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作者熊育群，花城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己卯年雨雪》是著名作家熊育群的最新小说，也是他的突破之作——写出了战争造成的人性扭曲和人性觉醒，达到了抗战文学一个新的高度。

小说以1939年长沙会战、营田屠杀为背景，主人公祝奕典夫妇和日兵武田夫妇在战争之前，他们的生活并无多大区别：真挚的爱情、待人接物的友善、日常生活里的温情。而当战争来临，这一切急剧变化，两对毫不相干的恋人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小说写战争把一个正常人一步步变成杀人魔王——战争摧毁生命，扭曲人性，它一经发动，就像一个机器，谁都无法控制了。但在此之上，仍然存在着人性的善良与质朴。小说凸显战争中的爱与恨的矛盾，深思战争对每一个个体的伤害，寻找光的方向。一些日本读者还撰写了书评，其中所反映的对侵略战争罪恶的反思、对和平的呼唤感人至深。

 3月28日，由花城出版社、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湖南岳阳市委宣传部和湘阴县屈原管理区共同主办的“和平祭——中日战争老兵湘阴、营田、岳阳战场祈愿会暨熊育群《己卯年雨雪》媒体报告会”在湖南湘阴举行。图为日本籍八路军战士小林宽澄向中国抗战烈士致哀。

元山里子(日本)：“达到了抗战文学的新高度”

当我捧起熊育群先生这部《己卯年雨雪》时，第一行字，就把我的注意力直接引到小说里了，并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书。

第一行是这样写的：“第二天，武田千鹤子穿上了军装，把一头长发挽进钢盔里……”这个开场白，颠覆了我的经验，大凡写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当然是以中国人为主人公，可是熊育群先生这部抗战题材的小说，竟然是以到中国战场探寻慰问侵略者夫君的日本女人为主人公，进而零距离描述年轻人作为侵略军，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复杂心路历程。

本书的精妙之处，首推它不再使用常见的站在中国人情感立场上的视角，而是站在中日两国的视角上，从两国不同的人文环境、风俗习惯，到两国当时不同的道德观，细腻地描写和塑造了一对日本青年夫妇的三次心态转变：怎样从一个被动的侵略战争的参与者，转变为主动的杀人者，又再次发生人性的觉醒。

这两次心态是如何在一对日本青年人身上演变，这正是熊育群先生想要告诉读者的残酷战争的另一面。同时，作者也在书中给我们一种哲学的启迪：即任何一个善良的人，一旦加入国家机器驱使的侵略战争中，就很可能不由自主地变成一个丧失人性的杀人罪犯。

其中作者把武田千鹤子在报仇与感恩这对矛盾中的痛苦挣扎，描写得令人动容。与此相对应，把另一位主人公中国人祝奕典淳朴的、近乎天然的把一个人当人看的“天经地义”行为描写出来，在不经意的对比中，凸显出中日两国人民虽然处事的方式不同，但是却一样祈愿和平、渴望和平的形象。

这是作者追求历史真相与写真手法所达成的艺术效果，熊育群先生呕心沥血，深入中日两国民间采风，14年磨一剑，这样的作品即使日本人读来也会深深震撼。

我的丈夫元山俊美在不到20岁时被强制征兵到中国参加侵略战争，他在15年前去世了。但是，我在读熊育群先生的《己卯年雨雪》时，非常震惊，仿佛元山就活在熊育群先生笔下，元山俊美的经历与小说中的日本兵武田修宏的经历，仿佛穿越时空惊人地重叠起来。武田修宏作为一个“人”的人性觉醒，与元山的经历有惊人的相似。

元山来到中国的时候，还没有脱去脸上的童稚，还来不及思索“战争”意味着什么，就被推上了异国他乡的屠杀战场。长官们告诉元山他们这些新入伍的士兵，到中国去是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是为亚洲人民造福。然而，元山在中国看到的残酷现实，使他不得不开始思索：“我在中国看到的，到处是惨无人道的杀人放火，根本看不到日本兵与中国人民‘共荣’的影子。”

元山曾说：“我作为侵略军的士兵，耳闻目睹了这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和无法挽回的悲剧。虽说我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强行派到中国去的，但这并不能说，我们这些人就没有‘责任’。”

元山一直在反思和反省，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日两国那场战争的悲剧。元山也想告诉日本的年轻一代，他们当年是怎么被军国主义思想洗脑，是怎么变成一个杀人的机器的。这些真实的内心挣扎出现在武田修宏身上，令我感到无比的惊讶。

