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播观 | 社交媒体倦怠悖论下的力量对抗研究

韦艺璠  寇紫遐

【关键词】社交媒体倦怠  社会比较  自我披露  镜像理论  霍尔模式

社交媒体下半场，用户焦虑心理逐渐产生并出现中辍行为，集中表现在忽略好友及平台推送信息、丧失讨论兴趣及不参与话题讨论的潜水行为，以及囿于用户体验感较差及隐私泄露等负面情绪导致的退出行为等，这些都属于社交媒体倦怠的表征。

社交媒体倦怠（Social Media Fatigue, SMF）又称社交媒体疲劳。目前学界对其研究主要从感知、态度和行为三方面展开——刘鲁川等研究者从感知层面将其定义为厌倦社交媒体网络、担心用户隐私暴露并希望从社交媒体网络中退出的意愿及趋势^[1]。李宏等从态度层面，将其定义为社交媒体用户形成的疲乏、厌烦和厌倦的感觉^[2]。布赖特从行为层面，将其定义为用户接触过量信息时想要逃离社交媒体网络的行为倾向^[3]。

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对社交媒体倦怠的成因及后果进行分析，较少考量社交媒体倦怠现象中的影响因素，对于其中所存在的力量对抗及其演化路径的研究尤其有限。

一、社交媒体倦怠下的力量对抗

（一）行为抉择：社会比较与社会压力

“社会比较”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在1954年提出，指社会个体在缺乏准则的情况下，会利用他人作为比较对象，对自己进行评价^[4]。用户使用社交媒体时，会根据他人的期待打造理想化的形象，在社会比较中实现自我优越感，如在微信朋友圈晒自拍，期望获赞和评论来获取满足感。但是每个人都期望从他者处获得赞美和自我满足，会受到“双重社会压力”的矛盾制约，即信息内容和理想客我角色设定之间的矛盾，互动行为和满足自我角色设定与他人期待之间的矛盾，在自我满足和双重社会压力的矛盾之下，极易产生社交媒体倦怠和消极互动行为。

（二）伦理考量：自我披露与隐私泄露

在社交媒体中存在隐私泄露等风险。杰拉德在1959年首次提出“自我披露”，将其定义为个体传递个人信息与分享思想情感的过程^[5]。自我披露分为专业型自我披露和私人型自我披露，二者都为信息发布主体带来流量，但私人型自我披露过度易造成隐私泄露问题。任何社交平台都无法避免隐私泄露的风险。因此，对隐私泄露的担忧，成为用户中辍社交媒介、减少私人自我披露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利益博弈：社交倦怠与流量需求

社交媒体红海中，社交媒体用户的倦怠心理和倦怠行为，与广告商博取流量赚取广告费的盈利机制存在悖论。1977年斯密塞提出“受众商品论”，他认为节目虽然提供了“免费午餐”，却让用户在不知不觉中花费了更多成本，媒体节目的根本目的是吸引用户注意力，诱导用户产生进一步的购买行为^[6]。根据“二次售卖”理论来理解，社交媒体不仅贩卖内容给用户，而且贩卖用户注意力给广告商^[7]，因此广告商和媒体的流量需求，与用户的社交媒体倦怠也将成为利益博弈的关键。

二、从使用到依赖：社交媒体逐渐成为人类“枷锁”

（一）始于需求：用户使用媒介是为了获得“满足”

20世纪70年代，伊莱休·卡茨学者提出“使用与满足理论”，指出现代人们为了满足各种需求而不断接触各种媒介，根据这种需求产生“媒介期待”，接触媒介后会产生“满足”或“不满足”状态，从而形成或修改“媒介印象”^[8]。按照这一理论来理解，人们使用社交媒体是为了获得满足。这种“满足”通常来自三方面：使用媒介内容获得满足，如浏览微信公众号里赏心悦目的文章；使用媒介本身获得满足，如使用iPad看剧会更自如；媒介接触时的情境获得满足，如VR虚拟体验中获得身临其境般的感官刺激。

（二）基于选择：用户打开社交媒体的“潘多拉魔盒”

选择性心理认为用户对社交媒介具有选择性，包括选择性注意、理解和记忆社交媒体发布的信息。当用户打开“潘多拉魔盒”时，会看到眼花缭乱的社交媒体世界，各种诱惑都试图填满空虚、孤独的个体，获取稀缺的注意力。

（三）沉迷自恋：自我延伸打造完美“他者”人设

“镜像理论”由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于1989年提出，认为观众会把自己的目的和欲望投射到镜子里，成为“被凝视的对象”，然后再反过来与镜像中“他者”的动机和价值实现认同^[9]。镜像阶段的后婴儿时期——当孩子知道了镜中的他者，亦即自己，心中充满狂喜，至此开始对自我延伸出终生迷恋。一如朋友圈里精心打造的人设，往往是幸福、阳光、积极的，而很少去披露真实的自己。久而久之，人们很难分清朋友圈的自我和现实的自我，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自己，从而对虚拟空间产生心理依赖。

