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闻新鉴 | 报人后代的职业特征与社会阶层的流动研究

□ 陈彤旭

本研究通过检索传记和相关新闻报道，查询中国著名报人的后代所从事的职业，对之进行新闻史与社会学的综合考察。报人后代主要从事的职业有学者、报人、从政等，影响职业选择的有时代因素、家庭因素和教育因素。报人后代由于时代因素和家庭影响，境遇有所不同——或者继承传媒事业，或者从事管理者精英职业，或者选择专业化精英的道路。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去存在的一定的精英阶层固化的现象被打破。

【关键词】报人后代职业社会阶层流动

2021—2022年，《大公报》名记者彭子冈之子徐城北、共产党报人瞿秋白之女瞿独伊、新闻教育家曹聚仁之子曹景行、名记者邓拓之女邓小岚等报人后代相继离世，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令人怀念。报人后代一般从事何种职业？与其父辈有何关联？其职业特征与社会阶层的流动话题，值得深入探究。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先列出中国著名报人的名录，然后检索传记和相关新闻报道，查询报人后代所从事的职业，通过丰富翔实的史料对报人后代的职业进行新闻史与社会学的综合考察，从而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发现。

一、报人后代主要从事的职业范围

中国传统的职业是“士、农、工、商”，报人作为新兴的现代职业不在此列。如果我们以类比的方法考量报人职业的社会阶层，其社会威望与“商”有相似之处——在古代社会被轻视，在现代社会职业声望得到提高；其经济权力接近于“工”——多数报人是领薪水的；其政治权力接近于“士”——报人可以先于普通民众获得政治领域的信息。

正是由于报人职业的多重阶层涵义，使得这个社会阶层的后代职业呈现多样化的特征。中国著名报人的后代都从事什么职业？除了新闻业，他们的选择包括政治、学术、艺术等多个领域的职业。其职业地位的获得，受到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的共同影响。

（一）学者

《申报》名编辑黎烈文曾留学法国，在结束了报人生涯后，到台湾大学任外文系教授直至去世。他对下一代的成功培养，与其留学经历和学者身份不无关系。其子黎念之在父亲的悉心栽培下考入台湾大学，攻读化学工程专业，后被父亲送到美国读书，成为著名化学家，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荣获国际化工界终身成就奖。

民国初年著名记者黄远生的长子黄席群继承了父亲的天赋，少年聪慧，过目成诵。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金陵大学攻读历史，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抗战爆发后，精通英语的黄席群为外国通讯社翻译稿件，后来又进入中央通讯社做记者。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大学教授、是著名翻译家。黄远生的次子和三子秉持科学救国的信念，留学德国，成为享誉学界的教授，次子黄席椿是无线电学专家，三子黄席棠是地球物理学家。

（二）报人

《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的家族是典型的报人世家。长子范苏苏近年来整理出版了《长江自有后来人》《范长江与青记》等书籍。次子范东升，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历任中宣部新闻局理论教育处副处长、中新社专稿部主任、《华声月报》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香港亚文公司副总经理、美国《侨报》社长兼编委会主任等职，曾任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长江的孙女范小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美国从事新闻记者工作。

当代传媒人的事业领域比父辈更广阔。当代传媒人的教育程度比父辈提高了，他们的职业轨迹也与父辈不同。著名报人成舍我北京大学毕业后创办了世界报系。女儿成嘉玲，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回中国台湾后任东吴大学商学院院长，世新大学董事长。幼女成露茜，夏威夷大学社会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终身教授；中国台湾报禁解除后回台，任《立报》社长，同时在世新大学从事新闻教育事业，兼报人和学者。

民国著名记者、作家曹聚仁之子曹景行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美国经济，后应聘做《亚洲周刊》撰述员，几年后成为副总编，之后兼任《明报》主笔，写社论和评论。后转行电视，出任香港传讯电视中天新闻频道总编辑。1998年加入凤凰卫视，曾任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兼言论部总监。[1]

