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播观 | 重返媒介域：新媒体环境下国庆阅兵仪式的媒介功能考察

曾丽红  谭慧红

【关键词】媒介域  媒介仪式  受众  传播实践  媒介功能

在媒介学者德布雷看来，“媒介域”是以“信息传播的媒体化配置所形成的包含社会制度和政治权力的一个文明史分期”。^[1]众所周知，仪式是人类重要的社会性活动，仪式除了具备某种习惯性和形式化的特征之外，还关联到某种更加重要的价值观行为——仪式在制造和维系社会。在国庆阅兵活动中，传统的主流媒体通过政治记忆的展演以及历史文化的生产，召唤出政治语境下的认同意识与信仰表征，进而建构出原初意义上的媒介仪式空间。长期以来，学界的媒介仪式研究鲜有考虑到国家系统中的治理与统治问题，故而导致媒介在现代性国家中所扮演角色的边缘化。本文以新媒体环境下国庆阅兵媒介仪式空间的数字传播实践为研究对象，探讨当下的媒介域配置与现代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本文具体探究的问题有三：第一，新媒体环境下国庆阅兵活动的媒介仪式具备何种隐在或显现的空间特征；第二，受众如何在媒介仪式空间进行其数字传播实践；第三，这种传播实践如何维护并支持现有的政治秩序，其又将如何助力于媒介域系统所拥持的思想观念涵化与意识形态统合的媒介功能。

一、新媒体环境下国庆阅兵活动的媒介仪式空间特征

国庆阅兵既是我国重要的军事展演活动和节日庆典仪式，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传播。阅兵活动将国家的综合实力、民族精神和文化气质紧密连接在一起。在传统电子媒体时代，国庆阅兵的媒介仪式空间主要通过电视媒体来展开。在新媒体时代，媒介技术打破了传统媒介仪式空间的隔离封闭状态，吸纳了更多受众的互动和参与。换言之，新媒体环境下的受众参与规模及媒介仪式空间远远超越了传统电子媒体时代的物理时空。在数字时代，分心的观看转变为分身的在场，受众可以通过各种技术模拟、创造出各种身体感知，以营造身体在场的真实感。这种数字媒体技术与传统媒体技术有着根本性的差异，能够呈现出身体与技术耦合的交互性。

首先，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仪式空间具备混合媒介域系统媒体化配置所要求的时空分离性。在传统的媒介仪式流程中，仪式的时间和空间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参与对象必须聚集到仪式举办地或发生地，仪式才能够正常进行。正如麦克卢汉所言，“任何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2]当今的新媒体不仅是一种新兴的信息传播技术载体，它还在人的感知结构中引入了一种新的尺度，即人们对媒介仪式时空的分离性尺度。新媒体技术将媒介仪式时空从悬浮的即刻状态抽离出来，使得参与者不必“身体在场”便能“神游四海”，通过“意识在场”的方式即可获得媒介仪式的内容进度与视觉观感。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国庆阅兵报道中，新旧媒体争相呈现，营造前所未有的时空变幻场景，受众在数字化的仪式空间与生活化的仪式场景中，享受到身临其境般的视觉大餐与精神盛宴。

其次，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仪式空间具备混合媒介域系统媒体化配置所要求的符号传递性。传递“它是以技术性能为出发点。一方面，将这里和那里连接起来，形成网络（也就是社会）；另一方面，将以前的和现在的连接起来，形成连续性（也就是说文化的延续性）”。^[3] 从长时段的历史时期来看，任何一种媒介技术系统实际上都在维系着人们的集体记忆和社会关系，其构成方式是把媒介技术的符号形式和扩散方式作为人们进行信息传播的整体手段，并在一个相对的长时期里具有稳定性。^[4]在国庆阅兵活动中，媒介仪式的语言符号用最直接有力的方式将国家的现状理念和未来展望传达给受众，从而实现宣扬国家的价值观念和国家形象的目的，如阅兵仪式过程中领导人的发言讲话、游行队伍的标语口号等。其非语言符号则通过象征性的比喻表达，将抽象的政治信息具象化，如阅兵仪式中的国旗、礼炮、配乐、服饰和展演器物等。总之，在媒介域系统支持的传播语境下，稳定的符号“传递”构成了国庆阅兵仪式中吸引、感染、说服受众重返或重建记忆版图的要件。在此基础上，受众进一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酝酿激发出对国家的历史观照和情感，最终激活受众的爱国情感与政治理想。

