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俊钦

【关键词】《晨报》副刊   马克思   媒介形象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所组成的理论体系。因此，学者们研究其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时，主要关注的是这些理论、观点和方法的传播，而对于马克思个人在中国的被认知情况则较少留意。这一方面是由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体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早期传播活动“内容主要引自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以及欧美、日本的报刊”，[1]本身就对马克思个人着墨甚少的客观实际。但是，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学说体系，这一特点使得在引入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时无法对马克思其人略而不谈。

同时，“马克思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情感品格，汲取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智识品格，以及超越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实践批判、 艰苦探索和忘我牺牲的精神品格，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创立的人格条件”，[2]这意味着在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需要对马克思本人的具体情况有一定了解，才能更好地接受和学习马克思主义。

为此，本文以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华早期传播的重要媒介《晨报》副刊在五四运动前后所发表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和《西洋之社会运动者（其七马克思）》两篇具体介绍马克思个人情况的文本作为研究对象，以文本分析的方法考察其所书写的马克思媒介形象，并探析其对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作用。

一、《晨报》副刊与马克思其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首次被介绍到中国的时间，要追溯到五四运动爆发的二十年前。“1899 年 2 月，《万国公报》第 121 期刊载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是迄今所知中文报刊对马克思及其言论的最早介绍。”[3]然而，此后一段时期中文出版物上对马克思的介绍多是简要且概括式的，即使是在那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专门作品当中，对马克思的描述也高度关联于其理论。这就导致了马克思其人在中国长期处于一种零散片面的形象，不利于对马克思的深入认识。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比较系统的广泛传播，而这种广泛传播的实现毫无疑问需要依靠大众媒介。“五四运动后的半年内, 一定程度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报刊达到200多种”，[4]其中，《晨报》副刊作为民国“四大副刊”之一，“曾发表了许多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着重大的作用。”[5]自1919年2月7日《晨报》第7版（即副刊）改组之后，《晨报》副刊便“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组织、有系统传播的最重要的阵地之一”。[6]

《晨报》于1919年4月1日起连载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首次专文介绍马克思本人。此后，马克思又出现在了《劳农政府治下之俄国（五）》《日本之马克思研究热》《社会改造及其运动之二潮流》等叙述性文章以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原著 劳动与资本》和《柯祖基原著马氏资本论释义》等理论性译文当中，但这些文章中的马克思大多仅限于被提及。直到1919年8月21日，《西洋之社会运动者（其七马克思）》的连载才使得《晨报》上又出现了对马克思的长篇专门介绍，而这也是马克思的生平最后一次以专文的形式出现在《晨报》上。

由此，《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和《西洋之社会运动者（其七马克思）》成为当时在国内发行的日报当中较早的以长篇幅相对完整地介绍马克思生平的两篇文章，它们对马克思的一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包括他的家庭背景、所处时代、人生阅历、学术生涯乃至于离开人世等信息都见诸其中，是彼时十分难得的有关马克思个人生平的中文材料。

在当时，“创办报刊杂志、建立研究会等组织是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形式”，[7]而这些报刊杂志当中，又基本都以周刊、半月刊、月刊的间隔出版，在风云激荡的五四时期不免显得出版周期过长。反观《晨报》，其作为一张具有很大社会影响的日报不仅在出版方面较《新青年》等刊物要快，就连发行也要便利许多。《晨报》副刊作为其第7版，自然也拥有了这些优势。虽然历史上《晨报》并非每日皆有第7版，但在本文所关注的这一时期里，该报没有副刊内容的期数屈指可数，影响几可不计。

综上，选择前文所提《晨报》副刊上的两篇文章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是因为它们对马克思本人的介绍更加周详，能够代表时人对马克思的了解情况，同时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在华早期传播的历史实际的选择。

二、《晨报》副刊对马克思的媒介形象建构

《晨报》副刊上详细叙述马克思生平的两篇文章中，陈溥贤以“渊泉”为笔名发表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刊载于五四运动爆发之前；陈筑山以“筑山醉翁”译就的《西洋之社会运动者（其七马克思）》则发表于五四运动爆发后。一前一后，通过对马克思三个方面的书写，共同构成了五四前后《晨报》副刊中的马克思媒介形象。

（一）苦难行者：命途多舛的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广泛传播时期后，来自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使得先进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劳动者的重视不断加深。在过去的中国，无产阶级同时遭受着来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生活的困苦与艰辛是今人难以想象的。《晨报》副刊在对马克思的媒介形象书写中突破了以往单纯将马克思与学理联系起来的介绍方式，以大量的篇幅描绘了马克思一生中所面对的种种困难，书写了“贤哲”与“学人”之外命途多舛的马克思，从生活经历方面引起国人共鸣，建构起有关马克思“苦难行者”的媒介形象。