报人的女婿继承岳父的事业，也是报人世家中的一个现象。著名报人、武侠作家金庸的女婿赵国安很有才气，先后在香港商业电台、《明报晚报》任记者、副总编辑。《循环日报》创办人王韬的女婿钱昕伯是《申报》主笔。邵飘萍的女婿郭根是著名报人。

著名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先生是老报人的女婿。新中国初期，方汉奇在上海新闻图书馆工作，踏实，坐得住。老报人黄寄萍很欣赏他，托人介绍，把女儿黄晓芙介绍给方汉奇。在报人的环境中，相互欣赏，进而成为一家人。[2]

（三）从政

报人的工作环境中，报纸多，接触时事政治多，这使后代耳濡目染，培养了家国情怀，报人的后代关心政治或选择从政不能说与家庭影响没有关系。著名报人邹韬奋的儿子邹家华（原名邹嘉骅）赴苏留学，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另一个儿子邹竞蒙曾任国家气象局局长。邹韬奋在四十多岁就因耳癌病故，临终将儿子托付给共产党。周恩来总理对邹韬奋的孩子很关照，送到苏联留学，后来邹家华成长为国务院副总理。

（四）经商

《申报》老板史量才1930年代被枪杀于沪杭公路。惨案发生时，史量才唯一的儿子史咏赓也在现场，侥幸逃脱。史咏赓的人生轨迹和父亲史量才的事业、境遇是分不开的。史量才被暗杀后，史咏赓继承了《申报》，后赴美经商。

二、影响报人后代职业的时代因素

“现在学术界主流的看法，是倾向于把‘职业’看作包含了各种经济社会资源占有和使用信息的标准。”[3]把“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在有关阶层的文献中，有一个普遍的共识，职业是最好的衡量整体阶层地位的单一指标。[4]

报人的后代通过职业途径的社会流动的过程，折射出时代变迁带来的影响。由于新闻业与政治联系紧密，一些报人后代会受到父辈的牵连。

《大公报》总编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作者王芸生的几个子女，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参军，但受累于家庭，入党很困难。尽管政治上受到歧视，他们学有所成，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长子王芝光（王磊）是颇负盛名的结构力学教授。长女王芝芙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级编辑。次子王芝秋是哈尔滨工程大学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期，一个人如果仅仅受过高等教育而不是党员，那么就只能成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不是党员，意味着不可能成为管理者精英。管理者精英与专业化精英，是两条泾渭分明的职业道路。管理者精英需要有高学历与良好的政治素质，专业化精英需要有学历但不需要政治资本。[5]

民营报纸的报人，其后代显然不具有政治资本。而他们自身，也宁愿成为专业化精英。《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不愿意儿女成为文人，小儿子王芝琛从小就喜欢文史，本打算考大学的文科，王芸生就坚决反对。

报人代际的社会流动，与这个群体对社会精英的认同和对社会责任的期许有关。救国之路有许多条，包括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报人自己选择了报业救国、文章救国，但并不愿意让子女也走上这条路。[6]《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的儿子胡德生也曾回忆，父亲不许子承父业。胡德生之兄胡济生是农业科学工作者。中学毕业时，胡政之不愿让他学社会科学，说：“农业工作接触大自然，而且少有政治和社会的干扰，何乐不为？”[7]

报人后代为何远离报业？传媒体制的原因是很重要的因素。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私营报业纳入党报体制，随着报社产权的变化，报业资本家群体子承父业的传统渠道消失了。另外，特定时代社会环境中的对报界知识分子的影响，也是导致报人不愿下一代从事报业的原因之一。如中宣部原部长陆定一，其子女无一从事新闻事业。其子陆德和陆健健都是学者，其女陆瑞君从事广告业。陈布雷是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也是著名报人，后代也没有从事新闻业。其女陈琏曾任团中央少年儿童部部长，其子陈迟是农学专家。

