较好的职业仍然难如登天。就业赋权偏低，劳动权益意识差，劳动权益保障机制薄弱，导致农民工群体与城市的心理距离加大，削弱了其融入城市的动力。

其次，户籍制度在农民工的阶层固化中扮演了重要作用，城市中心主义使户籍制度形成筛选机制。户籍制度虽然趋于瓦解，不再是人口地域流动上的障碍，对劳动力流动的制约也在减弱，但是由于制度惯性的作用，以及户籍制度在地方政府管理操作层面上的变形，仍然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作用，对农民工在社会地位上的流动显示出持续的效应，使农民工无法获得与城市市民同等的改善社会地位的机会。

最后，生活方式对农民工呈现劣势积累效应。农民工初期流动到城市的“出来挣钱，看世界”的动机逐渐被城市中新的生活体验替代，在城市中的生活境遇逐渐让他们更新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但是这个过程是充满曲折的。城市现代化生活方式在农民工和市民群体间进一步进行区隔，农民工在城市形成了一种亚生活方式生态圈——以生存性消费为主，城市生活必须消费项目负担过重，消费结构单一。工作上的超时挤压了休闲时间，导致农民工依赖放松型休闲以恢复劳动耗损，没有多余的时间用在发展型休闲和娱乐型休闲上，而后两者是习得城市生活方式、融入城市社会的关键因素。这种被动式的生活方式与城市的多姿多彩文化格格不入，形成区隔，强化了农民工的阶层固化，使他们疏离在城市之外，农民工的自我隔离阻碍了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二、打破底层固化状态，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

农民工半融入的状态如果没有得到有效化解，很可能会走印度、巴西等国家的老路，即“城市贫民窟”现象，形成以农民工为主、被城市主流社会隔离的底层社会。融入并非农民工单方面的事情，要融入城市社会，一方面需要农民工自身不懈努力，另一方面需要有关部门针对农民工的需求从就业、户籍管理、公共服务等多个方面入手提供有效的政策。要打破这种底层固化的状态，需要消解目前固化农民工的各种社会因素，为农民工打造通向中产阶层的渠道。

第一，完善职业发展体系，加强农民工培训，增加人力资本带动社会融入。完善职业发展体系，完善劳动力培训，帮助农民工从非技能、低技能向技能型劳动者转变，从单一的制造业、建筑业、低端服务业向多元产业拓展是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关键所在。创造向技术人员、高技术人员转化的认定与竞争机制，是促进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有效举措。

第二，引导和支持非正规就业，促进农民工获得社会经济地位。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多是小摊小贩的形式，在生活、心理层面上反而更容易融入到城市生活中。非正规工作中的流动摊贩、个体户与私营企业主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市民接触，让农民工多维度参与城市生活，也更容易与城市产生共鸣，认同自己作为大城市一员。城市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非正规就业的正向社会功能。鼓励和引导农民工通过创业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同时为城市居民生活提供多方面的服务。非正规就业在解决进城劳动力就业、促进经济发展、市场机制发育、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战略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合理的非正规就业应被纳入城市合法就业体系中，在城市管理上引导和鼓励农民工非正规就业，以创业带动就业，营造有利于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社会环境，增加非正规就业者获取培训等社会资源的机会。

第三，适当控制户籍限制，探索社会保障一体化体系。为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应加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统一化的改革，打破空间阻碍，以适应农民工的流动性。现在已有地区尝试建立社会保障信息一体化，在不同省份、不同城市之间统筹城乡社保基金，降低户籍的影响，同时，可探索建立社会保障信息共享机制，让不同地区的社会保障通过网络实现信息共享，解决城镇社保与农村社保对接，医保跨区转移和报销等问题。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有利于增进社会和谐发展，实现自由迁徙。

（作者系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本文是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基金项目《深圳学派建设丛书》《深圳改革创新丛书》的成果。）

（原标题《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须打破底层固化状态》）

编辑 许家宜 审读 吴剑林 二审 张雪松 三审 詹婉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