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播观 | 新媒体背景下对李普曼舆论观的再认识

李佩珺

【关键词】李普曼   公众舆论   新媒体

作为新闻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李普曼，其对于舆论的态度一直受到学者们的论证和研究。他的著作《舆论》自问世以来也对新闻传播学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在该书中他第一次对公众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提出了“拟态环境”“刻板成见”等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概念，被奉为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之作。而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传播背景下也都会对此书产生不同的解读，我们也应该继续思考在当下新媒体时代中，公众舆论具有怎样的新变化，对于李普曼的舆论观点解读也应与时俱进。

一、李普曼民主悲观论与新媒体时代舆论环境的变化

李普曼对于民主是带有悲观色彩的。“李普曼在第三本著作《幻影公众》中， 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启蒙思想家们关于‘民主’的理论根基， 直言这种‘民主’不过是错误的哲学逻辑制造出来的， 是根本不存在的‘幻影’。”^[1]他在《舆论》的开篇就引用了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比喻来论述公众对于世界的认知是不客观的，且与真相偏离的。山洞中的人们把在墙壁上火把反光中看到的景象当作世界的真实面目，直到一个人走出山洞才看到了外面的真实世界，而当这个人回去告诉其他人的时候，山洞中的其他人却坚持认为自己看到的才是真的。“自发的民主如果不能满足人们的其他利益，那么在大部分时候就犹如空中楼。”^[2]李普曼认为人们生活在媒体与人的主观意向共同构成的拟态环境中，公众无法接触到事实真相，但舆论就是基于公众对于事件的理性认知后产生的，因而在李普曼的观点中，公众无法了解到事件全部，在对于事件的理解时也通常会带入个人情感进行思考，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客观的舆论，而公众舆论是形成民主的基础，所以更不可能实现民主。“公众对于政治事务和舆论信息处理的茫然和无力，并认为公众无法真正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统治权，他们必须走下神坛，做其该做的事。”^[3]

在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如今的传播环境早已不同于以报纸为主要媒介载体的时代了，公众无法全面掌握真相和无法产生正确舆论的时代，已被互联网的介入和不断发展变化的传播环境所打破，李普曼当时所说的信息滞后时间差在如今这个网络快速发展、信息爆炸的时代也在不断缩小。在新媒体的环境下，公众的消息来源不再局限于以报纸为主的传统媒体，网络的丰富性使得公众更大程度地接近真相。传统媒体也失去了大部分舆论的主导性，公众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及时发表自我看法并进行信息交互，越来越多的公共事件从网络上率先发出引发公众舆论，然后引起传统媒体的关注，形成了一种线上线下的联合趋势，舆论的反复传播进一步推动真相的产生。以前由传统媒体主导下的舆论，公众因为缺少沟通工具和精力会被当成独立的原子式的存在，但在低门槛的网络时代，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丰富，网络的互动性和匿名性也更大程度激发了公众对于真相的挖掘，公众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传播者和受众的分界线逐渐消失，媒体和社会精英不再具有绝对的垄断性和权威性。“互联网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得这个时代审查与反审查的博弈达到了无比激烈又平衡的状态，互联网的弥散性特征使得真相可以在广泛的相互交流之中大浪淘沙般浮出水面，网络的力量足以抬起任何厚重而敏感的东西。”^[4]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出现让公众距离真相更近了，公众舆论也逐渐朝着客观的方向发展，民主不再像李普曼当时所说的那么难以触及，新媒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给民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二、新媒体时代依然存在的非理性认知

“李普曼认为公众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是原子式的存在。”^[5]他认为公众对于事件的思考都是从主观角度出发的，个人利益主导了公众舆论，因而舆论是非理性的。他认为在舆论系统中先是由媒体进行议程设置后传达给公众，公众在与外界交流的过程中是保持着受众的角色，公众在面对事件时“多数情况下我们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6]媒体所呈现的拟态环境使公众无法了解全部真相，公众自身先入为主的刻板成见也是造成公众舆论非理性的原因，而社会精英和媒体掌握着更多知识和真相，他们引导着舆论走向。“我们的公众舆论有关的环境是通过许多渠道折射出来的， 这是一些妨碍我们进入环境的限制因素。”^[7]因此，身处拟态环境之中，不仅公众自身无法产生客观看法，还会深受“局内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公众无法产生理性舆论。