《大公报》著名女记者彭子冈的儿子徐城北是一位学者，也是一名喜欢给报纸投稿的热心读者。徐城北曾撰文《我是〈大公报〉的孩子》。他的父母都是《大公报》的一代名记者，父亲徐盈以经济通讯闻名，母亲彭子冈的人物通讯很有影响。徐城北深受《大公报》报馆文化的影响，少年时代的理想就是当记者，整风反右时均被父母牵连，只能放弃从事新闻业的念头。[8]“文革”结束后，徐城北调入中国京剧院，研究京剧文化方面颇有成就。

随着中国社会阶层的变迁，影响职业的因素在发生变化。中国的“报二代”“报三代”是出于兴趣。一些报人的后代成为电视人。如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曹景行的父亲是著名报人、新闻教育家曹聚仁。报人之女董卿、王小丫选择了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职业。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王小丫的父亲是四川《凉山日报》总编辑。中央电视台文艺节目主持人董卿的父亲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任《嘉兴日报》副总编。根据董卿的自述，在她年少时，父亲要求她背诵古诗词，为她在《朗读者》中的表现打下了基础。知识型的主持人是大众对董卿的评价和美誉，与她父亲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报人的后代依旧选择从事传媒业，他/她们要面对其他行业的诱惑和来自外界的质疑。如章士钊曾是《苏报》的主笔，主编过《甲寅》杂志，他的外孙女洪晃曾担任外企首席代表，是20世纪80年代第一批在外企工作的中国人。洪晃引进了美国最受欢迎的青少年杂志《十七岁》的中文版，创办了《世界都市I Look》，任中国互动媒体集团总裁。洪晃曾撰文说，有不少人不理解她从事传媒业。要么从商，要么从政，要么从事学术，相对于这些选择，传媒业的职业声望和商业利润都不是那么理想。

随着市场转型，传媒业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在竞争性的社会流动中，更多的有志者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也纷纷进入这一行业。[9]不是报人后代，也可以成为传媒精英，这是社会流动进步的结果。

三、影响报人后代职业的家庭因素

“我们生活的社会，实际上也是由各种社会圈子构成。”[10]同一社会阶层的人，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东西，如共同的经济社会地位、共同的利益需求、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行为取向或共同的消费品位等。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受其生活圈子的影响明显。

瞿秋白的女儿选择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1950年和丈夫李何一起到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1978年后在新华社国际部俄文组工作。

著名报人邓季惺、陈铭德的儿子吴敬琏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和两个姐姐是在报纸堆里长大的，小时候清晨一起床就往大人的卧室里跑，看到的便是铺满一床的报纸，大人和小孩一起依偎在床上看报纸。报人的孩子们和父母一样关心时事，吴敬琏在10岁的时候还写出了《论百团大战》这样的时事评论。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很少聊家常，却总是谈时事。吴敬琏是我国的经济学家中最早使用电脑的，他说这是受父母的影响：“因为父母都是新闻记者出身的，记者有一种很好的素质，就是对新的事物的敏感性”。[11]

许多报人的后代没有从事新闻业，但也不能说父辈的事业和志趣对他们的后代没有影响。报人的兴趣爱好往往丰富多样，因此深深影响到下一代。如《时报》摄影记者郎静山家族既是摄影世家，又是音乐世家。郎静山是一个音乐迷，喜爱西洋音乐，家中备有留声机，每天晚上在冲洗相片之余，总要播放几张唱片。父亲的爱好使女儿郎毓秀和郎毓贤从小受到西洋音乐的熏陶。她们在留声机旁耳濡目染，自幼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长大后都成为优秀的音乐家。