《晨报》副刊叙述马克思的苦难，是从他四处漂泊的经历说起的。“方一八四三年时马氏仅二十五岁青年。因受祖国德意志政府之压迫。乃偕其新婚爱妻（历史详后）亡命巴黎。居法两载。为法相基左所驱。遁而之比。在比三载。又被驱而至法。居容于法。”[8]寥寥数十字，便将马克思数年间在西欧三国之间来回流离的境遇写明。文中继而评论道：“呜呼茫茫大地。而马氏竟不得一容身之所。亦可哀矣。”而“居容于法”仍不是马克思颠沛的终点，他又“于一八四九年六月由法之英。乃讬身于伦敦焉。”[8]安土重迁是中国人的传统，而离乡游子又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意象。马克思这一段无处安身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契合着当时占中国无产阶级多数的破产农民的处境，对这些因为失去土地或其他原因而被迫进入城市寻找生计的穷困民众而言，“离乡”是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苦痛。

另一篇文章也对马克思的这段经历有所补充，指出他之所以被法国驱逐，是因为“以毛舌枪攻击普鲁西政府。”[9]而后来马克思又被比利时政府赶回法国则是由于《共产党宣言》发表后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 “其余波骤然及于四方。不律悉亦复受其影响。举激烈的示威运动。”[10]至于他最后又去到英国，则是“因受政府禁止滞在法国。故赴伦敦而去。” [10]但是，漂泊只是有关马克思“苦难行者”形象的一部分，更加深刻的苦难还在后面。如果说马克思颠沛流离的经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与破产农民和无家可归者的遭遇有相似之处的话，那么贫和病，则使旧中国全体无产阶级乃至于最大多数的中国人与他之间都产生了特殊的生活关联。

《晨报》副刊对马克思的贫病着墨甚多。“马氏本贫窭子。频年流荡。赤贫如洗。居英几难自活。”[8]这位在早前文献中被概述为社会主义“泰斗”“祖师”的马克思，竟在生活上连养活自己都十分困难，还因为房租问题而被人将妻子的“床铺。衫裤”和“小孩的摇床。女孩玩耍的东西”强行夺走，“其贫可知矣。”[8]然而，马克思的贫穷非但并未就此而止，反而连疾病也接踵而至。他“生计困难。营养不足。性嗜烟。而所吸者又极下等烟。以此种种原因。遂获大病。”[11]尽管这次他得以康复，“然此健康已不如前矣。”[11]但这一切只是马克思贫病交加的开始。“一八六〇年马氏夫人罹重病。马氏澈宵看护者。垂一个月。贫病交侵。困顿益甚。不得已乃借重利之债。以救眉急。”[11]而这“重利”竟达百分之三十甚至五十之多，连文章作者也不由得惊呼：“诸君！诸君！！诸君自身自未必有借此重利之债者。而诸君所闻见。亦曾有如此之重利者乎。”[11]为了生计而举债，但举债反而又加剧了生计的困难——对于同样饱受高利贷之苦的劳动人民来说，马克思所面临的情况，也正是他们的真实窘境。

当燕妮终于有所好转，却又发生了“马氏之旧疾复发。呻吟床蓐者。数阅月。几陷不治”[11]的残酷之事。文章继续说，“自一八七〇年以讫一八八三年。凡十三年间。马氏几无日不呻吟于苦楚之中。”[12]燕妮去世后，他“境遇益惨。病亦益剧”，已经到“自知不久于人世”[12]的地步了。

《晨报》副刊通过 “四处漂泊”和“贫病交加”两个部分的描述，在马克思这位去世于数十年前且远在西欧的大思想家与当时的中国人之间建立起了基于相似遭遇的情感链接。这种心理上的接近感在使一般民众对马克思产生兴趣方面，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这一历史时期，介绍马克思本人实际上是作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而进行的。从这个角度出发，“苦难行者”不是也不能是《晨报》副刊所建构的马克思媒介形象的全部，他的思想和学问，才是这一媒介形象书写的重点。

（二）不挠学者：坚持著述的马克思

马克思的一生是著书立说的一生，“其最初著作。即彼三十岁时『一八四八』。在莱茵新闻。所发表之论文。集成一小册。共三十二页。”[8]十一年后，他又“著『经济学批评』一书”，到了一八六七年，“近世社会主义者所尊为圣经之『资本论』第一卷。始诞生焉。”[8]作者将《资本论》称为“不朽名著”，并以与读者直接对话的口吻写道：“故吾介绍马氏著作『资本论』之历史。即所以介绍马氏之奋斗生涯。此读者不可不知也。”[8]围绕《资本论》的诞生，《晨报》副刊将马克思不曾间断的创作与困顿不堪的生活结合叙述，成功地在“苦难行者”之外，书写了马克思身为“不挠学者”的媒介形象。