因此，我深切地希望有更多的日本读者也能够读到这本书，从中得到“为何而战”的反思。

作者出色的文字功夫，让人赞叹。他用出神入化的笔法，把读者全方位的感觉——视觉、触觉，甚至嗅觉都调动了起来。在作者笔下，中国农村清丽的田园风光，与侵略战争充满血腥的屠杀，甚至飘荡的腐尸气味结合起来，把读者带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熊育群先生对主人公之一的武田千鹤子的描写，作为生活在日本的女性，读起来，我感到特别亲切，就像看见自己身边的日本朋友，细节从走路的姿势到衣领的特点；性格从小心谨慎到敢爱敢恨，这些日本女人独特的地方，在熊育群笔下活灵活现，我还以为作者曾经在日本生活多年，甚至怀疑他是否有一个日本女朋友。没想到他是通过采风得来的，不得不佩服。

这部小说还促成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2016年3月28日，在小说故事原型地湖南湘阴“长沙会战”的战场，当年抗战的老战士、侵华日军士兵及家属、“营田惨案”幸存者坐到了一起，举行了名为“只求灵魂安息，悲剧不再重演”的恳谈会、故事原型发生地屈原管理区营田百骨塔祭祀会和岳阳县樱花树中日友好和平祈愿会。一场迟到了77年的祭祀得以举行。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仍活在人世的老兵们已经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一部小说的力量，也是熊育群先生的小说所达成的历史意义。

一部作品，可以促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进行思考，读完书后，得到自己思考的收获，这就是成功。我喜爱这部小说，除了看见我亡夫的身影，更在于小说写出了战争造成的人性扭曲和人性觉醒，达到了抗战文学一个新的高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作为一名生活在日本的民间人士，在此向熊育群先生诚挚地说一声：“太感谢了！”

小林阳吉(日本)：战火中没有人可以幸免

小说结构恢宏，情节生动曲折，人物性格复杂，形象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熊育群先生写战争以日本人的视角切入，是创作上的突破。

我很少看中国的小说，可是拜读了熊育群先生今年的新作《己卯年雨雪》，非常受感动，因为这是一本以日本人为主角的在日中战争(日本人对抗日战争的称呼)中的故事。

熊育群先生经历14年的时间及心血，从调查、采访、考察、阅读相关历史资料开始，多次往返日本体验、思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素材，做了大量笔记，沉淀、构思、提炼、反复修改，使作品在文学性及思想性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

小说结构恢宏，情节生动曲折，人物性格复杂，形象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熊育群先生写战争以日本人的视角切入，是创作上的突破，描写了中日两个民族在文化、心理、审美上的碰撞、冲突及其内部复杂性的层层展开，是一种创造性的、史诗般的书写。

《己卯年雨雪》的背景就是第一次长沙会战。就在中国军队在新墙河一线与日军激战的时候，日军一支部队沿洞庭湖南下，于营田登陆，偷袭并突破了营田守军的防线。中国军队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形势急转直下。

营田登陆的日军部队为上村支队，也就是书中主人公武田修宏的部队。在这里，熊育群先生把真实的营田惨案中日本兵的残暴写进了小说，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日本军队在营田的野蛮屠杀没有人性，使知道的每一个人感到震惊！同时，熊育群先生仍然描绘了人性的善良与质朴，山河破碎而心灵并不破碎，凸显了战争中爱与恨的交织，显示出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宽阔胸怀，显示了一种文明在支撑着他们，他们是文明的中国儿女。作为日本人，我觉得很羞愧。

我的父亲小林清也和《己卯年雨雪》书中日本士兵武田修宏一样，1939年作为日本支那派遣军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的一名士兵来到中国(在青岛登陆)，参加了侵华战争。而在父亲的记忆中，当时的日本人是怎么看待日中战争的呢？

1937年(昭和十二年)7月7日，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在中国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发生了军事冲突，开始了全面的“支那战争”。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国内的舆论界对蒋介石一片恶骂，指责蒋介石有意挑起事端，应该对蒋以及他领导下的南京政府进行军事惩罚。当时，父亲因为受过长期的武士道精神教育，再加上这样的宣传影响，对中国的确抱着敌意和仇恨。和许多日本人想法一样，父亲认为侵华战争是自卫行动，是为了东方的和平、膺惩中国的神圣战争。