有些报人后代虽未从事新闻业，但尊重父辈的事业，从事写作，以示纪念。如邹韬奋之女邹嘉骊编有《韬奋著译系年目录》《韬奋年谱》《忆韬奋》和“走近韬奋”丛书。著名报人林白水之女林慰君著有《我的父亲林白水》一书，她还捐资老家福建闽侯县修建了“林白水纪念堂”。王芸生之子王芝琛退休后专门从事《大公报》史研究，出版了《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一代报人王芸生》《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等著作。这些报人后代的著作可为新闻史研究提供资源。需要注意的是，报人后代接受访问以及报人后代从事的新闻史著述难免为先人避讳，这些是研究者需要留意及辨析的。

四、影响报人后代职业的教育因素

新闻业视野相对开阔，报人后代的教育和择业往往容易受到父辈的积极影响。

《大公报》创办人之一英敛之，英家五代——英敛之、英千里、英若诚、英达、英如镝都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贡献。英敛之十分重视后代学习西方文化，其子英千里12岁出国留学，后来成为教育家、学者，曾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和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司长，与钱钟书并称“中国人英语最好的两位”。[12]英千里之子英若诚，北京人艺表演艺术家、著名翻译家、前文化部副部长。英千里的女儿英若娴在美国从事物理学研究。英若诚之子英达从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毕业后到美国学习戏剧专业，是中国情景喜剧的代表人物。英达的姐姐英小乐是旅美画家。英达之子英如镝在美国从事冰球运动，最近加入中国冰球队，参加了2022年的冬奥会。冰球装备和教练员费用都很贵。培养一个冰球运动员，需要长期在国外生活，花费千万，这是经济实力一般的家庭不可能承受的。

报人本身是知识分子，一般受过很好的教育，喜爱读书，自然也重视子女教育，故报人后代成为学者的很多。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叶文心教授的父亲是曾就职于“中央通讯社”的国民党报人叶明勋。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家、著名报人章太炎之孙章念驰是著名的台湾问题专家。《燕山夜话》的作者、前《人民日报》社长邓拓与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丁一岚的女儿邓小虹是医学专家。

邓拓之女邓小岚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就职于北京市公安局科技处。退休之后到山区支教，她悉心教导的河北阜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演唱。邓小岚还担任《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会长。[13]《晋察冀日报》正是她父亲邓拓曾工作过的地方。

研究表明，不同社会时期展现出类似的代际流动和职业迁变，其中教育是唯一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报人的子女往往能获得较为优良的教育，而较高的教育又意味着较多有职业与阶层流动的机会。

社会学家李强认为，在21世纪，中国的总体代际流动率还是比较高的。代际流动率高是好事情，因为高流动率意味着社会具有活力，意味着让更多的人具有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地位上升的机会。

五、结语

通过考察与研究发现，报人后代的职业与所处社会阶层虽然一直处于变迁当中，但普遍呈现出精英化的特征。在报业发展的早期时代，还出现一种报人世家或者说传媒世家，这曾是我国报人后代的职业与阶层不同于一般社会家庭子弟的一个特殊现象，这对于更好地传承报业文化、办报艺术以及积淀报业传统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报人后代开始出现从以血缘和家庭因素到以教育为主要因素的流动变迁，过去存在的一定的精英阶层固化现象被打破，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

参考文献

[1]媒体人曹景行去世，享年75岁[N].澎湃新闻，2022-02-11.

[2]刘泱育.治学与治己：方汉奇学术之路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45.

[3]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8.

[4]史蒂文·瓦戈.社会变迁[M]，王晓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7.

[5]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63.

[6]郭镇之.林白水命运的历史审视[J].国际新闻界，2007（2）：72-75.

[7]胡济生，黄敏.回忆父亲[M]//王瑾,胡玫.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184—185.

[8]徐城北.直上三楼[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9]刘欣.英才之路: 通往转型社会二元精英地位的双重路径[J].社会学研究，2021（4）：159-181.

[10]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0.

[11]吴志菲，余玮.吴敬琏的人生故事[J].决策与信息，2002（8）：4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