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喜 赵怡霈 | 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深圳经济特区发展路径论析

2025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的重要节点。回望既往，深圳以惊人的“深圳速度”，实现了从昔日边陲小镇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华丽蜕变。这一发展奇迹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的几何级增长和世界级创新型企业，如华为、腾讯、比亚迪的快速崛起，更深刻体现在科技体制改革、市场体系建设、城市文明塑造、绿色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领域的率先探索，为全国乃至世界提供制度创新成果和城市治理方案。因此，深圳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集中体现，更是世界观察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展示窗口。

然而，“深圳奇迹”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发展密码？其成功的深层逻辑是什么？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的历史节点，系统总结提炼“深圳发展路径”，是具有深远理论与现实意义的紧迫课题。本文提出“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框架，尝试解析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范式与内在逻辑。研究认为，深圳的发展成就，并非某单一因素的作用结果，而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政党、政府、市场这三大主体在不同历史阶段以政党引领为核心进行动态调整、功能互补、良性互动和协同强化的结果。有力政党是“领航仪”，确保深圳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政治稳定；有为政府是“发动机”，通过制度创新和环境营造为市场发展提供关键支撑；有效市场是“活力源”，是特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一）文献回溯与梳理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这一结合，也是理解深圳发展路径的关键因素。

围绕“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议题，国内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陈云贤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经济”，并以深圳为例，指出其通过“政府推动、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方式，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示范。王勇从新结构主义视角强调了政府在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弥补市场失灵、引导结构转型的作用。樊纲则指出，中国经济奇迹得益于正确处理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的相互关系，从而避免了严重经济危机。

与此同时，学界对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经验的探讨日益深化，主要形成了三个维度的观点。第一是“市场主导论”或“制度创新驱动论”，该观点源于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市场化改革通过重塑资源配置方式，是深圳崛起的根本动力。如罗海平提出“深圳奇迹”的本质在于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的双轮驱动。第二是“政府引导论”或“发展型国家论”，该观点强调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战略远见与积极作为起到了关键主导作用。

在此基础上，倪星等学者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更具整合性的分析视角。在《中国之治的深圳样本》一文中，倪星等人突破了以往侧重于政府与市场等横向关系的局限，构建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纵向共演”理论框架。该理论认为，深圳的成功是中央持续放权与地方增量贡献之间形成“正向反馈、双向强化”的结果。中央通过经济、政治、社会层面的授权增强了深圳的自主性，而深圳则以超预期的绩效回报换取了中央新的信任与更大授权。这一“纵向共演”理论深刻揭示了驱动深圳发展的顶层动力机制和央地互动的宏观逻辑，将研究视角从地方层面提升到了国家治理的纵深维度。

此外，倪星进一步将深圳经验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中，提出更为全面的“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序社会”四位一体的治理格局。该框架将“有力政党”置于首位，强调其在引领创变、指引方向上的核心作用，并将“有序社会”纳入分析视野，构建了一个涵盖政治、经济、社会诸要素的完整治理模型。与此相近，陈梓睿提出，“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序社会”各赋其能、共同作用，成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辉煌。谢志岿则认为，深圳的现代化探索具有多维价值，其中在治理维度，体现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恰当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逐步形成“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序社会”的治理格局，为深圳高质量发展创设了良好制度环境。这一框架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面貌和深圳作为其范例的全面性提供了高度的理论概括。

尽管上述研究从“横向互动”“纵向共演”到“四位一体”的宏观格局，深刻揭示了深圳成功的关键要素，但仍为本研究留下了进一步探索的空间。首先，无论是侧重市场或政府的单一维度分析，还是聚焦央地关系的纵向视角，都有可能将党的领导视为一个宏观的、相对静态的背景变量，而未能将其作为具有能动作用的核心行动者，深度融入政党、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机制中进行考察。其次，倪星教授提出的“四位一体”框架虽然全面，但其高度概括性也意味着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特别是“政党—政府—市场”的内在运行机理与协同逻辑，尚有待更为细致的剖析和阐释。