《资本论》并非凭空而来，马克思的著述生涯从更早的时候便已开始。马克思大学毕业后，先是“就『莱因新闻』”，担任主笔，随后又于该报停刊的第二年“与友人发刊『德法年志』”。[13]在此期间，马克思“著一名为『犹太人问题』的小册子对于普鲁西暴虐政府”，[9]而这些批评“暴虐政府”的文章此后又发表在《前进周刊》，使得“该志自揭载马氏议论以后，销路顿增。在言论界中。俨然握其霸权。”[14]随后，马克思又与恩格斯“二人联名公刊『神圣家族』之小册子”[9]，短短三年间，辗转三份报刊，马克思勤于著述的印象已经初见一斑。

在被驱逐到布鲁塞尔后，马克思“寄稿于德国不律悉新闻”，并于三年后的一八四八年，使“为近世劳动运动之础石。当平民思想及行动之指南。且为其信条及军略的根本义”[9]的“历史上学问上最有价值之『共产者宣言』”[14]发表于世，成为马克思著述道路上的一座丰碑。《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马克思回到德国，“集多数俊才记者。而莱因新闻竟于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以更生。”[10]这段经历，在时间上与此前所述马克思被欧陆各国不断驱逐的经历相重叠。在这样流离转徙的情况下他仍取得了如此成就。《晨报》副刊对马克思早期著述经历的叙述已经初步完成了他作为“不挠学者”的形象书写。而这种书写的重点，很快就转移到了《资本论》上。

马克思“决心著述『资本论』。实一八五二年时事。”[8]当时他“被聘为『纽育脱力滨』报之伦敦通讯员”，[8]成为该报“有力的寄书家”，[10]靠着这份微薄的收入才得以“专心一致于『资本论』之著作。”[8]到一八六一年，美国内战导致“『纽育脱力滨』报废伦敦通讯员。马氏因此遂无定期之收入。生计益艰。”[11]但马克思对完成《资本论》的投入，却没有丝毫减少。“据其致友人书观之。则当时马氏因清缮『资本论』原稿。每日约费十二小时。”[11]在此期间他“病又发”，却“体稍复。又急急从事于整理『资本论』原稿。”[11]终于在一八六七年，“德国式装订之『资本论』。乃出现于世”，[11]马克思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终于成功出版。

两篇文章以细致的笔触和大量的内容去描述马克思著成《资本论》的经过，不仅加深了读者对马克思坚持创作、不倦著述的印象，还顺理成章地强调了《资本论》在马克思所有著作当中的地位和对社会的重要性，指出“其于社会学及政治学上之支配力。恰似达尔文『种之起源』之于生物学上的影响。”[14]

《晨报》副刊对马克思作为“不挠学者”的媒介形象书写沿着其思想“由结胎而生育而长大”这条道路的各种著述活动展开，并在《资本论》完成时作结，使读者在此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这种书写方式由浅及深地铺展马克思的著述过程，使之成为他艰辛生活中不曾间断的一组对照。这样一来，《晨报》副刊无形间将马克思的形象重点从马克思的苦难转向了他的著述，而马克思的各种著述作为其思想与学说的载体，在与生活相结合的叙述中又逐渐成为构成马克思其人媒介形象的一种符号。这种符号不仅有助于介绍马克思，书写他的媒介形象，同时也使民众对马克思所产生的兴趣有了明确的落脚点。相较“苦难行者”，“不挠学者”形象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面更具有指向性，产生了更加具体的目标，因而在媒介形象书写的效果上也更进一步。

（三）入世贤者：投身实践的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马克思的人生也并不缺乏实践的经验。李大钊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5]就这方面而言，马克思的经历无疑值得介绍。在完成对马克思苦难生活和不倦著述的书写后，将笔触延伸到他的实践，并以此激励青年，使之“为诸君异日献身研究社会主义之动机”，[8]是《晨报》副刊所建构的马克思媒介形象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一个部分。

马克思很早便投身到了社会实践当中，“青年时代即以改造社会组织。为毕生事业。”[8]在被放逐到布鲁塞尔后，他“已确信革命仅从劳动阶级起为独良”，认为劳动阶级是社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因而加入了“有名的『共产主义同盟』”，并使其“全然一变其性质。”[9]这一组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下成为了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际无产阶级政党，而由他们起草的组织纲领《共产党宣言》，则更是使“十八年间静止之革命喷火。今再爆发”，[10]有力地推动了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的发展。在此期间，“马克思赴于巴黎。见当地急进的中等人士。为痛击绅士阀之大运动准备。其运动终归于失败。并证明非劳动派的急进中等人士之运动。不有何等价值。”[10]《晨报》副刊在具体事例后及时表明马克思思想变化的描述方式，很好地体现了马克思“知”与“行”的交互，传递给读者的是他不断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自身对事物认识的印象。