再次，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仪式空间具备秩序优先性。一个媒介域会有某种传播工具作为骨干。通过在政治领域中确定一个权力装置，它确立了一个知识社交性的场所和环境的等级。^[5]既然仪式具有社会调节功能，能够产生“趋同”和“模仿”的效果，那么媒介仪式也具备相似功效。通过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传统与数字媒介使得身处异地的受众置身于同一时空结构之中，他们体验着相似的政治情感，参悟着共同的历史文化。媒介仪式的这种秩序性不仅仅在于架构日常生活的流动方式，更在于其随后干扰这种流动的能力。^[6]国庆阅兵媒介仪式显然属于“神圣时间”和“高光时刻”，在此，其他的一切社会行动都必须让步于这种重要的媒介仪式。

二、新媒体环境下国庆阅兵活动媒介仪式空间的数字传播实践

数字媒体的勃兴是新媒介域嵌入原有媒介域的社会过程，形成一个相互嵌套的媒介生态。^[7]在新旧媒体编织的混合媒介域系统中，新媒体技术使得受众不但能够充分接收信息编码，而且还具备了对信息的强大加工和再生产的制码能力。故而，新媒体环境下的受众，绝非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接收客体，而是主动选择、积极使用和加工生产的信息传播主体。受众通过媒介仪式空间的符号展演与传播实践，实现了传统媒体环境下的“被动观看”到新媒体环境下的“主动参与”，这种信息的编码、制码和转译过程为激活受众的记忆密码、建构受众的国家认同和意识形态合法性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行为图式。在数字媒体出现之前，人类的传播交流都被局限在物理时空框架之内，而在数字媒体出现之后，人们开始“隔空”交流，身处不同物理时空的个体都可以凭借数字中介完成信息的交流传达。数字媒体不仅重构了时空关系，而且重构了人类的感官体验、认知结构以及交往模式。

通过数字传输技术，互动的双向传播特征摆脱了传统的线性传播模式，受众聚集在一起，集结形成强大的“网络社会群体”。媒介域强调互动原则，德布雷指出，如果想让一个信息或者意识形态产生作用，那么这个信息就要通过某种技术蔓延、移动并被接受和过滤。^[8]诚然，互动是受众实现数字传播实践的关键环节，也是受众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方式。互动包含了行动者的自主选择和自主参与，本质性互动的关键在于具有人际互动的特征，观众作为媒介的使用者，应该双向对等地参与到交互过程中。^[9] 作为精心策划的媒介仪式，国庆阅兵活动在数字空间获得了极高的人气，满足了受众的政治参与心理与动机。当虚拟现实技术介入到阅兵仪式传播之后，受众的身体在场感会愈发明显。虚拟现实技术能够产生“一种感觉，可以把任何拟像变成某种看起来是真实的东西”。^[10]譬如在2019年国庆阅兵仪式中，媒介首次运用了VR技术，受众通过VR头显和球幕影院就能够体验到真实的现场参与感。这种泛在式的“隔空传播”，一方面为受众的传播实践和信息生产提供了基础元件；另一方面，这种互动体验导致受众的“自由时间”和“关注内容”高度统一，进而能够实现其唤醒集体记忆与缝合意识形态的政治目标。概言之，在国庆阅兵媒介仪式中，不管是“具身在场”还是“精神在场”，作为传播主体的受众都可以通过数字空间的传播实践来实现信息交换和政治参与，最终在“同意”与“认同”的媒介使用过程中抵达群体自治与政治归属。

三、国庆阅兵活动媒介仪式空间数字传播实践的媒介功能探微

仪式的功能在于提供共同体验的瞬间，激发、增强或重塑个体成员的集体意识和认同，促成其信仰、情感和意愿上的高度一致，从而将个体整合到社会全体之中，维持并强化既有的社会秩序。^[11]媒介最核心的功能就是跨越时空，将当下的影像、符号与过去的历史文化勾连在一起，从而使得现在、过去通过集体记忆的连续叙事得以维系和整合。媒介仪式空间承载和沿袭了历史上绵延的文化遗产，召唤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家国认同。在以新媒体技术为主导的媒介域中，国庆阅兵媒介仪式由国家、媒介和受众等多元传播主体共同构成，其中媒介和受众以传播符号为载体，通过“唤—醒”“生—发”和“建—构”等互动传播实践对历史时代进行政治定义并锻造出集体信任的政治效能感。

（一）“唤—醒”家国一体记忆

媒介域强调人类的思想活动不能脱离时代的媒介技术的记录、传递和储存。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特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成果，而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12]集体记忆是一个主动选择的过程，其传递扩散的关键逻辑在于主体的“召唤”和受体的“苏醒”以及二者之间的共生影响。如果我们把媒介看成一个文化基因，媒介中的内容生成、表现形态、传递方式所构成的社会运行轨迹，能够转化成一种社会秩序。^[13]媒介域对集体记忆的提取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印象仓库的储存功能。一方面，媒介通过置换和分享信息符码，召唤出集体记忆的仪式氛围；另一方面，受众通过关注媒介传递的仪式符号，固化脑海中悬浮的记忆沙丘。新媒体环境下媒介仪式空间的时空分离性、符号传递性与秩序优先性，都旨在唤醒潜藏在受众内心深处的记忆库存结构。国庆阅兵媒介仪式营造了家国一体的“情感结构”，受众通过情感的共鸣，形成共同体成员的身份符号，最终通过主体性的确认来强化增进群体的有机团结。譬如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前宣布阅兵仪式开始的时候，受众便被召唤进入到国家历史的星云当中。在此，媒介仪式塑造了一个历史文化的召唤空间，并通过符码的构建和呈现来加强家国记忆的靶向作用，最终将其转化为一种内生驱动的社会秩序。