因此，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在承认并借鉴“纵向共演”和“四位一体”等宏观框架的基础上，我们将分析焦点下沉，致力于解析“政党—政府—市场”这一动力引擎的运行机理。我们不仅将“有力政党”视为一个前提或背景，而且将其作为分析框架内贯穿始终的关键行动主体，系统考察其如何通过战略引领、政策赋权和制度保障，深度嵌入并塑造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本文旨在超越对各要素功能的简单并列，深入揭示“党的领导—政府推动—市场运作”三者之间动态协同、功能互补、相互强化的独特运行机制。这不仅是对深圳发展路径核心奥秘的深度解码，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治理逻辑的具体化和机理化探索，从而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提供更具解释力的中观理论视角。

（二）研究框架建构

为了更全面、深刻地理解深圳发展密码，本文借鉴并整合了近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思考。特别是倪星教授提出的“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序社会”的四位一体治理格局，为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宏观分析框架。该框架系统地呈现了中国特色治理模式的全貌，强调了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四大要素的统筹联动。

本研究在充分借鉴该四位一体框架的基础上，选择将分析焦点进一步集中于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引擎，即“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这一三维组合。我们认为，“有序社会”既是这一核心引擎成功运转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也是其良性运行所依赖的关键环境与必然结果。通过对“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内在协同机制进行深入剖析，能够更清晰地揭示深圳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独特路径。为此，本文构建“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三维分析框架。

有力政党是指具有强大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动员力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语境下，有力政党发挥以下作用：战略谋划能力，能够把握历史大势，制定长远发展战略，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价值引领能力，确立发展的价值取向，凝聚思想共识，为改革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组织动员能力，通过严密的组织体系，有效动员各方力量，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制度保障能力，通过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确保改革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有为政府不是全能政府，而是在尊重市场规律基础上，积极作为、科学作为的政府。其主要特征包括：推动制度创新，敢于突破传统体制机制束缚，进行制度和政策创新；提供资源配置，在市场失灵领域发挥作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有效市场是指能够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市场体系。其核心要素包括：完善的市场体系，即要素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等各类市场的健全发展；公平的竞争环境，各类市场主体享有平等的市场准入和竞争机会；有效的价格机制，价格信号能够真实反映供求关系，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创新创业活力，市场主体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

“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三者并非简单的独立或平行关系，其中有力政党的领导是根本政治前提，在党的领导下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协同发展、相互配合并形成合力。有力政党为有为政府施政和有效市场运作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清晰的战略指引和根本的制度保障。有为政府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引导、公共服务和环境营造，将党的战略意图转化为市场有效运转的具体实践，为有效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创造条件。有效市场是经济活力的源泉，是检验政党领导和政府治理成效的“试金石”，为党的执政和政府施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民意支持。在经济特区建设的实践中，政党的战略定力、政府的改革魄力与市场的创新活力相互催化，共同构成了深圳发展路径的核心支柱。

建设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坚强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深圳经济特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创造发展奇迹的根本政治保证。在深圳45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扮演着战略擘画者、方向引领者、力量凝聚者和制度保障者的核心角色，通过顶层设计、政策赋权、思想破冰和战略赋能，为深圳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和不竭的动力。

（一）战略擘画与顶层设计指引发展方向

深圳经济特区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着眼国家发展大局和世界发展趋势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从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力排众议，决定在南海之滨划出这块“试验田”，到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深圳发展方向的精准把握和战略部署，党的领导为深圳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原动力和持续指引。1979年，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同志在调研宝安县“逃港”问题时，深刻认识到人民内部矛盾的本质，提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的理念，并向中央建议兴办出口加工区。这一建议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肯定，明确提出“还是叫特区好……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80年，《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明确了经济特区的性质、任务和政策，同年8月《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布，深圳经济特区得以成立，党中央赋予特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先行先试”的权力，鼓励深圳大胆探索，为全国改革开放开辟新路径。

（二）关键时刻的价值引领与方向把控

深圳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其成长过程中多次遭遇思想困惑和理论争论。从“经济特区还是政治特区”的疑问，到“租界之争”的非议，再到“姓‘社’姓‘资’”的激烈争论，每一次挑战都考验着改革的方向和信心。在这些关键时刻，党中央和党的领导人总是能够及时廓清迷雾、指明方向。