三、从依赖到倦怠：阴阳二生盛极必衰物极必反

（一）无药可救：媒介依存难以自拔患上“网瘾症”

网络好处甚多，能够扩大交往空间，提高沟通效率，提供“解压阀”功能等。但长此以往，部分个体尤其是青少年、老年人等网络技术弱势群体长期依赖互联网，容易因为沉迷社交网络媒体而难以自拔，甚至可能患上“网瘾症”。这些网瘾症患者往往沉迷于虚拟社交，回避现实生活中的互动，从而逐渐形成导致孤独、自闭的社会性格，形成日本学者中野收所说的“容器人”，走上“逆社会化”道路。

（二）物极必反：为物所累身心俱疲形成“社交媒体倦怠”

社交媒体热已然造成部分群体“为物所累”，被工具所绑架，由此产生社交媒体倦怠感和社交媒体倦怠行为。赵启南认为社交媒体倦怠主要还是体现在社交媒体技术的负作用上，如微信社交冷淡化、操作消极化和回避行为^[10]。由于难于忍受被社交媒体控制，用户绝地反击由此而来，而“社交媒体倦怠”便是用户由“消极抵触”，到“积极反抗”社交媒体的“导火索”与“中界限”。

四、从倦怠到反抗：用户“主体性”力量崛起

英国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尔、莫利、费斯克，通过一脉相承的渐进式思辨，提出用户在受到意识形态压迫时会做出积极反抗行为。

（一）个人主导：用户并不是任由摆布“一击倒地的靶子”

霍尔1973年在《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中提出“优先解读”“妥协解读”和“对抗解读”三种信息解读模式^[11]。霍尔模式的意义在于改变了受传者的被动地位，一如社交媒体中的用户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可以拥有绝对的主导权，比如通过“取消关注”微信公众号、“退群”“屏蔽”“消息免打扰”“点赞/转发/评论”等行为获取主导权。

（二）环境反抗：社会圈层助力用户“出淤泥而不染”

大卫·莫利（David Morley）从“文本接收者”角度考察用户的主动性，在《举国关注》中指出，用户更倾向于“协商解读”而非“优先解读”，从传播内容和传播情境分析中，得出用户会受到“自然语境”的影响，不会一味接受社交媒体的全部信息告知^[12]。社交媒体为了渗透用户生活，获取用户参与，为用户提供了“垂直圈层”和“兴趣圈层”等微型社交场域，将现实生活圈层“拟态化”，形成法国社会学家马菲索里所说的“新部落”,即以相同的兴趣和消费方式，来形成新的社交及小规模社会群体^[13]。社会也从“血缘、地缘”以关系为纽带的圈层，逐渐转向以“业缘、趣缘”关系为纽带的圈层，实现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转变。按照戈夫曼“拟剧论”来理解，用户处于现实和虚拟等各种不同的“新部落”，在不同环境“前台/后台”中同时扮演着多种角色，很难被社交媒体“浊化”。

（三）文化偷猎：每个人都可以“偷猎”出自己的“哈姆雷特”

约翰·费斯克（John Fisk）进一步指出，文化产品和用户抵抗性意义的生产，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过程。他首次提出“文化偷猎”，认为用户对意义的消费不受生产者制约，能够偷猎出“通俗文化”，完全抛弃了“优先解读”模式^[14]。社交媒体中的信息生产愈来愈多，信息把关者没有能力对所有信息加以诠释和控制，为用户解读“通俗文化”进行创造性或抵抗性消费留下空间。社交媒体中有严肃性信息、娱乐性信息，用户不仅可以在严肃性信息中偷猎出“下里巴人”的通俗文化，还可以在娱乐性信息中偷猎出“阳春白雪”类的高雅文化。

在社交媒体热逐渐冷却的环境下，面对海量化信息和复杂化网络社交手段，用户的选择性行为、社交媒体倦怠行为等，都是用户理性的侧面表征，这些行为能够与上级“把关”互补，反向优化用户体验、鼓励优质内容创作，无疑是营造天朗气清的中国互联网环境的助推器与安全阀。      

（本文作者韦艺璠系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寇紫遐系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

参考文献

[1]刘鲁川,李旭,张冰倩.基于扎根理论的社交媒体用户倦怠与消极使用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7,40(12):100-106+51.

[2]李宏,李微.社交媒体倦怠研究述评与展望[J].情报科学,2017,35(09):172-176.

[3]张铮,陈雪薇,邓妍方.从浸入到侵入，从待命到疲倦：媒体从业者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与工作倦怠的关系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1,43(03):160-176.

[4]牛静,常明芝.社交媒体使用中的社会交往压力源与不持续使用意向研究[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8,71(06):5-19.

[5]盘茵. 社交网络中的社会资本与信息披露[D].杭州：浙江大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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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赵启南.关系性压力下青年使用者社交媒体倦怠影响及其行为结果[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26(06):59-75+127.

[11]武桂杰.霍尔与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12]常江,胡颖.大卫·莫利:新媒体带来新的排斥形式——社交媒体时代的霸权分析[J].新闻界,2018(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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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