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敏华

冼玉仪教授积数十年香港史研究之功，在她的著作《穿梭太平洋︰金山梦、华人出洋与香港的形成》中，拼贴出一幅19世纪美国加州淘金热如何逆转鸦片贸易转口港之命运，将太平洋变成连接旧金山和香港的超级公路、甚至成为“广东人的海洋”的历史图景，不仅追溯这个殖民地城市成为华人出洋中转站的种种因由，更以饱含情感的笔触、引人入胜地探究往后一个世纪香港何以成为海外华人第二故乡的原因，填补香港史、中国近代史和移民史的重要空白。

不期然在冼玉仪教授75岁生日当天上门拜访。写了一辈子英文著述的Elizabeth的寓所，客厅居中的书法是她儿时的书法老师，享誉海内外的书画鉴定家、学者、书画家黄君实先生墨宝《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另一侧则是出自北宋黄庭坚《登快阁》的对联：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宽大的阳台是她平时打太极拳、种花之地。从这里望出去，薄扶林沙湾径对出海面薄雾缭绕，暮色苍茫中，远处的货柜船缓慢移动，仿佛是她作品巨大的布景板。

▲冼玉仪（英文名：Elizabeth Sinn），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名誉教授。长期从事香港史研究，尤其专注于社会史领域，包括慈善、商业、文化、传媒及华人出洋史。2004年退休前担任港大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亦是研究资助局人文学科小组成员及卫奕信勋爵文物信託理事会成员。多年担任古物谘询委员会成员，并因此在2000年获颁铜紫荆星章；曾任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副主席，目前为该会理事；香港历史博物馆专家荣誉顾问。2006-2013年，主理“香港记忆计划”，建立网上平台，收集和整理有关香港历史、文化及文化传承的多媒体资料。目前为香港地方志中心编审委员会召集人之一、兼《香港志》翻译小组主席。出版过多部本地历史研究着作，题材包括东华医院，东亚银行和出洋华人。合编有《香港文化与社会》等。

▲“我对海很有感情”，冼玉仪认为，在水上生活、在水上工作的人对香港贡献很大。从寓所阳台望向西北不远处，就是她未曾踏足的“乡下”深圳宝安沙井洪田村。

问冼教授，历史研究需要想象吗？

“当然！”她不假思索道：“我甚至觉得历史都是一种文学，历史可以是很生动的。很多人的人生充满爱恨恩怨，或者无私贪婪的天人交战⋯⋯你可以将自己代入，跟活在200年前的人产生共鸣，感受彼此共同的情感。对我来讲，对人或者对宇宙的看法因此丰富很多。”“或者我太过浪漫”，喜欢文学的冼玉仪笑着补充，历史其实是对人性的探究。

30岁后才知有“香港历史”

作为香港史研究权威，30岁前的冼玉仪却对香港历史一无所知。“虽然我在香港出世，但小时候没人讲这些，在我的意识中是没有香港历史这回事的”，中学就喜欢历史的冼玉仪坦承，中一有两门历史科，一是中国历史，一是世界史，“母校颇为崇英，我从小对中国历史不感兴趣，觉得（读中史）很闷、是一件苦差事；但读欧洲史就很开心，老师也讲得生动。”

23岁进香港大学，她在英国文学和历史间“选了历史”。本科论文选了德国作为研究对象，但到硕士论文时，她选择撰写严复翻译《天演论》带来的影响。“严复是我偶像”，冼玉仪笑道，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她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香港人，仅掌握英文、中文，做欧洲史研究，范围会很窄。“如果要继续做研究，就一定要做中国历史或者香港历史（研究）”。

▲香港大学时期（1973/1974）的冼玉仪。

1979年，31岁的冼玉仪硕士毕业，“想读博士，但又不知道读什么好”。机缘巧合之下，“历史系有一个单位叫香港历史研究室，正好有人退休，我就去顶她，帮忙整理那些以香港为主题的资料。这才意识到香港历史的存在。”

冼玉仪的工作类似于图书管理员，“资料很散，没有经过整理，我很投入地去做，花很多功夫做索引，慢慢对香港历史产生了兴趣。”也是在这一时期，她接触到一批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RASHK）的会刊。“他们每年出一本，那时差不多有近20册，读了之后才知道香港原来有这么多的村落、祠堂、庙宇，还有这么多的仪式比如打醮。很多作者既不是在香港出生、长大，也不是香港人，但认识的本地历史还多过我们。”尴尬之余，倍感“惭愧、自责”的冼玉仪决心以香港历史作为博士论文方向。

在选择具体题目的时候，老师施其乐（Carl Smith )给了她一个建议。“他说东华医院（东华三院）有很多资料，而且它的历史也很值得写。”彼时，冼玉仪对东华三院这一历史悠久的“神奇机构”的印象，不外乎办学办医院，还有“欢乐满东华，年年都卖旗。”当时除了施其乐和H· J·莱斯布里奇利用英文资料写过东华医院的历史，还没人用中文档案写过东华。1980年，冼玉仪从东华医院的档案入手，开始了博士论文的写作。