这就是当时日本社会真实的情形。在日本国内受训的时候，教官就对父亲讲过：“在课本里，就明确写着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你们去中国，是一次非常好的官费旅行。到中国华北，没什么仗可打，中国的军队已经被皇军打败了，你们只是去做些肃清残匪的工作。”

然而，当父亲来到中国后，到处看到的是残墙断壁，瓦砾废墟，经济萧条。他不禁怀疑：“啊！美丽的地方？为什么是一片焦土？”在作战或“扫荡”中，日本军队把中国老百姓的粮食、有用的东西都拿走，把锅打烂，把活的东西全杀死，把房子烧毁。而且还借口为了试验胆量，强迫不愿杀戮的士兵去杀害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凡任务没有执行好的，还要受惩罚。

熊育群先生既从日本人武田修宏夫妇的角度，也从中国人祝奕典、左太乙等人的角度叙述战争。作者写的不仅是受害者悲愤、仇恨、流离失所和家国之悲，还描写了战火使世界满目疮痍，它投落于爱情之上的阴影往往更加触目，既写战火对中国眷侣祝奕典、左坤苇小家、大家的摧残，也写战火对日本夫妇武田修宏、千鹤子的心灵伤害。在战争汹涌的潮水蔓延中，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人可以幸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己卯年雨雪》写的是战火中日中两国人民双方的痛苦呻吟。

从千鹤子的经历也能看到，日本人对日军的屠杀行为也渐渐有了反省。当时我父亲也曾暗暗地想过：日军这样对待中国老百姓是永远不能达到“东亚和平”和“中日亲善”的目的的，相反，只能激起中国人的仇恨而更加顽强地抵抗日军，这样就会延长战争的时间，推迟日本士兵回国的日期。和千鹤子的命运同样，父亲小林清于1940年在胶东文登县和八路军作战负伤被俘虏。

父亲负伤时，是企图自杀的，可是没来得及就被八路军抓住了。一个八路军战士用不熟练的日语对他说：“日本士兵，放下武器不杀，优待俘虏！”八路军战士护送父亲到后方根据地，一路上爬山越岭，八路军战士无微不至地关照着父亲，八路军战士们一直步行，让父亲搭乘老乡的牛车，有时也骑毛驴，吃饭尽量供给父亲白面馒头、烙饼，八路军战士们却吃自己背着的小米，问他们这是为什么？他们简单地回答：“优待，优待。”八路军不但没有把他当作敌人，而且还给他充分的自由和平等，尊重他的人格，把他当作朋友、阶级兄弟和同志对待。后来又送他到“日本工农学校”学习。

父亲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教育下，经历了痛苦、绝望、思索、觉醒等过程，到成长为一名“日本八路”，担任胶东军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胶东支部副支部长。父亲在抗战胜利后转战到东北，又参加了中国的解放战争与革命建设事业。他一直没有回日本，成了唯一没有回国的日本八路。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于1994逝世在中国天津。

而千鹤子的命运却不是这么幸运，她经历了死亡、被抛弃、孤单求生、生孩子、进俘虏营等凄惨苦楚，既有文学的凄美性，而且也非常现实。

熊育群先生的《己卯年雨雪》是和平之书！希望它永远给世人以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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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育群：我为什么要写《己卯年雨雪》？

熊育群，端午节出生于湖南岳阳屈原管理区，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工民建专业毕业，一级作家，现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文学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同济大学兼职教授、广东省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主任。1984年开始发表诗歌，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作家》郭沫若散文奖、第十三届冰心文学奖、全国报纸副刊年赛一等奖、广东省第二届德艺双馨作家、第八届、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等。

2001年，作家熊育群偶然打开一个网页，看到一位国民党抗战老兵的文章里写到的“汨罗江战役”，当时的他或许不会想到，那上面的一个个地名，会让自己被充满血腥味的残酷历史整整纠缠十多年，直到完成小说《己卯年雨雪》。

营田、推山咀、大湾杨、码头曹、南渡桥……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地名对于在汨罗江畔长大的熊育群来说，是一些无比熟悉的宁静村庄，然而这些地名所指向的1939年9月23日，即己卯年八月十一日，却是抗日战争史上的恐怖一日———日军快艇部队通过洞庭湖侧翼在营田登陆偷袭，驻守营田的两个团寡不敌众，1200人牺牲，日军随后对顽强抵抗的百姓展开屠杀，制造了“营田惨案”，800多名百姓死亡，1000多间房屋被烧毁，营田成了火海，人们四散奔逃，哭喊被枪炮声淹没。熊育群用“震惊”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他说：“真实的事情总有一种气息，事件如此巨大我竟然没有半点疑惑，没有去怀疑这是不是一次虚构，相反，我感觉战争瞬息间走近了，它迎面扑来，凭着那些我熟稔的沟沟坎坎，脑海里它正在复活……我的震惊越来越强烈，发生在我出生和成长之地的战争我竟然不知道，它离我出生的时间还不到二十年！”