1984年，邓小平同志首次视察深圳，在面对种种非议时，他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一铿锵有力的题词，给予了深圳建设者们巨大的鼓舞和肯定，为特区发展正名。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改革开放事业面临严峻挑战时，1992年邓小平同志再次亲临深圳并发表南方谈话，明确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刻解答了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重大理论问题，为深圳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改革道路注入了强大动力。

随后，江泽民同志在1994年考察深圳时郑重宣示“三个不变”，即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不变，并要求深圳当好“排头兵”，进一步稳定了社会预期，为深圳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调。进入新世纪，胡锦涛同志多次视察深圳，要求深圳“努力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体现了党对发展内涵的不断深化和对深圳角色的新期许。

（三）新时代的改革动员与战略赋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为深圳发展谋篇布局，赋予深圳新的战略地位和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亲临深圳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深圳改革发展注入新动力、指明新方向，其重要指示精神构成了新时代深圳发展的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视察深圳，发出了“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时代强音，强调了改革开放的持续性和坚定性，为深圳在新起点上深化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2018年，他再次来到深圳，要求深圳“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将深圳的使命提升到为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城市范例的高度。2020年，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了深圳创造的“五个奇迹”和40年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积累的“十条宝贵经验”，并赋予深圳“六项使命”，强调要“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一系列重大国家战略在深圳落地，形成了强大的战略赋能效应。2019年2月颁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将深圳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要求深圳发挥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引领作用，加快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努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同年8月颁布的《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深圳要建设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等“五大战略定位”，最终在2050年左右实现“全球标杆城市”的远景目标。随后，中央授权深圳进行综合改革试点，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赋予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2020年首批40条授权事项中，有20多项需要突破现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包括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公共服务、生态和城市空间治理六个方面，这极大地增强了深圳在土地管理、劳动力流动、科技成果转化、数据要素市场、金融创新等领域的自主权和创新空间。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明确前海的战略使命是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和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2023年8月，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明确将河套合作区打造成为深港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先导区、国际先进科技创新规则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中试转化集聚区“三大定位”，探索在“一国两制”下实现创新要素便捷高效流动，构建与国际接轨的科研管理制度。2025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公开发布，作为综合改革试点的升级版，要求深圳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

总之，有力政党是党的领导在深圳发展中的集中体现，其通过战略擘画、政策赋权、组织动员和制度保障，形成了“方向引领—思想破冰—政策支持—组织协同—制度落实”的作用机制，确保深圳在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能保持正确方向、凝聚强大合力、实现跨越发展。深圳的实践表明，坚持党的领导是经济特区建设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

在党的坚强领导和战略指引下，深圳市历届政府以“敢为天下先”的改革锐气和“功成不必在我”的实干精神，积极探索，主动作为，在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建设、营商环境优化、产业升级引导、公共服务供给以及风险防控等多个维度扮演了“发动机”的关键角色，为深圳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撑。

（一）制度创新的先行者与试验田

深圳市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要设计者、推动者和实践者，以敢为人先的魄力，突破诸多传统体制机制的束缚，为市场经济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特区初创阶段，政府率先进行价格改革，1985年深圳副食品价格基本实现市场化，打破计划经济下的统购统销模式，为市场机制的引入奠定了基础。深圳率先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实行劳动合同制，引入竞争机制和与绩效挂钩的分配制度，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87年12月，深圳举行全国首次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以525万元成交，标志着土地商品化的开端，这一创举不仅为城市建设筹集了资金，也为全国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20世纪90年代，政府推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1992年成立深圳产权交易所，促进产权流转，增强企业活力。此外，深圳积极探索金融创新，1990年深圳证券交易所鸣锣开市，为企业融资打开新通道，2009年创业板开板，成为创新型中小企业快速发展的“温床”。

进入21世纪，深圳市政府持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有效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提升行政效能和治理能力。2004年，深圳创新性提出“小政府、大社会、大服务”的政府改革思路，将政府职能重新分类，推动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2014年，深圳率先实行“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明确政府权力边界。通过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行政审批环节大幅精简，企业开办时间从数月缩短至1天，甚至“秒批”。

