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注武汉市疫情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自己和这座城市曾经有一个紧密的联系——30多年前，那里有位萍水相逢的朋友非常无私地帮助过我，后来我还跟他有过几年通信。”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35年，但是深圳市民蒋兵仿佛还沉浸在对那年武汉夏天的回忆之中。他表示，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自己一直在密切关注武汉市的疫情发展：“一想起有一位失联多年的朋友在那座城市，我就很担忧他们全家人的近况。希望他们平安无事，也希望能够找到他，和他叙叙旧，等疫情过后再和他补拍一张合照。”

▲蒋兵（右）和同学1985年摄于桂林。受访者供图

35年前的夏天 在武汉获得陌生人的无私帮助

“过去这一个多月以来，我的心情每天都因为武汉疫情的发展变化而起伏。现在，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好转，我就想把深藏在心底的那个问号拉直：35年前帮过我的那位武汉朋友，你们全家还好吗？”蒋兵告诉记者，希望能通过晶报找到当年那位帮助过他的恩人。

蒋兵介绍说，35年前，他是北京一所大学的二年级学生，每年都会在寒暑假期间坐火车往返桂林和北京，中途必经武汉。“我是广西桂林人。那时候，从北京坐火车到广西桂林，要36个小时，这还是快车，慢车的话可能要三四天。”

1985年暑假，他在回家之前与一位在武汉上大学的高中同学约好，他届时中途在武汉下车，先在武汉玩上几天，然后再一起回家。“那天在武汉，我们逛完黄鹤楼公园就来到附近的武昌起义纪念馆。在纪念馆前面拍照时，我突然发现自己的120海鸥相机出故障了：过胶卷的旋钮卡住了，胶卷卷不过去。这样的话，后面的照片就没法拍了。假如强行打开相机，前面拍的照片就全曝光没用了，剩下还没拍的胶卷也不知有没用，而且也怕把相机弄坏。我试着弄了多次都不行，急得满头大汗。”

“现在的人可能无法想像，35年前，一部海鸥相机和一卷黑白胶卷对一个穷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相机是向我舅舅借的，胶卷是我从饭票钱里省出来的，都价值不菲。”蒋兵回忆说，正当他们万般无奈之际，刚好看到旁边有个照相摊，是在现场专门给游客拍照的摊档。于是，他们就向摊主求助。“我依稀记得摊主脸方方正正的，块头挺大，大概30岁上下，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比较有型，长得一表人才。他非常热情地说：‘我试试’。”

接着，摊主把相机放进暗袋，试图在暗袋里把胶卷取出来。“他捣鼓了好一阵，然后跟我们说：‘恐怕不行，需要在暗房里操作’。”随后，他很友善地跟蒋兵两人说，“要不这样吧，天色已晚，我也快要下班了，你们跟我回家去一趟，我在家里的暗房帮你们把胶卷取出来”。

于是，蒋兵两人跟着他七拐八拐，走了大约十多分钟，到了他家中。“印象中，我们穿过一条热闹非凡的巷子，建筑风格有点像上海的石库门。他回到家之后，进到暗房中，很快就把胶卷取了出来，也把相机的故障排除了。我们问多少钱，他大手一挥：‘小事一桩，要什么钱！’”

随后，蒋兵两人对他表示感谢，见天色已晚，就准备回去。“他说：‘来了就别走了，我老婆已把饭做好，你们吃了再走。’我们都感到很不好意思，但又拗不过他的热情，就留下来吃晚饭。35年过去了，我那位同学还记得他们家莲藕排骨汤的美味。”蒋兵边回忆边感叹这位萍水相逢的武汉朋友不仅待人友善，而且非常豪爽。

▲蒋兵1986年摄于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受访者供图

结为笔友 通信联络数年

“我们边吃边聊，才知道他是插队知青出身，回城后不想等着政府安排工作，就自谋出路，成为开照相摊的个体户，专门为来武昌起义纪念馆参观的游客照相。上世纪80年代，照相机是奢侈品，许多人到了风景点，请照相摊主照张相，事后寄回作为留念。”蒋兵回忆说，那位武汉朋友表示很羡慕他们有机会上大学，称自己是被时代耽误了。“我记得他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当时大概一两岁的样子，现在也三四十岁了。他老婆也很贤慧。想起来，他们当时对生活的状态还是很满意的。”

“当晚告别的时候，我和他交换了通信地址。那年暑假结束后，我回到北京学校时就给他写信。随后，我跟他一直保持联系，互有书信往来。”蒋兵透露说，他1987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广州工作，不到半年时间又被单位派到深圳工作。从那时起，他一直在深圳工作生活，中间只在1999年曾短暂到广州工作过一小段时间。“记得当时和这位朋友通信，主要是分享彼此工作生活中遇到的事。我记得，他后来还曾把一家四口的‘全家福’寄来给我，可惜现在找不到了，就连我和同学当时在武汉拍的照片也全都不见了。”

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为什么会和一位萍水相逢的照相摊老板成为书信往来的笔友？蒋兵告诉记者：“一方面是再次对他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也是觉得他这个人有一定的文化和思想，我们能够聊到一块去。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话题。而且，他的字里行间如同他的为人一样，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善良淳朴。我觉得，那时候的人相对单纯，彼此都比较真诚。”

“我和他最后一次联系，大概是在1988年，那时我已经到深圳工作了。后来，我多次搬家，不知怎么的就把他的通信地址给弄丢了。那时候，通讯还不发达，没有网络，也没有手机，甚至连BP机都没有，只能依靠写信。因此，通信地址一丢，就很难再联系上了。”蒋兵非常惋惜地告诉记者：“最为遗憾的是，30多年过去了，我现在连他的名字也忘记了。最近，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可能是这些年来，因为忙于工作生活中的琐事，所以渐渐彼此就淡忘了。”

失联多年的武汉大哥 你现在安好吗？

“我曾把这个故事讲给现在的年轻人听，许多人觉得这种事放在今天不可思议。也许，没有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人是很难理解的。”蒋兵认为，上世纪80年代最让人怀念的是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对物质享受的合理追求与人们内心深处善良淳朴本性的平衡，“当时，‘万元户’固然让人羡慕，但学者、作家、艺术家在人们心目中具有很重的分量。”

蒋兵告诉记者，他已经50岁出头了，现在很想知道这位失联多年的武汉朋友全家是否平安。“人生短短几十年，一眨眼就过去了。那位失联多年的武汉大哥，我就是当年受您帮助的那个大学生。35年过去了，当年风华正茂的大学二年级学生，现在已是年过半百的小老头，连我女儿都已经是大二学生了，而您也应该60岁出头了吧？希望您全家能平安度过这次疫情。”

“我觉得，他只要看到我当时的照片，应该可以认出我来。我要是看到他，也一定认得出他来。”蒋兵发了几张他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拍的老照片给记者，表示希望通过晶报给这位武汉朋友送去最诚挚的问候。“非常可惜的就是：当年没有与这位朋友一起在武昌起义纪念馆前拍一张合照。如果我们此生能再相见，我一定要和您补上这张照片。”

（晶报供稿）

编辑 杨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