十四年后，《己卯年雨雪》由花城出版社推出，这些曾经洒满鲜血的沟沟坎坎在作家的笔下得以重现，战争的惨烈以及中日两国普通人在战争中的痛苦经历，与如画的洞庭美景和短暂温馨的日常生活形成强烈反差。

3月28日，“和平祭———中日战争老兵湘阴、营田、岳阳战场祈愿会暨熊育群《己卯年雨雪》媒体报告会”在湖南湘阴举行。参加过长沙会战的游击队老战士周辉群、抗日士兵彭文贤、薛岳将军外孙李德昌等，与来自日本的老兵小林宽澄以及侵华日本士兵小林清的儿子小林阳吉、元山俊美的遗孀元山里子一起，谈论自己阅读《己卯年雨雪》的感受，从长沙会战出发，反思了日本军队的战争罪行，为中日两国的未来和平共同祈愿。活动由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湖南省聚商成象网络传媒有限公司和左宗棠文化研究会协办，花城出版社承办。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主持。

一次超越立场的写作

从知晓“营田惨案”到动笔写作，十多年时间里，熊育群用工科生的理性和严谨，完成了一次跨越历史和文化的深入调查。他先是动员湖南屈原管理区的朋友易送君对这一事件做田野调查，二十多个人历时一年，寻访了一百多位幸存者，请他们回忆并讲述己卯年八月十一日的经历。熊育群说，他曾跟着易送君走村串户，听那些白发如雪的老人指着屋前的地坪或是水塘，描述自己当年如何躲藏如何逃难，他们学着飞机俯冲时的轰响和机枪扫射的哒哒声，所有人都死死记着“己卯年八月十一日”，他们看着至爱亲朋惨死，看着家园被敌人践踏，即便侥幸逃生，但这一日的所见所闻成了他们终身难以摆脱的梦魇。

带着这些惨痛的回忆，他进入更深的思考：日本军队何以如此凶残？这一场战争是如何发动起来的？他开始大量的阅读，《菊与刀》《日本与日本人》《日本边境论》《日本社会的历史》《日本文化的历史》《京都流年》……藉此进入日本的历史文化，寻找缘由。

又过了几年，他在云南大理一家旧书店找到了马正建的著作《湘水潇潇———湖南会战纪实》，其中援引了日本女人近藤富士之的回忆录：作为慰问团一员，她于1939年中秋节来到中国湖南，不想竟然见到了新婚后参军出征的丈夫。短暂的见面后却是永久的分别，丈夫在交战中被打死，她把尸体抱在怀中，呼唤他的名字，要他跟自己回家……这篇充满了痛悔的文章让熊育群震动，继而思索，作为一个人，中日两国人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呢？这种思考让他回到了日常生活，回到了常识，又有了新的写作冲动，他要写中日两对恋人，在战争发动前，他们的生活和生存状态并无多大差别，真挚的爱情，待人接物的友善，日常生活里的温情。然而战争绞碎了所有人的生活，两对毫不相干的恋人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这是荒诞的现实，却是战争的逻辑，从国家到个人，都被卷入了一场可怕的悲剧。

近藤富士之的遭遇成为《己卯年雨雪》的开头：一身戎装的慰问队成员武田千鹤子来到中国，与丈夫武田修宏短暂相聚后，目睹了丈夫被游击队的子弹击中，她被抗日游击战士祝奕典俘虏。然而祝奕典和他的家人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身受重伤的千鹤子，他们住在船上，漂泊于风景如画的洞庭湖。在他们的照料下，千鹤子慢慢康复并生下武田修宏的孩子。她曾跳湖自杀，也试图逃跑而险些丧生，在康复中一次次想为丈夫复仇，又一次次在中国人的仁慈心肠与胸怀的感召下，反思着自己所受的奴化教育和仇恨教育。而她的丈夫武田修宏却死里逃生，一路寻访着妻子的踪迹，日记记录下他如何从一个温和的怀有写作理想的青年变成残忍的屠夫。

