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明

【关键词】忧患意识   经济报道   近现代化

今年，是中国近代办报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大的报纸——申报创刊150周年。

申报见证、记录晚清以来中国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从1872年4月30日创刊到1949年5月27日停刊，前后历时77年，共出版25600号。它较为全面地记载了国内外重大事件，政治、经济、科学、教育、文化，无所不包，被史学界誉为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著名学者胡道静曾说，申报在中国“最早鼓吹现代化”。本文着重对申报在经济报道方面的突破，在开启民智，宣传引进近现代事业、发展民族经济方面的贡献，进行介绍。

一、在历史巨变中发展起以申报为代表的近代经济报道

近代中国新闻事业是个舶来品。中国最早出现的近代中文报纸是由外国人创办、聘请中国人做主笔的。

在当时的中国报界，没有一套完整的报刊体系来适应新闻发展需要，所以，报刊的形态、内容，都是从中国古典文献中借鉴、套用，并与外国近代报纸相结合，形成一种中西兼有、古近代相融合的报道体系。中国近代报刊中的经济报道，也是循着国外新闻的路径，在中国本土化实践中不断发展起来的。

1.近代经济新闻在申报的发展演变

十九世纪初的中国，民智未开，经济落后，低下的生产力严重制约着新闻事业的发展。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那时的新闻报道非常粗糙，就经济报道而言，它最初只是杂糅在宗教教义的宣扬和近代科学知识的传播中，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内容和形式。

从1858年《中外新报》创刊到1872年申报问世，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商业报刊，报刊的内容和性质也逐渐由以宗教教义为主的宣扬，被“利便货迁”“行销货物”的商业内容所代替，中国近代经济新闻报道也渐渐出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鸦片战争后，洋货大批涌入，中国被要求开放商品市场，以利于列强资本在中国发展。作为反映当时经济生活的报刊，申报顺应了那个时代的需要。

诞生于上海的申报，在其创刊不久的第七号上，便刊登了一则比较成形的经济新闻：

这则消息有标题、有导语，新闻要素比较齐全，且插入了新闻背景，并对即将发生的事情进行预告，与今天的动态经济新闻已很相像。

除了早期报道经济的消息、论说、电讯外，以申报为代表的近代中国报刊，在随后几十年间，还相继出现经济特写、经济通讯、经济调查、经济“深度报道”，以及经济专栏、经济副刊等，中国近代经济新闻报道进入成熟发展时期。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在这一历史急剧动荡时期，中国除原有的封建经济外，又有了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 [1]伴随着“新经济”的出现，在历史风云变幻中产生、发展起来的近代新闻，包括经济新闻，已构成近代社会文化领域的重要部分，它映射出了近代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的轨迹。

2.以论说为主阵地，表达急切发展近现代事业的鲜明观点

中国近代报纸从文体发展上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说教、传闻阶段；（2）言论阶段；（3）言论、消息阶段。

第一阶段因近代新闻处于发轫时期，所载多为宗教教义、传闻等。第二阶段是言论阶段，大致从申报创立到甲午战争时期。这个时期，因电讯尚未普及， “交通未便，常识未周，所见所闻，乃多胸臆之私测，而往往离于事理之真，转令甄录者易致迷误”[2]，再加上当时社会动荡，经济崩溃，矛盾激化，国家民族面临危亡的威胁，许多问题摆在人们面前，促人思考，催人选择，遂出现了报纸重论说、轻新闻的现象。从申报前一百期版面统计看，当时言论所占版面要大于消息（包括译报、自采）。随着电报的普及和人们对动态时事的关注，消息在报上的比例也有较大增长，于是出现言论、消息并重的阶段。