（二）战略性产业培育者与转型升级引导者

过去40多年，深圳的产业结构经历了从低端到高端、从加工到创造的持续优化升级过程，而政府在其中发挥了关键引导作用。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利用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和中央赋予的政策红利，大力发展“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吸引众多优质外资入驻深圳，实现经济的快速起步和原始积累。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面对传统加工贸易利润趋薄、土地资源紧张等挑战，深圳市政府提出“高新技术产业立市”战略，并相继出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升、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补贴等一系列扶持政策，通过“真金白银”的投入和持续的制度创新，推动企业转向自主创新，成功培育了以电子信息为主导，涵盖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奠定了深圳作为“中国硅谷”的地位。1999年首届高新科技成果交易会在深圳召开，2001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落户南山区，随后建设专业化科技孵化器、设立产业引导基金、出台企业研发补贴等组合拳，吸引了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入驻。2017年深圳累计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达1.12万家，为后续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奠定了坚实基础。

21世纪以来，面对全球化挑战和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深圳前瞻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2009年，国务院批准《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随后深圳出台生物、新能源、互联网三大新兴产业振兴发展规划和政策，设立百亿专项资金支持企业技术攻关，2012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突破1.29万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61.77%。近年来，深圳紧跟全球科技革命趋势，布局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海洋经济等未来产业，先后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光明科学城等重大平台，发布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申报指南，指引各类子基金主要投资于深圳市扶持和鼓励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其他市政府重点发展的产业，2023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40%。深圳政府的产业引导并非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而是通过政策激励、平台搭建和资源整合，引导市场主体向高附加值领域转型，体现了“政府有为”与“市场导向”的有机结合。这一实践表明，政府在产业升级中的战略引导作用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市场失灵或新兴产业初期风险较高的领域，政府的精准施策能有效降低企业试错成本，助推经济结构优化。

（三）营商环境的打造者与优化者

深圳市政府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对标国际最高标准，致力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成为市场主体活力迸发的关键推动力。在市场化方面，自1984年来，深圳将企业登记管理不断进行改革，先由分散审批改为集中审批，降低准入门槛，随后将“审批制”改“准则制”，显著缩短企业登记时限。2012年实行“先照后证”“一照多址”，2018年实现企业开办“一天办结”，2021年进一步推出“秒批”模式，企业设立登记最快9分钟完成。在法治化方面，深圳充分运用特区立法权，制定全国首部以“营商环境”命名的地方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将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制度化、法律化。此外，在全国率先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严厉打击侵权行为，为企业创新保驾护航。在国际化方面，政府主动接轨CPTPP、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等区域进行试点探索，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边界，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在政务服务方面，深圳大力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打造“i深圳”等线上服务平台，推动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全市通办”，实现企业和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不用跑”的高效便民服务，大幅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实践表明，“有为”不仅体现在制度供给和规则制定，更在于通过服务提升与环境改善，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创业创造热情，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可以看出，“有为政府”的“有为”，并非大包大揽的全能政府，而是体现在政策设计的前瞻性、体制创新的突破性、产业升级的引导性和公共服务的高效性。从早期的“筑巢引凤”和“摸着石头过河”，到引领产业发展和服务市场、社会，深圳政府通过持续改革和服务型治理，为市场活力迸发、创新能力提升和社会公平进步提供坚实保障。深圳通过实践证明，政府的“有为”不是对市场的过度干预，而是以制度供给、环境营造、服务优化为核心，成为连接政党战略与市场实践的关键枢纽，从而实现制度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

如果说有力政党为深圳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和方向指引，有为政府搭建了制度框架和发展平台，那么有效市场则是深圳经济社会充满活力的不竭源泉，是各类创新要素优化配置和巨大社会财富得以创造的决定性力量。深圳经济特区自诞生起，就带有深刻的市场化烙印，并通过持续的改革探索，逐步构建起一个充满活力、富有效率、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