要在一部抗战题材的小说里运用日本人的视角，这对作家来说是极大的挑战，为了深入了解当时日本人的处境、想法和感受，熊育群两次前往日本，走访侵华士兵的后代，寻找与那场战争有关的历史线索和纪念地，从相关的资料中研究日本在初始阶段的教育，翻阅侵华日军士兵的日记，并找到中日双方记载的长沙会战的史料，这些现身说法让他进入了故事现场，酝酿了十多年的小说终于找到一条路径，创造和还原一段历史成为可能。

这是一次超越双方立场的写作，从仇恨中抬起头来，寻找真正的罪恶和根本的缘由，写仇恨与宽恕，写人类之爱与战争之痛，写出和平的宝贵。正如评论家舒文治所说：“以日本人的视角切入，既是表现方式上的独运求新，也是创作模式上的突破求胜，可视为巴赫金对话理论的一次实践，即关于中日两个民族在文化、心理、审美上的碰撞、冲突及其内部复杂性的层层展开，小说内藏着人性与兽性的紧张对立，罪恶与救赎的双声倾诉。”

这也是一场对作家心理承受力的考验，熊育群说：“在创作过程中，那场黑色的悲剧像幽灵一般不断地撕裂着我，多少次暗夜号啕，情绪无比抑郁甚至绝望，十四年来我持续追问———面对苦难，人类的灵魂究竟要如何救赎。”这重重压抑在这场和平之旅的祭祀会上释放，面对埋葬了400多位烈士尸骨的营田百骨塔，熊育群如他当初所发愿的那样，将《己卯年雨雪》焚烧祭奠，祈愿被战争埋葬的人们灵魂安息，悲剧不再重演。

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己卯年雨雪》出版后引发各方关注，特别是日本相关人士的重视。侵华日军士兵元山俊美的遗孀、作家元山里子说，《己卯年雨雪》给她带来了巨大震撼：“大凡写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当然是以中国人为主人公，可是《己卯年雨雪》以日本女人到中国战场探寻慰问侵略者夫君为主人公，进而零距离描述年轻人作为侵略军，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复杂心路历程。”

小林阳吉是日本椰子会（即在抗日战争中加入中国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士会）事务局长，去年他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他的父亲小林清在抗日战争中被俘后参加了八路军，积极投入反战劝降活动。小林阳吉说：“《己卯年雨雪》　努力探索日本人的内心。他既从日本人武田修宏夫妇角度，也从中国人祝奕典、左太乙等人的角度叙述战争。作者写的不仅是受害者悲愤、仇恨、流离失所和家国之悲。还描写了战火使世界满目疮痍，它投落于爱情之上的阴影往往更加触目，既写战火对中国眷侣祝奕典、左坤苇小家、大家的摧残，也写战火对日本夫妇武田修宏、千鹤子的心灵伤害。在战争汹涌的潮水漫延中，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人可以幸免。《己卯年雨雪》写的是战火中日中两国人民双方的痛苦呻吟。”

正因为将中日两国人民的历史经历、心理变化融合在一起，使得这部小说成为一部超越民族恩仇的和平之书，同时促成了此次中日两国老兵的跨越时空的对话。

恳谈会上，94岁的中国抗战老兵周辉群说起自己国共合作时部队编入抗日游击队，昼伏夜行艰苦作战的情景。92岁的彭文贤当年代替哥哥参军，他在第九战区20军新编20师59团二营当传令兵，参加了长沙会战。89岁的杨克检当年在中央直属团（175高炮团）2营6连当班长。他们谈起自己的战斗经历、战争感受时，那些伤亡不再是数字，而是一段段哀伤的回忆。

97岁的日本老兵小林宽澄全程参加活动，他是目前唯一健在的日本籍八路军战士，去年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习近平主席为他亲自颁发并佩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他用中文诉说自己的心路历程：“我是一个日本和尚，76年前被强征入伍，放下了佛经，拿起了枪炮。当我成为八路军俘虏的时候，八路军不但没有把我当作敌人，而且还给我充分的自由和平等，把我当作朋友、兄弟和同志加以对待，并使我从蒙昧中得到真正的觉醒……七十年过去了，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参加抗日战争的我如今也已是耄耋之年。但是，我热衷于日中和平与友好事业的心却老益弥坚。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在有生之年，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下一代，告诉我的子孙，让更多的人知道，中日友好来之不易，要珍惜它，爱护它，切莫让历史的时针倒转，日中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来源 综合南方网、文学报

编辑 钟二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