欧洲革命后，各国劳动者代表“以『万国劳动者同盟』设立之目的。召集万国劳动代表委员会。并决议托其准备于马克思。”[10]而马克思也为国际工人协会投入了巨大的心血，他亲自“起草此新组织之宣言、纲领、会则”，要使其为“劳动阶级解放运动之一个中心点。”[10]从此以后，马克思“隐为其领袖”“凡七八年间。马氏一方苦心著述。一方参加实际运动”，[11]同时进行着理论的求索和革命的践行。这种将学问应用于世事的做法，“决非混空想于事实”，[15]而是马克思积极投身社会运动，使自己的思想与实践形成良性互动的重要手段。

巴黎公社运动后，马克思“虽卸同盟总干事之职。其事务及责任。益次第增加。”[15]尽管他的主要精力转向了著述，但“犹对于各国劳动运动不怠注意。”[15]劳动运动，或者称之为工人运动，不仅是马克思亲自参与和指导的实践，同时也是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所关注的、期望能够在中国发挥作用的实践。这种实践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作为其创始人，他的亲身经历自然对引导人们采用马克思主义投身实践起到一种强化了的说服作用。

除此之外，《晨报》副刊贯穿行文中对马克思充满褒义的其他词句也强化了他“入世贤者”的形象，引导大众将其视作榜样。在述及马克思贫困时，文章写道：“孟子曰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马氏之大著作。实成就与此种境遇之中。此殆天所以造就马氏者欤。”[8]当马克思从病中康复，又以庆幸的口吻说：“幸天未绝吾人类。”[11]甚至直接以马克思的经历激励青年读者：“我亲爱之青年诸君。阅此当知所以自奋矣。”[13]并点明：“吾侪固深信马氏之说。乃现代万恶社会之唯一疗法也”，[14]十分直白地推崇马克思主义。《晨报》副刊的这些表述，最终实现了对马克思“入世贤者”的媒介形象建构，此时文中的马克思已经不单单是与贫病搏斗的大学者，而且还是引为表率的“世界劳动史上之一大英雄”了。[15]

近代以来，来自不同阶级的先进知识分子之所以孜孜不倦地介绍各种思潮和学说，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寻找救国的办法。因此，当一种理论被引入中国时，介绍者们并不只是单纯地阐释学理，而是希望这种理论能够被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作为“苦难行者”的马克思拉近了大众与他的距离；作为“不挠学者”的马克思令读者的兴趣落在他的著述；而最后这部分“入世贤者”形象的书写使得《晨报》副刊上的马克思成为一种媒介榜样，鼓励着有识之士以马克思主义投身到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去。如果没有前两个层面的铺垫，那么以马克思的经历作为号召则会显得苍白而不够有力；倘若没有了这最后一部分对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呼唤，那么对马克思的媒介形象建构又会落入为了介绍而介绍的窠臼，失掉了在五四大潮当中以思想为先的意义。

三、结语

毛泽东在谈及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时曾说：“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其人，现在十四五岁的娃娃都晓得，所以我说，同志们，你们很幸福。”[16]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马克思知之甚少的实际情况，而后半部分则提醒了从当下回溯早期传播者们的马克思媒介形象建构的意义。

五四前后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鲜有人知走向人尽皆知的关键时期，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逝世于三十多年前的马克思是一个陌生且遥远的人，但他们对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却是急迫且近在眼前的。这就要求马克思媒介形象的建构者们不仅需要使大众对马克思产生兴趣，愿意去了解马克思，还要为这种正面性的意愿选定一个具象化的载体和方向。在《晨报》副刊所建构的马克思媒介形象中，这种具象化的载体就是马克思的诸多著作，而这些著作又最终指向了马克思主义。由此，马克思媒介形象和他的学说、思想和理论等等，一起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的重要内容，有力地推进了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如今，马克思早已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中国人了解马克思的媒介途径也不再局限于纸质印刷品。那么，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在媒介高度融合、传统的媒介环境已经大为改变的现在，去建构属于当下的马克思媒介形象，并使之成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提高宣传思想舆论工作水平，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重要助力，一百多年前《晨报》副刊上的马克思媒介形象建构仍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媒介形象书写当中为抽象的理论和思想寻找具象的依托，并将这种依托与中国人当下所面临的实际情况联系到一起的做法。这既是使马克思走近普通中国民众，使两者之间产生心理关联的前提，也是使媒介形象的建构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互为表里，不断对时代问题做出回应的要点。

作者余俊钦系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新闻学专业2020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