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伊始，波兰尼的经典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再版，这本曾在2007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的“大书”，早已在市场上脱售多年，当年的原版在旧书商那里已经三位数起拍，此次再版，经历了译者的修订，我们邀请译者刘阳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社会科学院）结合当前的疫情反思这本书同我们当下时代的相关性。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英）卡尔·波兰尼 著，冯钢 刘阳 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1月。

市场经济扩张就像病毒侵袭，“反向运动”就是免疫反应！

时隔13年，恰逢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的关键时期，新修订的《大转型》出版上架了。这当然是巧合，但似乎冥冥之中也有某种理论关联。10多年前我们在中国大陆第一次翻译出版这本书（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的时候，“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还非常多，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反思还远没达到今天的水平。很快，全球金融危机用现实教育了大家，而对市场经济作出最具原创性批判的波兰尼，也迅速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范围成为炙手可热的思想家。如今，不管是政府、学界还是公众，对市场都有了相对清醒的认识。但另一方面，如今问题的复杂性似乎又超出了单纯的市场经济对社会的破坏所能涵盖的范围。当下，我们还能从波兰尼那里学到更多东西吗？

01《大转型》的主要知识贡献

让我们先来简要回顾一下波兰尼在《大转型》中的主要知识贡献。

《大转型》的主题就是对市场经济的批判。那么什么是市场经济？并不是有市场、有市场交易，就是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是一整套的市场构成的体系，除了我们普通人熟悉的商品市场，还包括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货币市场等，后者也就是金融市场。这些市场相互勾连、相互作用，形成一个“自发调节”、自我运转的体系，这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这样一个市场体系并不是经济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自发秩序”，而是高度人为的。那么，在这个人为体系出现之前，人类的经济生活是怎样的？为什么要打造这样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实质是什么？它大致建立之后，产生了什么后果？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波兰尼作出了具有高度原创性的知识贡献。

▲卡尔·波兰尼与《大转型》英文版

通过对人类经济史的考察和对人类学资料的研究，波兰尼提出了一种不同于研究市场供求关系如何影响生产和分配的“形式主义经济学”的“实质主义经济学”，就是看产品和物资实际上如何在社会结构中流动。他发现，人类经济交往方式，可分为互惠、再分配和市场三种。典型的互惠就是“礼物经济”，相对平等的家庭、部落之间双向的或循环的礼物馈赠带来的物资流动；再分配就是政治上分层之后，物资向首领、王室集中然后在根据需要分配的物资流动方式。这两种在人类经济史上是主要的，市场的方式则一般是补充，而且市场也是分类且严格区分的，小的地方集市与远程贸易之间，在原则和范围上都有极大的不同。即便是进入近代，西欧各国在绝对主义王权下推动的重商主义全国性市场，也是受到政府严格监控的商品市场，土地和劳动力都并未市场化。

波兰尼对此的结论是，一般情况下人类社会经济功能（及物品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满足，并不独立于社会、宗教或政治功能，人们的行为中也没有一种单纯为“逐利”的动机。换言之，经济是“嵌入”社会之中的。相反，市场经济体系形成之后，经济“自发调节”、自我运转，就跟社会“脱嵌”了。

那么，为什么要“创新”出这样一个从未存在过的经济体系呢？波兰尼的解释是，西欧当时发生了工业革命，生产变成了机器大生产，而机器很昂贵，开动起来就不能停，因此需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随时处于待售状态，在当时商业社会的背景下，只有形成关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市场，才能满足这个条件。

我们看到，生产资料（在古典经济学中，用土地来表示）和劳动力变成商品，对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转是至关重要的。此外，为了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国际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转，当时作为货币的贵金属也必须被当做商品，其制度化表现即为国际金本位制。波兰尼指出，这三种东西都不是作为商品生产出来的，它们要么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要么是人所负载的，而贵金属的供应量并不能像一般商品生产那样随意调节；现在为了市场经济的运转而把它们当作商品，这就是“虚拟商品化”。由于这三种“虚拟商品化”，市场经济不仅脱嵌于社会，而且使社会反过来被嵌入于经济的起伏波动之中。

