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叩问与释疑中还复中国文化本来面目

■ 陆晨希

100多年前，梁启超编撰《德育鉴》，彼时他正在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梁漱溟在《我的自学小史》中坦承：“任公先生有《德育鉴》一书……我对于中国古人学问之最初接触，实资于此。”

100多年后，刘东教授推出新著《德教释疑》，围绕《德育鉴》进行解释与发挥。他一气呵成又自成一体地叩问并解答了一系列极为关键且迄今尚未厘清的儒学难题，带领读者重返梁漱溟所称“中国古人学问之最初接触”的历史现场。这种叩问与解答，来自一位中国当代学者的学术自觉与治学精神：保持对于问题意识的敏感触觉，去提问、质疑，乃至引证、立论、驳议。譬如说，厚德载物之德，到底是怎样一种德性？自强不息的君子之风，属于何种伦理范畴？中国这个礼仪之邦的文化共同体，究竟凝聚和涵容着怎样的价值？激发和践行文化自信，这里的“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此种种问题，重叠往复，在反复梳理、厘清、考据、辩证中，重拾文化之自信，辨清中国文化的真正价值。

《德教释疑：围绕<德育鉴>的解释与发挥》刘东著译林出版社 2022年5月版

返求旧道德与反思“国学热”

“中国哲学最有世界意义的，当然是它的无宗教而有道德。”在刘东看来，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其有一套作为其基调和特色的学术话语，在千百年里不间断地被接续研讨和讲谈着。中国文化既有丰富面向，又是有诸多层次，可唯有道德修养的话语，才堪称其正宗与主流，是为人的根本，它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底色，展示了这种文明进程的厚度。这种对德性的觉知，以及连接自我的能力，古代大哲早已有感受。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则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道德是人的基本，是一种随时随地的修养。

为什么要返求旧道德？《德教释疑》在开篇即以此叩问开启对整部《德育鉴》的题解，厘清梁启超编选《德育鉴》的深厚思想意涵。有学者详细统计过，在仅有五十多年的生涯中，梁启超的立场曾经历了“十变”。关于梁氏之“善变”，刘东在书中做了深入考察，指出在其“善变”的表象之下，反映出的是其不惮“流质易变”、绝不固执己见的个性。清华国学院曾有“五大导师”，与陈寅恪、王国维等大师相比，梁启超的个性更舒展，性情更坦然，人格也更雅正，集中体现了一种传统的、完整的儒家精神。在经历了一个个历史转折关头，在亲身体验了1903年的那场美洲之行，在目睹了当年那些“新派人士”的行为做派后，梁启超幡然醒悟到“旧道德”仍属“不可少离”，并直入关于“道德心”的肯綮辨析。

在刘东看来，当下的历史正复制着横亘于人类历史始终的“两难”境地：一方面，过去几十年所宣扬的“破旧立新”，显然是提出了更高的“道德标准”，传统价值随之弃如敝屣；而另一方面，又正因为太过执迷“不破不立”，反而导致人心更加撕裂和败坏，如同回到霍布斯所述之“丛林时代”。由此，我们得以设身处地地与那位曾经呼唤过“新道德”的梁启超同频共振，又情不自禁地呼唤起“旧道德”来。近几年来的“国学热”更是给人以很大的启示，再次证明了对于规范中国民众的道德而言，中国文化的固有价值，这种道德心的引导，依然是最有活力和最有效验的，也是儒家的“旧道德”在现代社会彰显“新功用”的关键之处。

梁启超的“转向”与古今、中西对话

梁启超编撰《德育鉴》时，表现出一个不可忽视、颇有意味的“转向”。此前，他结束了一段为期十个月的美洲之旅，一摒此前“发明新道德”的主张，转而面向中国先贤大儒，从中汲取修身治心之道。这个转向值得细细品味。与此同时，刘东也是由研究西方哲学转向研究国学的，这个转向亦颇有深意。刘东说，我们当下的工作就是重新开启充满紧迫感的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学术探索，由此建立起强大的文化自信。展开讲，就是要保持与古人、与西学对话，在相互理解中达成重叠的意识，自然流淌出中国文化的真正价值。

从孔孟到程朱陆王，到康梁，一直来到我们自己，中国文化始终包含着对后学的无尽期许，并含有一种深层驱动力，要求把这种讲谈活动继续延伸下去，不光延续到我们，还要延续到我们的后人，以及我们后人的后人。收束与开放、聚敛与流失、天理与人欲、良知与功利、利他与利己、好古与尚今，如此种种，在文明内部构成良性的张力。这是此前所讲的“返求”与回归，也是一种与古人的对话，它贯穿文明始终，在中国文化与文明的血脉中汩汩流淌。

而置于世界范围的文化考量中，中国文化及其与西方文化的不断对话，亦在历史的演进中持续形塑着人类文明的整体样貌。在刘东看来，弘扬国学和促进中西交流不仅是两项并行不悖的文化事业，也是在新的时代真正复兴传统的必经之路。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均从哈佛学成归国，王国维从未到过西方，却是第一个硬用西文去啃西学的中国人。梁启超在游历了日本和欧洲后，在价值观念上获得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转折，从而不再笼统地把西方的每一步发展，都看成无可替代的历史趋势，而是深入细部看到，实际上就连表现出强势的西方自身，也都是各种价值的矛盾综合体。“这种更为宽广的态度，跟那些缺乏世界眼光的、视野狭隘的人相比，恰恰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德教释疑》以十四个关键问题，铺衍出十四篇“题解”，集中呈现了这种与古人、与西学的持续对话，深入挖掘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建构潜能。这既是对梁启超《德育鉴》的题解，更是对中国文化价值的整体题解。在叩问与释疑中，拨开陈陈相因、以讹传讹的“云山雾罩”，还复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