（一）完善的市场体系：要素自由流动的坚实基础

一个有效的市场，首先需要依托一个相对完善的市场体系作为支撑，确保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并得到优化配置。回溯深圳发展历程，经济特区设立之初就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通过持续构建和完善市场体系，确保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成为经济活力的根本保障。在资本市场方面，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与发展，特别是2009年创业板的推出，为海量创新型、成长型中小企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直接融资渠道，成为培育创新型科技企业的“摇篮”。2023年，深交所上市公司数量突破2844家，总市值超7.45万亿元。深圳聚集了全国最活跃的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机构，形成从天使投资到IPO的全链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为技术创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资本活水。在劳动力和人才市场方面，深圳打破了传统的人事管理和户籍制度束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人才自由流动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应运而生。“孔雀东南飞”的景象成为时代写照，开放包容的人才政策、灵活多元的用人机制、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待遇，搭配浓厚的创新创业创造氛围，吸引全国乃至全球人才向深圳汇聚。在技术市场方面，深圳建立了中国（深圳）国际技术产权交易所等平台，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和激励机制，促进了技术成果的交易、转化和产业化，加速“创新链”向“产业链”的传导。在数据要素市场方面，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先行者，深圳积极探索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率先出台《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并成立深圳数据交易所，推动数据资源的合规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千行百业。

（二）公平的竞争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关键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深圳通过持续打破垄断、消除壁垒，营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竞争的环境，激发了亿万主体的创新创业活力。1981年，深圳率先允许个体工商户经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民营经济迎来爆发式增长，1995年出台《深圳经济特区私营企业暂行规定》，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在市场准入方面，深圳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大幅放宽市场准入限制，除少数特殊领域外，各类资本均可依法平等进入。在竞争规则方面，政府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制定的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进行审查，防止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断完善，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出台惩罚性赔偿制度，为企业创新提供法治保障；大力推动信用体系建设，“信易贷”等政策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充分竞争和优质服务，形成了市场主体活力迸发、优胜劣汰、创新不断的良性循环。以华为、腾讯、大疆、比亚迪为代表的创新型企业在全球市场中崛起，成为深圳市场机制活力的最佳注脚。

（三）开放型经济体系：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格局

深圳充分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政策红利，成功构建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成为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门户和战略枢纽。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深圳国际竞争力也得到显著提升。改革开放初期，深圳依托毗邻香港的优势，大力发展“三来一补”加工贸易，1992年累计出口额从1979年0.093亿美元增至120亿美元，累计吸引外资超40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深圳出口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转型，至1997年出口总额达到255亿美元，连续五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近年来，深圳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2024年进出口总额4.5万亿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达1.16万亿元。支持企业“走出去”，华为、腾讯、比亚迪等通过海外并购、设立研发中心和营销网络，深度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市场竞争。担当制度型开放引领示范者，前海在金融开放创新、跨境人民币业务、深港服务贸易自由化、法治环境国际化等方面进行大量先行先试，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了新路径。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格局是有效市场的重要特征，通过高水平开放，不仅拓展市场空间，也倒逼内部的改革与创新。

有效市场的“有效”性，体现在体系的完备性、竞争的公平性和格局的开放性。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为资源的高效配置提供了基础通道；公平的竞争环境是激发亿万市场主体创新创业创造活力的核心保障；而深度融入全球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则让深圳得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参与竞争。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市场，不仅是深圳经济持续增长的直接“动力源”，更是检验政党领导和政府治理成效的“试金石”，其健康繁荣的发展态势，为深圳发展路径的持续成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内生动力。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从十个方面概括深圳经济特区40年的宝贵经验，并强调这些经验“对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本研究尝试从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协同联动的视角，对深圳经济特区45年的发展历程进行学理化阐释，主要结论如下。

其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深圳发展的根本保证和逻辑起点。深圳的发展历程和成就雄辩地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从特区创办之初，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战略远见“杀出一条血路”，为深圳提供了最初的制度空间和改革授权。在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关键历史节点，无论是面对“姓‘社’姓‘资’”的争论，还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困惑，始终是党中央一锤定音、指引航向，确保改革的正确方向。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等重大国家战略，通过“清单批量授权”等方式赋予深圳更大改革自主权，持续为深圳发展注入强大动能。党的领导集中体现在提供长远的战略擘画目标，破除发展障碍的思想引领，凝聚磅礴力量的组织动员，以及确保行稳致远的制度保障。这种坚强有力的政治核心，为深圳在改革探索中提供了最坚实的“稳定器”和最可靠的“领航仪”。