社会被反向嵌入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成为《大转型》整个后半部的主题。波兰尼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靠强行“虚拟商品化”、靠人为而搭建的体系，而市场经济一旦开始运行，却实实在在引起了各种自发的“反向运动”，因为社会被反向嵌入经济带来了大家都无法忍受的后果。三种虚拟商品化对应三个阶级主导的反向运动：劳动力的虚拟商品化引发了工人阶级主导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土地的虚拟商品化引发了土地阶级（包括地主和农民）主导的农产品关税保护运动；而从市场中受益最大、本最应支持市场经济的工商业阶级也主导了针对货币的保护运动，因为严酷的通胀通缩时常让他们濒于破产。三大阶级固然是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但也是某方面社会整体利益的“担纲者”，代表社会推进反向运动。

不同领域的保护运动相互激荡、相互加强，导致受损的经济无法通过市场体系的自发调节恢复，不得不通过对外的帝国主义扩张来释放国内经济张力。众所周知，对殖民地和海外市场的争夺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反向运动与19世纪晚期以来选举权的扩张相结合，加剧了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对立，挫败了一战后各国为恢复金本位制和世界市场经济的努力，最后为法西斯势力上台扫清了道路。

波兰尼在书中给出了一个大致的未来方案（此书初版于1944年）：保留商品的竞争性市场定价，但将劳动、土地和货币重新嵌入社会，即让其定价机制移出市场之外，同时其价格仅仅作为成本要素参与其他商品定价。

02当下如何发展对“反向运动”概念的理解

波兰尼通过《大转型》提出了“实质主义经济学”、“嵌入（脱嵌）”“虚拟商品化”“反向运动”等重要概念，20世纪下半期以来，启发了众多学科的研究议程。更重要的是，我们回头可以看到，尽管仍然存在种种严重问题，波兰尼提倡三大“去虚拟商品化”如今在西方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有相当程度上的实现，如工会和劳动保障、农产品的关税保护、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给等。

但是，今天在部分地由于波兰尼的贡献而得到改善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我们仍然需要推进他的事业。

借用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2.7章）中提出的区分，系统中运行的要素，有些是它可以再生产的，有些则是它不能再生产而必须从系统外引入或假定的。在波兰尼对市场经济体系的分析中，三种虚拟商品都是从自然和社会引入，本质上市场经济系统无法自己再生产的。换言之，波兰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其基底是市场所不能再生产的社会和自然。相应地，脱嵌所引起的反向运动，大体上是属于社会领域、自发形成的，处在“（经济）系统”之外。

但在所谓“晚期资本主义”中，由于国家的作用与市场的作用深度融合，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虽然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单纯的市场定价，但通过公共教育、公共卫生（针对劳动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环保（针对土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针对货币）等，它们也越来越成为人为制造的产物，这里的人为制造主要是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联合作用，也就是说，它们成为系统（虽然不是单纯的经济系统）自身能够至少部分地再生产的东西。用波兰尼的概念考察，市场经济引发的反向运动，部分地被扩张了的（经济+政治）系统所囊括，反而成为系统再生产的一部分。

打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方，市场经济的扩张就像病毒的侵袭，社会自发的“反向运动”则相当于人体的免疫反应。病毒的毒性过强或免疫反应过于激烈，造成宿主全都死亡，对病毒的繁衍也没好处。而反向运动被系统所吸纳，则正如人们通过疫苗而获得抗体，使病毒能够与人类能够长期共存。这种抗体首先当然作用在于抑制病毒，但客观上也支持了病毒的长期和更大范围的生存和繁衍。当然，新的、没有疫苗吸纳的病毒仍存在，人体针对它的免疫反应也仍存在。