▲冼玉仪教授的书房既是她的书法日课之地，亦与孙辈分享共用书桌。

从东华看香港

在东华三院看到一本本《征信录》时“很兴奋”，冼玉仪回忆说，之前“没见过原始资料”，而且“量很大，光是1898年的来往信件，就有1000份文件在里面。”但是，所有档案“没索引没目录”，一打开，“纸也是霉霉烂烂，像饼干那样好像一碰会碎，有虫子在上面走来走去，甚至还有孔洞。”更要命的是，这些文献都是文言文，没标点符号，“中间有一部分保良局的资料——早期东华的一些活动是跟保良局一起做的——还是手写的，有些写得很靓，有些就污哩马查，甚至画符一样。”还有很多档案是用广东话写下，“什么古灵精怪都有，都要慢慢摸索，慢慢拆解、句读，好刺激。”

虽然多年用英文写作阅读，但至今喜爱古典诗词的冼玉仪自知中文基础不俗。“小学时，每个暑假爸爸都会请老师来家里教我们读古文、写字、练诗练词，从周一到周五，感觉没有暑假似的，回头看当然感受到他的良苦用心。”

冼玉仪的父亲冼成福是深圳宝安沙井洪田村人，后赴上海经商，1945年来香港落脚。不但是马会会员，也是香港宝安同乡会创始人。担心女儿变成“鬼妹”，冼爸爸还请潮州来的国乐大师朱竹本教她古筝，学习了两年多。冼玉仪的姐姐还是名师之徒，师从上海来的琵琶、古琴演奏家吕培原。因从小熏陶，冼教授至今钟意听粤剧和京戏，也爱看电影。“这些一定和爸爸有关，他很热爱（这些），我连黄梅调、昆曲、川剧都喜欢听！”

冼玉仪的博士论文焦点是殖民地政府跟管理东华医院的华商精英间的关系。“从1870年开始，东华医院通过无间断为华人社会提供方方面面的慈善服务，慢慢成为拥有政治权力、尤其是对草根阶层有很大影响力的核心势力。这固然令社会更加稳定，使政府易于管治，但也让政府忌惮。加上东华医院跟国内存在千丝万缕联系——每当国内发生水灾旱灾，东华医院都会站出来，竭力向全世界的华人募捐，他们觉得这是作为中国人的责任。由此形成更为复杂的三角关系。”

在翻阅档案时，冼玉仪意外发现了很多东华医院和海外华人机构及个人的通信和其他记录，反映出他们之间频繁和复杂的联系。这是她第一次认识到19世纪华人出洋的历史，“我从来都不知道香港跟华人出洋有如此密切的关系，觉得好了不起，也被东华为海外华人做的事情所震撼，意识到每一份新的资料可能都包含很多新的内容，每一点都可以再延伸，发掘出更多的意涵。”

1987年，冼玉仪终于完成了她撰写6年的博士论文。1989年在此基础上出版《权力与慈善：香港东华医院的早期历史》（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2003年，香港大学出版社以《权力与慈善：东华三院与殖民地香港的华商精英》（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再版。“我后来的很多研究都是从东华医院的研究延伸出来。自发现东华与海外华人的关系之后，我就想下一个项目要做东华的海外联系或者香港与海外华人的关系。”

一边酝酿、等待，一边做些不同工作。她花3年时间去整理英国殖民地部关于香港的档案CO 129，“这些1841-1951年间港督寄往英国的信函，无疑是珍贵史料。但20多万页的文件，从来没有整理过，没目录没索引，最后我和夏其龙神父一起做了一个Index（索引）。他做的事多过我，不过我的贡献在于这个idea（选题想法），又去大学拨款委员会申请经费，后来香港大学图书馆将这些放上网，很多人可以用到，如果不是这样，研究者不啻大海捞针。”

1990年代初，香港出现移民潮，“移民”开始成为显学。冼玉仪的大学同事——香港大学地理系教授罗恩·斯克尔顿（Ron Skeldon）和社会学系教授黄绍伦等发起了一个当代移民研究计划，包括出版《来自香港的移民》（Emigration from Hong Kong）。“我负责的部分是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移民情况，这是难得的机会让我正面研究华人迁徙的历史。两章的内容包括了经香港出洋和回乡的人。他们迁移到世界各地：东南亚、南北美洲、日本、澳洲和新西兰、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岛屿，甚至南非都有，人数之多和地理范围之广都出乎意料。”在参考政府档案记录时，冼玉仪整理了大量来往乘客的数据，成功建构出重要的数据库。这两章后来成为很多学者引用的参考资料。