其二，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良性互动是深圳发展路径的核心运行机制。一方面，深圳始终坚持以市场化改革为主线，率先在土地、资本、人才、技术、数据等领域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优化资源配置，释放企业家创新精神。通过实施商事制度改革、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激发了数百万市场主体的创新创业活力。另一方面，有为政府是有效市场得以形成和高效运作的关键前提。政府的“有为”并非包办代替，而是精准地聚焦于弥补市场失灵和创造优越环境。它以前瞻性的制度创新如土地“第一拍”、创业板设立，为市场发育开辟道路；以战略性的产业引导，从“三来一补”到高新技术产业再到未来产业，为经济转型升级导航；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如推动行政体制改革、“放管服”简政放权、法治化营商环境等，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企业发展降本增效。这一路径突破了“市场万能论”与“政府万能论”的二元对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了政府作用，形成了“1+1>2”的协同效应。

其三，坚持系统演进与动态调适是深圳保持持续活力的成功方法论。深圳发展模式并非一套僵化的、一成不变的静态公式，而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学习、调整和进化的动态生命体。回顾其45年历程，“党的领导—政府—市场”三者的关系和各自扮演的角色，始终在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进行动态调适。在改革开放初期，其主要矛盾是打破计划经济束缚，此时党的领导作用是“思想破冰”与“政治决断”，政府是“拓荒者”和“建设主导者”，市场则处于初步“孕育”阶段。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深化期，主要任务是构建框架和融入全球，此时党的领导转向“战略引领”，政府的角色从“运动员”向“裁判员”和“服务员”转变，市场则成为“主力军”。在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主要任务是引领示范，党的领导进行更高层级的“顶层设计”与“战略赋能”，政府致力于营造国际一流的“创新生态”，市场则成为创新的“主导者”。这种与时俱进、因势而变的动态调适能力，体现了深圳极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确保了其发展路径能够穿越不同周期，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与启示在于，它在与现有研究的对话中，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治理逻辑的理解。以往的研究，如倪星教授提出的“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序社会”的四位一体框架，为我们描绘了中国式现代化治理的宏观全景图，其理论价值在于其全面性和系统性。本研究则在此基础上，提供了“由表及里、聚焦核心”的补充性视角。我们的分析表明，“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构成了驱动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核心动力，而“有序社会”更多是这一核心引擎高效运转所派生出的理想状态和积极成果。换言之，一个开放包容、和谐稳定的有序社会，正是通过“党委领导—政府推动—市场运作”这一协同机制的成功实践才得以塑造和维持的。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创新在于，不仅将“有力政党”作为能动主体纳入分析框架，更重要的是系统阐释了“政党领导、政府推动、市场运作”三者之间“战略引领—制度供给—活力迸发”的内在传导机制和协同逻辑。这一发现超越了将三者视为平行要素的静态描述，揭示了其动态互构的运行机理。这一“政党—政府—市场”协同演进的分析框架，不仅为深刻理解“深圳奇迹”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中观理论工具，也对中国其他地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同时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的选择。

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深圳发展路径有以下启示。一是现代化的不同道路。深圳发展路径提供了不同于西方自由放任与传统计划经济的现代化范式样本，即在强有力政党领导下，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积极性，推动开放、创新与包容发展。特别是在制度供给、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引导和城市治理等领域，深圳经验具有高度可复制性和现实针对性。二是先行先试与风险容错机制。中央以“授权—试错—容错—纠错”的机制，鼓励深圳干部和市场主体大胆创新、容忍失败、及时调整。发展中国家在制度转型中可借鉴深圳“局部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的渐进式改革策略，降低改革风险。三是全球化与本土化兼容的开放模式。深圳在积极对接国际规则、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同时，注重保护本土产业、推动自主创新，实现了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良性互动。发展中国家可根据自身国情，科学把握对外开放节奏，防范“开放陷阱”，实现可持续自主发展。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4年度青年项目“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研究——以深圳市为例”（GD24YDS03）；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重要思想的深圳实践研究”（SZ2024A004）

为适应微信排版与阅读，注释有删减，如需查询，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