这样，在当代社会，针对市场经济的反向运动就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在政治-经济系统内抑制市场扩张的层面的反向运动，在系统内维持乃至扩大系统再生产层面的反向运动，以及仍存在于系统外的反向运动。

03公共卫生作为反向运动的三个层面

我们回到公共卫生。它当然是反向运动。按照波兰尼，市场经济以1834年英国《新济贫法》颁布、创造自由劳动力市场为正式诞生的标志，而并不偶然的是，8年后的1842年，英国公共卫生学家查德威克发表了著名的《大不列颠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1848年英国通过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公共卫生法案，明确政府在供水、排污、垃圾处理和住房等问题上的行政干预职责。市场经济与公共卫生立法在时间上的前后相连，为波兰尼关于反向运动是“自发”反应的论断提供了新的佐证，不过既然如今的反向运动可以分为三个层面，那么真正的问题恐怕在于如何厘清这种反向运动中包含的丰富内容和复杂指向。

从公共卫生角度反思这次疫情的文章，笔者所见具有较高价值的包括《疫情下的中国公共卫生系统》（刘爱国，2.22）、《拐点并不是黎明前的黑暗，只相当于夜里12点》（中华预防医学会专家组李立明等，2.21）、《疫情之后中国公共卫生系统要花两三千亿补短板》（黄奇帆，2.18），此外还有一篇传播量较大的文章《抗疫前线一床难求，当反思“严控公立医院规模”》（杜建国，2.6）以下分别简称刘文、李文、黄文和杜文。

在抗疫的语境下，杜文的逻辑大概是最简单易懂的，公立医院是政府办的，民营医院是属市场的，疫情一来，还是要靠公立医院的医疗力量和床位资源，所以控制公立大医院发展为民营医院留空间，就是错误的政策，用波兰尼的术语说，等于是扩张市场、打压针对市场的反向运动。杜文并不严谨，但确实在一个层面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

刘文和李文却在公立医疗卫生系统内部发现了问题，即公共卫生、流行病学在地位、资源、人才、权力等各方面被临床、医疗板块挤压，而且这个问题尤其因为2009年开始的“新医改”而恶化。正如公卫专家李玲所指出的，“新医改”10年，并未解决公立医院“创收”逐利的问题，公立医院的扩张，既提供了抗疫的医疗力量，也阻碍了具有真正公共性的分级诊疗系统的建立（《疫情演化至今，是制度不足还是人的问题》，2.10）。也就是说，在公立医疗卫生系统内部，也存在亲市场的临床医疗与更具有反向运动性质的公共卫生之间的“裂痕”问题。

以上两组文章讨论的，都属于政治-经济大系统内部，公共卫生作为反向运动对市场的扩张倾向的抑制和对社会的保护问题。其实，如前述，还有公共卫生维持乃至扩张政治-经济系统再生产这第二个层面，黄文谈的就是这个层面。我们平时都笼统讲“公共基础设施”，黄文对二者进行了区分，并指出，中国前些年基础设施投资较多，但教、文、卫等公共设施投资和公共消费比重低，基础设施投资只有30%转化为当年GDP，而投资公共设施转化率达到60%到70%，因此提出“国家要像修铁路、高速公路一样，修建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基础设施”、“在‘十四五’的五年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划出2000-3000亿把整个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的短板给补上”。这样的投入，本身就有经济产出，同时可以避免像非典、新冠肺炎那样“带来数以万亿计的经济损失”的公共卫生事件。

最后，作为第三层面、即在政治-经济系统之外的反向运动的公共卫生存在吗？或许国人自发的捐赠、自组织的医疗物资采买运送，还有中医药的抗疫作用都属于这个层面，因为它们都是现行的政治-经济系统所无法再生产的。

将来反思和重建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恐怕需要区分这些层面并厘清它们的相互关系。

（晶报供稿）

编辑 周晓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