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释放社会创新活力

作为中国最成功的特区，深圳肩负着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竞争，为世界提供中国机会的使命。如何构建完善国际化的创新市场环境，使双创真正成为有利于提升人民生活福祉的价值实现？如何在国际化的创新竞争中，有效地发挥好深圳业已形成的独具特色并富有绩效的制度机制？如何以创新驱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深圳实现“六个先行区”的阶段性发展目标，让创新成为深圳又一个具有震撼力的品格标志？我们以为，必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以政府的不断自我革命，来不断释放社会创新活力。为此，应该着重从体制机制上解决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首先，政府改革的重心应该从关注资源供给，转向关注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供给，优化企业家消耗在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时间上的支付，创造有利于高效配置资源的制度环境，以制度供给优势创造新的制度绩效红利。

政府是制度这一公共物品的最大供给者，也是社会制度环境最有力的维护者。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特事特办和政府所拥有的诸如土地、税收等稀缺资源的优惠政策，是当时谋求快速发展的最优选择，那么在市场经济体系日臻成熟的今天，曾经有效的制度安排就有可能带来资源的无谓损耗和对市场机制的破坏。因为，当优惠政策掌握在政府手中时，为获得优惠政策所导致的寻租行为就在所难免。然而，鼓励创新的社会应该是机会均享的社会。政府手里支配的不应该是稀缺要素，而应该是要素平等自由流通的规则。

其次，政府关注的重点应该从基础保障性的福利供给，转向更加体现社会公平的机会供给。让所有人，无论是草根还是海归，都能一视同仁地获得公平发展的机会。以共享的社会资源的流动，促进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协同并进。

双创的主体是市场中的经济人，而不是政府。双创的成功者是值得尊重的，但每一个渴望迈向成功的人都值得社会的珍视。机会平等既是给每一个人发现自我价值的可能，又是对每一个人自身价值的尊重。人是思想的载体，而思想则是创新的源泉。只有通过机会平等的社会制度的营建，才有可能把潜在的个人价值发现转化为公共的价值资源，让更多人通过双创获得发展和流动的机会，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奋斗的同时，为社会创造财富与奇迹。

再次，政府调控的要点应该从提高个人发展收入的供给，转向更加重视提升个体发展能力的供给。不仅要给予每一个人选择的自由和实现自由发展的可能，更要给予人们实现上述选择的能力与可能。让来自选择的幸福，成为创新发展的动力。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所说：对发展的恰当定义，必须远远超越财富的积累和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其他与收入有关的变量的增长。这并非忽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是我们必须超越它。

财富尽管能帮助我们实现不少实质性自由，但这种因果关系既不是排他的（因为还有财富之外的因素对我们的生活发挥显著影响），也不是单一的（因为财富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会随其他因素而改变）。因为，收人与成就之间、商品与可行能力之间、拥有的经济财富与期望按照自身意愿享受生活的能力之间的关系，虽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富裕与成就存在着联系，但这种联系或许并不是很强的，它们也可能完全取决于其他条件。而政府所提供的选择能力与可能性的社会教育及其机制，则是除财富之外的选择自由的保障。甚至可以说，这种保障本身就是财富，它既可以让财富成为选择自由的能力与可能性，又可以让平等地拥有选择的权利本身成为选择自由的能力与可能性的财富。

最后，政府政绩的目标应该从看重成功的个体或英雄般人物的发现，更多地转向能够带来社会持久发展的群体精神的培育。双创作为一个民族走向富强的倡导，它所要培育的是思考者，而不是淘金者；是变革者，而不是投机者；是企业家，而不是逐利者。先有非功利的社会，然后才会有非功利的人。当创新成为一种由兴趣使然的生活方式时，工匠精神才会由于从容而成为一个民族所崇敬的群体品格与精神。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双创最重要的也绝不是单纯的专利数量的增长和创业规模的扩大，而是一种与之相伴随的质朴而高尚的精神品格的形成与生长。因为，这才是双创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的真正收获。

社会的发展不仅要让每一个人生活得更加富裕、充实并拥有更多的自由，而且还要使每一个人从容、宽厚并拥有更令人尊重的品格与精神；来自选择的自由会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而不受局限，而来自品格的魅力则会使人们的生活更有情怀与尊严。

从根本上说，深圳创新的成就，不是简单的资源与要素的胜利，而是理念与制度的力量与收获。如果说改革的过程是用观念战胜观念的过程，那么双创的过程则是用观念碰撞启迪观念的过程。人类社会也将会由于创新和创新的思想，而变奇迹为无限的平凡。

编辑 刘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