拼出崭新图像

1999年，冼玉仪获得港大教资委辖下的研究资助局拨款，开启“香港与华人出洋”研究计划。以19世纪淘金热兴起后，大量珠三角的华人通过香港，往来旧金山为主线，集中探讨令香港成为“人的转口港”的历史因素，以及这特点怎样带动香港贸易、船务、金融、慈善各方面的发展。一反以往的移民研究通常将焦点放在侨乡和目的地的常态，冼玉仪聚焦“中介之地”香港，因为她认为，“突出香港在华人向加州迁移时所起的作用，有助于发现移民过程中以前未为人探索的层面。”

▲1848年初，加州发现金矿，自此华南地区尤其是珠叁角兴起淘金热。

比如船运业是如何把香港和旧金山联系起来，进而扩大和令横跨太平洋的网络更为复杂。“大大小小的船公司，船东可能是美国人英国人荷兰人德国人，在香港请渣甸或者其他洋行作代理。包船的通常是华人，他们找人搵客、收取船费。连补给物资也逐渐在香港成为一门大生意，除了食物，淡水也不可或缺——甚至盛载的木桶不漏水亦十分重要，而对蒸汽轮来说，煤炭更是必需品。一条船来香港之前，已经有很多人的投资在上面。”

这条一路向东、载客运货的新航线不仅令香港船务“发达好多”，“成千上万的华人到了加州后，因为‘金山阿伯’抽得起熟鸦片，要吃好的中国米，加州成为高价市场，举凡鲍参翅肚、燕窝参茸乃至龙口粉丝，华人穿的衫裤鞋袜，拜神用的香烛、金银衣纸，甚至还有粤剧团，总之范畴极广。”洗玉仪介绍说，“加州1851年开始有粤剧表演，从国内请大老倌，合同在香港签。”更闻所未闻的是，“早期三藩市没人洗衣服，很多华人将脏衣服拿回香港，洗完再拿回去。”

▲1848年初，加州发现金矿，自此华南地区尤其是珠叁角兴起淘金热，彻底改变香港命运。图为1877 年，美国海关官员在旧金山检查下船的中国移民。照片Bettmann Corbis

上述商品绝大部分香港都没有。于是，东北的人参，南洋的海参⋯⋯经香港转口到金山销售，美国的花旗参、加州的面粉也同样经香港转口到国内或东南亚。香港变成货物集散地，金山庄、南北行应运而生。“容易搵钱的地方都叫金山。金山庄是做金山贸易的铺头，而南北行跟金山庄的贸易息息相关。‘金山行’使香港发达，更成为香港经济的一大支柱，也对中国和东南亚各地市场影响深远。”洗玉仪指出，当年加州华人寄回乡下养家的侨汇，亦大多经过香港。“国内喜欢用银元，很多黄金来了香港兑换，促使香港成为重要的外汇市场。”

慢慢看得档案多，冼玉仪发觉其实香港跟金山的往来有很多不同层面。“其中有一件事是将客死他乡的华人遗体、骨殖经香港运回乡下，这是我在东华档案中看到的，里面很多信函都是讲这件事，最初很好奇为什么要运送骨殖，后来才知道是要回乡安葬，这是great human story（很有人情味的故事），到今天我还觉得好amazing（令人惊喜）！”她解释，寄棺材费用昂贵，大部分死者都是落葬几年后重新起骨，放入骨箱寄回乡下，再二次下葬。有时同乡、亲友找不到骨骸，只能将招魂箱运回香港，“里面有一块写有死者姓名的牌，作为慰籍和交待”。整个过程艰苦卓绝，而又繁琐之极。“想象一下，东华要处理的遗体、骨殖来自世界各地，到香港后再寄去不同的乡下原籍安葬，让死者子女可以供奉，免成孤魂野鬼。理论上家乡应该有人领取骨箱，但很多时候没人领；还要谨防有人为了小小利市冒领⋯⋯慢慢就觉得这是人类史上的一个奇迹，甚至可说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我为香港曾经扮演这样的角色，感到骄傲。这个透过全球性慈善网络为之殚精竭力的庞大工程饱含人性、慈悲和情感意义，这么多人合力将骨殖运送回乡，中间有爱有信任，亦有担心成为异域之鬼的恐惧——这个爱是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真心想做这件事；而对一个商业社会来说，信用攸关生死。”

▲冼玉仪在东华档案中看到很多信函谈及客死他乡的华人遗体、骨殖经香港运回乡下，由此开启了她长达40馀年的华人出洋史研究。

她递过进士出身的南海籍官员梁肇煌为《义塚记》撰写的序言，言及义塚之由来，其中说到远蹈重洋淘金者“不归者拾九⋯⋯生为殊方之人、死为异域之鬼，良可哀也。余闻之怅然。曰：‘子既哀之，岂徒哀之己乎？’”冼玉仪承认，当她在加州伯克利看到这段“令人心碎”的文字，“吓一跳，（彷彿）看到当时人的心境，如果你不帮他们（把遗体/骨殖）运回来，就会变成孤魂野鬼，真是感人肺腑。”