申报非常重视言论的作用，在其创刊后的第二号，就刊出了第一篇经济论说——《建议铁路引》。该文沿用中国古典论说文的手法，开头以排比句式说明“上海一邑，实为中华一大名区”，交通地理位置重要，商贾云集，“无物不至，无美不臻”；接着把上海与泰西各国（指西方各国）对比，道出上海交通不畅，与近代大都市很不相称；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修铁路，从而顺理成章地提出该文的中心论点；最后谈修铁路的资金、办法及展望修路后的作用等。这篇经济论说把事实和道理结合起来写，有论点、有论据，论证也较充分，读来令人信服。

紧接着，申报相继刊发一系列与经济相关的论说：

中国近代报刊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它一旦进入发展时期，就和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不论党派、集团报纸，还是商业报纸，都把言论放在重要位置，任用聘请一批才思敏捷、热衷时事的政治家主持笔政，“政治家办报”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尤其在甲午战后，人民痛感亡国灭种的危险，围绕救亡图存，各种政治力量纷纷登台亮相，提出自己的纲领、主张，利用报刊向国人宣传。言论作为最直接的宣传方式，无疑为各报所重视。

以申报为代表的经济言论，始终占据经济报道的主导地位，处绝对优势。读者往往可以通过这些经济言论，窥见经济问题的趋势、舆论所向，以及各派别各阶层人士的意见。申报刊发的有关甲午战后中国经济问题的出路，维新运动中振兴民族经济问题，以及后来的抵制美约，收回利权，反对借款，抵制美、英、日货，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等等，一系列经济言论，成为当时报刊的主要声音，在舆论上形成强大的力量。

二、倡导发展现代工业，鼓吹民富国强——申报早期经济新闻的主旋律

十八世纪，在清王朝极力强化、维护封建制度的时候，欧美却向这种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制度发起猛烈冲击。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确立后，为尽快实现工业化提供了条件。

而此时，中国仍以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尽管简单的商品经济已经出现，某些行业已有了若干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但中国当时尚不知蒸汽机为何物，也没有一家采用机器生产的工厂。在我国，采用机器生产的历史比英国落后约100年。

当中国人觉悟到要采用西方先进的机器发展生产时，西方列强却打上门来，拼命阻挠破坏，不允许中国走西方那样由积累资本、扩大生产到采用机器，迅速转化到资本主义大工厂生产的道路，只希望中国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地。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曾直言不讳地说：“机器（向中国）出口，恐非西国之福。”英国人认为：“中国多织一匹（布），即我国少销一匹。销路既阻，出货必减，将来船行受亏，姑置不论；我国所有各厂，不久将停闭，致工人无处营生也。”[3]他们仇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极力阻止中国走上近代化工业的道路。同时，中国封建势力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阻碍也十分严重，顽固派为了反对修铁路开矿山，搬出了各种十分荒诞的理由：修路开矿会破坏风水，惊动祖宗，“民间车马及往来行人”会因此拥挤在一起碰死，等等。

中国资本主义近现代事业一产生，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申报创刊后连篇累牍地倡言发展中国近现代事业。内容大致归纳如下：

1.鼓励开发矿藏、制造轮船

开矿和造船早在申报创刊不久就进行过呼吁。1874年4月20日又刊出题为《试行开矿论》，指出：“上年李相（李鸿章）曾有在金陵试行开矿之议，是役也，众商人闻之，无不称善，皆以为法良意美，在所必行，不意迁延至今，已有一载，此举尚属未行。据说，因该地居民，认为将使风水受损，请求停止开发，故暂寝此意，如此举措，不知天下利国便民之举及强兵富国之图，莫大于开矿之一事也。”随即再刊出《论煤》，指出：“在英国能知煤矿之利故而能获其益，故能富强。吾甚惜中国以有用之物，而置于无用之地。或因恐民人滋事，或因妨碍该处风水而停止，岂不大可惜哉！”