（二）“生—发”国家认同意识

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14]这种认同源于个体对国家的情感归属意识，这是个体通过心理上的认可和行为表达对国家的归属感的一个过程。国家认同是客观条件和主观感知交互建构的结果，不仅体现在国家地域、政治和法律意义上对国家的确认，也包含了文化、历史、价值观等层面上的意义确认和共享。事实上，传播行为在表面上是信息的传递，但在本质上却是理念的共享。^[15]国家认同意识需要媒介技术和传播工具的共同维护和支持，才能将政治仪式固化为“理念共享”的记忆装置和认知结构，进而轻松自如地将历史与现实贯穿在一起，并且在家国记忆与国家认同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对应关系。在新媒体环境下，当大众被分解或分流成为越来越独立、越来越分散的受众时，混合媒介域系统中的媒介仪式空间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一个“理念共享”的平台与机制，其信息符号则可以将抽象的政治形象外化为实际存在的客观意涵，并将带有相对同一性的象征性现实有力地聚拢在一起。换言之，媒介域将通过最优化的符号秩序具象地实现抽象的媒介功能并将其传达至受众，而受众在共享意义的填充下也会不断地“构筑”起对国家形象和政治权威的认同。这种双向主体“建—构”的互渗互透，使得国庆阅兵媒介仪式的参与者能够共享华夏文明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观念，同时也能让身处数字空间的普罗大众产生理念共识和国家认同，进而形塑绵密交织的文化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

（三）“建—构”意识形态合法性

意识形态与媒介具有共生关系，不同的媒介塑造不同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一词在政治学中是用来界定政府与法律的权威为民众所认可的程度。学者赵鼎新认为，国家能够、也只能从以下三个最为本质的面向来建立统治的合法性：某种被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为社会提供公共物的能力以及某种被有能力影响政治过程的群体所广泛接受的统治者的产生程序。^[16] 显然，国庆阅兵媒介仪式力图建构的是一个能够被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媒介学的中心是发现技术和文化的互动结构，即考察一个社会结构和（跨社会的）社会关系，如何在一般意义上和影响传递的技术结构进行互动。^[17]比如一个观念如何演变为一种集体力量，一个象征符号如何成为集体记忆等。事实上，只有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被受众认为有价值并且愿意吸收的时候，一个实际的权力才会转变成为一个被自由接受的合法权力。新旧媒体建构的国庆阅兵媒介仪式景观，将每一个参与者的关注焦点锁定在同一个政治目标上，并将日常生活场域中的社会成员传唤成为政治实践的传播主体。受众通过想象共同体的感知模式来演绎数字传播实践，最终抵达自我确认与集体认同的意义空间。因此，国庆阅兵媒介仪式不仅是政治思想的体现和外化，更是物化和实践化的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譬如在国庆阅兵仪式的群众游行环节中，媒体全程贯穿“叙事性表达和沉浸式体验”的传播机制，采取开放的复调叙事，将“建国创业”“改革开放”和“伟大复兴”三大篇章编织为一部国家意识形态演进史，进而为政权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提供了稳定持久的保障。

四、结语

媒介域搭建了一个由技术主导的对社会和知识有决定作用的技术—文化空间，提供了一个历史感、社会感和技术感相统一的观测尺度。媒介域的概念提醒我们，每一次发生的媒介技术革命并不一定在物质形式上消除以前的媒介文本，而不过是让先前的媒介文本所承载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功能有所改变。在媒介域系统中，传播实践不仅“包含基于技术平台的物质性流动过程，而且强调思维主体和物质客体的平等关系”^[17]。新媒体环境下国庆阅兵活动的媒介仪式空间，被塑造成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数字传播实践。这种媒介景观是多元传播主体共同参与、交互实践和多维塑造的意义协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旧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和符号实践，将抽象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包装为具象的符码系统，并以此作为召唤人们集体记忆和情感结构的入口。而受众则通过新媒体空间的数字实践，完成了从传播客体向传播主体蜕变的华丽转身。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社会性别视角下女性媒体工作者的职业发展研究”（项目号：18BXW03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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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丽红系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网络与新媒体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