而在新媒体环境中，“新媒体传播技术给予了每个人发表自我观点的机会，新媒体传播技术的虚拟连接逐渐消解着李普曼所构建的‘局外人’和‘局内人’的边界。”^[8]让人人参与成为可能。但因为新媒体赋予了每一位公众传播的权利，每一位使用者的能力又是不同的，且我们本就身处各种屏幕的拟态环境之中，所获得的消息都是经过筛选的，并且现在很多自媒体博主承担着意见领袖的作用，他们对于舆论的走向起着重要作用，所以难免有些普通公众的看法会被淹没，因此我们所面对的仍然是由各种媒介营造的“拟态环境”，在这之中还夹杂着许多不实信息。因此，在新媒体环境之下公众不是接触不到真相而是难于辨别真相，而在情感先行的作用下，故而经常看到有“后真相事件”的发生。所以，网络时代的公众依然处于拟态环境之中，李普曼对于公众理性的质疑也依然真实存在。

三、新媒体时代下李普曼舆论观的运用

在新媒体时代，我们依然要承认李普曼对于公众能力的质疑，而他所推崇的“精英治国”和设立“代理人”都是为了能更好地控制舆论走向，这样才能更好把握舆论；而在新媒体时代虽不能照本宣科但也要举一反三，思考如何打造更加安全、健康的网络舆论场是极有必要的。

（一）以大数据监测降低舆论风险

李普曼在《舆论》中多次强调情报机构的设立对于社会和公众舆论的重要作用。“如果对现代环境中公众舆论和民主理论的这些分析可以成立，那么我认为必然会得出这类情报工作乃救治良方这一结论。”^[9]而李普曼的情报机构最重要的一项职责就是对于数据资料的掌握。而在大数据时代，数据追踪和算法推送已经潜移默化深入到用户之中，所谓算法推送是通过搭建数学算法模型，以对用户网络行为的数字化分析为基础，以最大概率的最优解来满足用户的最大关注和个性化匹配。这种“私人定制”的精准推送满足了广大用户的使用体验，也成为了全媒体时代的显著特征。而舆论引导就要借用大数据的监测，以此更好掌握舆论发展状况，能实时了解网络舆论倾向，并通过合理设置话题、干预推送内容等方式及时做出正确引导。并可以对传播流向及舆论走向进行合理预判，能够提前做好舆论风险防范措施，构建快速阻断舆论防范机制。

（二）提高“专业”传播力度，打造舆论引导体制

“作为公众治理固有的理论前提，普通公众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没有持续的兴趣，没有党派观念，没有创造力，也没有执行力。我们必须假定，公众面对公共事务是相当不专业的，他们关注度是间歇性的，只能感知一些皮毛，很难被唤醒，很容易就转移注意力，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善于在思考中加入主观色彩，只有事件成为通俗易懂的矛盾冲突时才能够唤起他们关注和兴趣。”^[10]从某种程度上说，李普曼对公众的看法具有明显的精英主义色彩。李普曼的“精英治国”理论不再适合应用于当下，但其从根本上来说可以理解为是推崇专业人士的理性见解，以期可以此帮助公众产生更为客观的舆论。基于此，我们也可在互联网时代寻求专业人士的介入，在面对突发性事件或大型事件时以此来进行舆论引导。在新冠肺炎疫情前期，网络舆论刚处于萌芽状态、民众开始感到恐慌时，官方媒体和政府就应及时发声，适应新媒体时代的传播方式，打造一个公开、透明、及时的网络环境，并寻求专业医疗团队来进行知识普及，以保证信息的及时性和真实度，发挥官方媒体的权威性，引导公众舆论，且建立专业的医疗团队利用媒介平台进行疫情防控普及、科学防止疫情等，能更好引导舆论趋于健康积极，打击不实谣言引起的公众恐慌和舆论波动。

四、结论

虽然李普曼对于民主带有悲观色彩，但他对于新闻传播学的深刻影响是无法替代的。李普曼在《舆论》一书中所提出的概念到现在都令我们受益匪浅，所提出的问题到今天也依然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理解他的观念并学以致用，用于解决当下传播环境中所面临的问题，使我们对于自身所处的社会能够有进一步的认知。

（本文作者李佩珺系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1] 林牧茵.重塑民主理论之公众形象·李普曼的重要著作《幻影公众》[J].美国问题研究,2009(02):164-172.

[2] 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24.

[3] 沃尔特·李普曼.幻影公众[M].林牧茵，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33.

[4] 彭正媛.对李普曼《公众舆论》的新思考[J].新闻世界，2011(04):190-191.

[5] 陈晓东.李普曼的消极公众观——“公众”和“公众舆论”理性探讨[J].新闻研究导刊,2017,8(13):17-18.

[6] 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67.

[7] 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7-58.

[8] 张宁.进步民主与传播观念的变迁——由杜威/李普曼论争说谈起[J].现代传播，2016 (11) .

[9] 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09.

[10] 沃尔特·李普曼.幻影公众[M].林牧茵，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