1873年12月7日申报在《制造局轮船六号轮告竣》中，勉励华人用心制造，当胜过西人，并指出中国若能多开煤铁矿，数十年后，其富强能胜泰西各国。

开矿、造船是西方工业革命的先导，申报极力鼓吹开矿、造船，就是要将中国引导到近现代工业化道路上，强兵富国，不逊于泰西，不再受人钳制。

2.呼吁兴建铁路

如前所述，申报创刊第二号就建议在中国修建铁路，并在以后的数期中连续刊登《造铁路告白》，不遗余力宣传修铁路、通火车。

申报创立时，正值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口至上海铁路拟由英国人出资兴建。1874年2月，吴淞至上海铁路动工，申报在2月20日发表《吴淞口建造火车铁路以达上海说》的时评，指出：“火轮车铁路一事，前经西人屡劝频催早欲中国创设，乃至今日，而各通商口岸，皆未见从事此项建设。昔英商奏集银两，欲购置火轮及铁路献与中国，而中国朝廷仍退辞勿受。”此段铁路动工后不久，即有中国官民加以反对；申报随即刊出题为《论铁路事》的时评，多方解说铁路之利；后来，又闻中国政府拟收买该铁路而拆毁之，申报于1877年8月27日，以加二版的位置刊出《论铁路有益于中国》：“吴淞铁路之将归中国也，期已在近。中西各人揣其后果如何，各不一致。各位留意于此者，非谓有爱于此段铁路也，设如不幸而当道认为此铁路系西人所造，谓为不顾中国朝廷之体统而生轇轕，不得不示其国威而伸其自主之权，则此铁路危矣。”该文以这段铁路修建后的功绩，说明朝廷“欲毁铁路之愚见，定被各发达国家视为退后者也”。

当时申报虽然一再论述铁路之利，极力劝阻不要拆毁铁路，怎奈朝廷不听劝告，宁不惜重金，由官府出资28.5万两白银，将该路买回，并于1877年底拆掉铁轨，连同机车运到台湾，弃置海滩，任其锈蚀。

申报虽然未能阻止清廷拆铁路的愚蠢行为，但其阐述的道理已为一部分人所接受，终于在19年之后，清政府正式成立“国营铁路公司”，20年之后，淞沪铁路由中国政府重建；中国民间亦在各地筹设商办铁路。铁路，从此得以在中国兴起。

申报一方面反映了外国商人、资本家希图在中国推销商品，掠夺原料，加紧资本输出的愿望和要求；但另一方面又起了开化人的思想，开阔人们视野的作用。

3.提倡商办实业

申报创刊在洋务运动发展时期，是宣传洋务运动的最好工具。在宣传学习西方以自强、自富的思想并付诸实践时，申报于1881年6月17日发表《论详求西学》，第一次提出学西人制造事业官办不如商办的观点。

文中指出：“近来中国制造各物，亦既有年。而卒无可以胜于西人之处，其何故哉？盖由官办而非商办之故也。西人制造之事，皆由商办。如制一物，可以合用，则官给以执照，而任其销售。于是利之所在，人皆趋之。且各出其心思财力，以求胜于前物。因而心花怒放，智虑益浚而益开，制作愈工而愈巧。中国则归官办，西人出一物，华人亦仿造一物，假令所仿之物与西人之物不差累黍，亦终系拾人牙慧；且制器者亦但求与西制器相仿佛便足告无罪，而心愿以足。又孰肯过费心力，以求胜于西制哉！即督办之官，亦但求是物与西所制，不相上下，则以为职可以谢，又何暇再为深虑而欲高于西人哉。此中国之所以不能过于西人之实在情形也。若不归官办而归商办，则商人既以制器必精，可得善价。而工匠等亦或独自运用其技能制造，使美者益求其美，精者益求其精。各逞心思，各竭才力，因而运驾于西人之上，当不难矣！”

洋务派操纵的一批近代化企业，绝大部分经营情况糟糕。其中有资金周转困难的原因，但大多是官僚们对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盲目无知、任意设厂、冗员杂沓、贪污中饱所致。如当时的汉阳铁厂，厂址选在低洼受淹、远离原料燃料的汉阳大别山下，为的是张之洞能“与省城对岸，可以时常前往督察”，结果耗费580多万两白银，而无收获。