多元丰富的材料，让冼玉仪看到这一“趋利若鹜”的过埠谋生社群诸多面相，“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是有恐惧、有欲望、有虚荣、有恻隐之心、要面对生老病死的芸芸众生。”她从中看到华人出洋过程的复杂性，和香港所扮演的多元角色，“档案资料看得愈多，那幅图画就愈有深度，更五花八门，更引人入胜。”前后写了十几年，“开始是为期刊写论文，而整部英文书稿《穿梭太平洋：金山梦、华人出洋与香港的形成》（Pacific Crossing: California Gold,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Hong Kong）终在2012年尾出版。”这本书其实是她几十年香港历史研究的集大成，“我庆幸可以将以前分别探索过而似乎毫无联系的研究领域通过这本书连结起来：例如父权制和保护妇女的问题、香港中文报纸的演变、殖民地的统治模式、慈善活动、同乡组织等，放在一块看，融会贯通，再加以发挥，从而拼出崭新的图像。”

▲继2020年摘取第13届香港书奖后，《穿梭太平洋︰金山梦、华人出洋与香港的形成》（中华书局，2019）2021年再获韩国出版总会主办的首届亚洲图书奖（The Asia Book Awards）之“年度最佳亚洲图书”（人文及学术类）。

▲《穿梭太平洋︰金山梦、华人出洋与香港的形成》英文版封面。

写何崑山尤其需要想象

冼玉仪正在撰写的新书是19世纪香港一名超越时代的传奇人物何崑山传记。“他是大屿山梅窝一家银矿的老板。1838年出生，广东南海人，后到香港教会学校读书。毕业后远赴澳洲新金山（墨尔本）投靠兄长，以安排华工到新西兰开矿为生。在澳洲待了10年、娶了一个德国女人后，转回香港，在粤海关、香港华民政务司、广东税务局工作。1877年创办香港第一间华人拥有并运营的保险公司，也是当时中国第二或第三家保险公司。他不停有新的想法，1881年向李鸿章提出，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包揽所有运往中国的鸦片，缴关税给中国政府，这是很大胆的想法，李鸿章很欣赏。同一年他还开设电报公司，将电缆从广州一直拉到香港界限街，结果被殖民地政府禁入；后来还计划在广州开设自来水公司，可惜因民智未开，集资计划无人问津而告吹⋯⋯何崑山身处的1870-1880年代，正是中国开展自强运动之时，所以他跟李鸿章、张之洞有不少往来。中法战争期间他在香港每天发电报给张之洞，告诉他香港现在有几只法国船，他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要帮中国。他还投书英文报章，抗议一些洋行恶行，报纸以读者来函形式刊出。你问我历史研究需要多大的想象，我觉得需要好大的想象，写他尤其需要想象，因为关于他的资料不多。”

很多年前，冼玉仪就想写这位1882-1884年出任东华医院及保良局主席、1884年创办天华矿业公司的奇人，“我担心现在不做，过几年就没精力做了，想快点完成它。写完何崑山，下一步想将保良局的资料译成英文，也把其中的广东话译回书面语，不然外省人不认识。”

▲做衫、看电影、玩公仔是冼玉仪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我做的”，她拿起桌上的布偶笑说，身后的积木是她的玩具，“不是我陪孙玩，是他们陪我玩。”

冼玉仪自认“做事很慢”。不过，即便硕士论文写了4年，但她颇自豪于期间“养大两个仔”。“刚开始写硕士论文有了第一个孩子，虽然可以请工人，但自己也花了很多心思。每晚要等到孩子睡了以后才能做研究，早上还要返工，不够睡，整天都头痛，有时抓住一件文献，没头没尾，不知道它的背景，里面提及的人是些什么人？要做很多很多的研究才能看懂。每一件材料都是一个故事，怎么才能把这些故事连起来，看成一个大的画面，这并不容易。”

即便如此，她也从未想过放弃，“40年前，刚开始研究（东华医院）时，很多人问，东华医院有什么好研究的？那时，东华连一个给人做研究的固定地方都没有，但我坚持每个星期去一次，觉得哪些资料有用就上到广华医院去复印⋯⋯想不到原来东华的历史这么丰富，现在很多人研究东华，海外也有很多人对东华感兴趣，我觉得很开心，相信一定会越做越好。”

“最初做历史研究的时候很孤独”，不过，冼玉仪欣慰自己的香港历史研究之路会“越走越长、越走越远、越走越宽”，“而且越做越开心，因为没压力，我手头的工作没有死线，做得不开心就放下。”

编辑 刘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