另外，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制造业，并不是为了发展一般私人资本主义，而是在经营上实行垄断，排斥商人资本投资新式工业。如李鸿章创办上海织布局时就规定“10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

申报大胆提出“官办”不如“商办”，已意识到“官办”的弊端，提倡发展私人资本企业，这在当时是非常有眼光的。

4.倡导开设邮政、银行

邮政、银行是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事业，但在100多年前的旧中国，却只有在租界上西方人主办的邮政事业和通商口岸外国人的银行。申报于1885年9月发表《中国无书信馆之可惜》，极力伸张中国办理邮政之利，并对上海《字林西报》著文反对中国将自设邮局的消息予以反驳。

申报于1886年9月发表题为《驳阻挠中国自办邮政》一文，说：“中国将设邮政局，此举如果得以成功，则中国之权利从此又增一大宗，是可喜之事。孰意字林西报乃于五日登有西人一信，其意独不谓然，其大意谓：‘中国人皆无一可恃者，若以信交彼，安知无私拆等弊。’所云直是一片丑诋。岂以为华人不知西例相欺乎。天下之事，公是公非，当听之公论。不得以一人私见，遂谓足以钳天下之口。”驳斥了字林西报诬说中国人不能办邮政的谬论，并在舆论上支持了当时中国政府接办邮政的行动。

银行也是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企业，但在我国，1887年前尚付阙如。申报获悉中国拟开设银行的消息后，即于1887年8月发表《喜闻中国将开设银行消息书后》，指出：“中国开银行，……窃愿中国之人因此而各发天良，除其积习，弗使他国讥笑我中国，则所得裨益，岂只银行一端也哉！”借开办银行一事，指出当时清政府官吏的腐败，主张应乘开银行之机，学习他人长处，改进不良风气。

申报强国富民的现代意识渗透于一系列经济报道中，其表现就是倡言中国兴办近现代化事业，发展资本主义。但是，申报在不同时期，其宣传报道所持态度也有很大差别，有时甚至于出现违背时代的论调。

三、宣扬救亡图存壮大民族经济，申报表现出顽强的斗争精神

作为中国较早出现的近代报纸，申报在其创刊后的几十年间，不遗余力宣扬发展中国近现代化事业，尤其在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报道中，与晚清朝廷、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时有冲突；与此同时，为高举发展民族企业的大旗，还与同时代的报刊像字林西报、汇报等进行过多次舆论战。

申报的斗争精神，自1912年史良才接手后，更加突出。“九一八”事变后，尤其“七七事变”后的申报经济报道，已紧紧围绕全民族抗战，宣传发展壮大中国经济，增强国力，对敌作战。

抗战时期的申报，数度停刊复刊，虽历经波折，但顽强的战斗精神丝毫不减。

1.公开征求发展民族经济的方案策略

1931年9月至1932年1月，申报开辟《读者通讯》专栏，就抗日问题与读者展开互动，从有关经济问题方面的互动中，反映出申报一直秉持的积极发展民族经济的报道倾向。

在抵制日货运动中，申报刊发的读者来信除号召消费者拒用日货外，还大力宣传国货，为发展国货生产献计献策，并为之提供实在的意见，从而增加国力，增强抗击日本的力量。指出：“抵制日货，必须同时提倡制造国货。来讯有切切实实，报告制造国货现况，或提出制造国货计划，足使企业家见之，加以考量而进行者，最受欢迎。”

在1933年到1935年的“国货年”运动报道中，申报仅在《国货周刊》的三个栏目中，就刊发评论性经济报道逾百篇，围绕国货的产销和国民的消费观念进行讨论，从反思国货的角度出发，研究国货运动中出现的最新问题，为民族工业发展提出建议。1935年3月28日刊发黄炎培的《怎样救济工商业？》一文，指出了工商业发展的几大建议，比如注重经营策略和计划，联合全国工商业建立组织等。[4]

2、申报视野下的对日经济斗争

1934年史量才遇害后，他的斗争精神依然延续下来。从“七七事变”到“八一三”抗战，是申报非常活跃的时期。申报一方面揭露日军的暴行，歌颂抗战军民的英勇行为，同时加紧开展实业抗战实业救国的宣传，

1937年7月底到1940年9月，天津电话局职工在国共两党地下党员的组织和支持下，开展了一场拒绝交出天津租界内电话局控制权和电话通信权的斗争。申报对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及爱国职员的抗日事迹，进行了长期连续报道，像《侵华日军觊觎及攫取等卑劣行径》《“抗交”原委》《津敌仍在图谋攫取电话局》等，[5] 1938年4月11日汉口版刊发消息《津电话局，敌伪仍压迫破坏，张子奇艰苦维持》，指出“津电话局在敌伪用尽卑鄙手段压迫之下，仍在困苦之中奋斗。……所有职员一致表示，愿在张子奇局长领导之下，维护国权到底，绝不屈服，誓与电话局共存亡。”

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申报歌颂了抗战军民的英勇行为，号召民众“我们要以所有的资力物力财力贡献于国家”。11月，上海沦陷后，申报拒绝日军的所谓检查，于12月15日被迫停刊。第二年1月和3月分别在汉口和香港出版。期间，刊发大量经济报道，揭露日本侵略者进行经济破坏和掠夺的新动向。1938年1月16日，申报在社评《敌人的财力》中，揭露敌人为补救国内财力之不足，采取以战养战的方针，控制和掠夺中国经济的企图；6月1日又刊发社评《敌开发我国经济的梦想》，对日本经济侵略阴谋作了详细解剖。

3.开设经济报道专栏，讨论创建抗战经济体制

“七七事变”后申报的经济宣传，除报道工商经济活动新闻外，还设有《经济专刊》《国贸专刊》《汽车专刊》《商业新闻》等专栏，并在《专论》栏内同时刊发论述经济问题的文章。

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原副所长马光仁，在《抗战时期的〈申报〉》一文中，详细总结了这一时期经济报道专栏的宣传内容：（1）从理论上分析中日双方的经济基础，提出中国抗战应坚持持久战方针。如1938年10月1日，刊登周宪文的《中日经济基础与抗战前途》，指出当今的战争“决非只是武器的比赛，乃是交战国整个人力物力的决斗”。在具体比较了中日两国的经济情况后说，“由中日两国的经济基础看来，抗战的前途，了如观火，我们应大彻大悟，不怕牺牲，再接再厉，决心持久，尽全国的人力与物力，来争取最后的胜利。”（2）讨论如何建立抗战经济体制，以适合全面抗战的新形势。其中包括如何有计划、有步骤地把沿海地区的工业迁入内地；如何加强内地的交通建设和管理；如何开发内地金融，建成适合抗战需要的金融体制；如何实施战时对粮食的“通盘调节”；如何统制对外贸易以及对日经济政策等重大经济问题。（3）报道经济战线上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情况，揭露敌人在经济战线上的侵略阴谋。如《奸商利令智昏，售粮资敌》《杂粮业严密侦查售粮资敌》《对日经济绝交会，拟定日货登记办法》等。

在申报刊行的77年间，正是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它在早期有以商业为主逐利的一面，涉及中英利益的时候，就站在英人的立场；甚至在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被日军控制后，沦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舆论工具。但从整体发展看，鼓吹现代意识，传播近代科学文化，倡言发展资本主义，壮大近代民族工业，疾呼救亡图存，构成了申报近代经济新闻的主导方面，对中国近现代事业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作者赵明系深圳报业集团深圳特区报主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