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一个晚上，能容纳1000多名观众的深圳戏院座无虚席。随着帷幕徐徐拉开，五彩缤纷的灯光和美妙的抒情音乐响起，年轻的男女模特穿着新款时装走到台上。原来，今天的主题不是看电影，而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以来首场时装秀。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时装表演会。”三十几年后，参与策划这场表演的原罗湖艺术团副团长梁兆松这样回忆。

1983年，深圳首届时装展销会在深圳戏院举办首场“时装秀”。 （受访者供图）

这个时装队成立还不到15天

媒体当时记录了活动的盛况，“在深圳戏院连演六场，场场爆满。” 梁兆松回忆，有些人连看四场，仍余兴未尽，有些家庭倾巢而出。一连几天，时装表演会成了深圳市民交谈时的中心话题。

“说出来可能很多人不相信，这个‘深圳时装表演队’成立还不到15天，这些年轻的模特儿15天前连台步都还不会走呢。”

梁兆松介绍说，深圳市进出口公司和上海深圳出口服装公司决定在深圳举办首届时装展销会。先一年的8月，公司邀请了专业时装模特表演队前来表演，还在刚刚创办的《深圳特区报》上刊登大幅广告。

可离演出不久，时装表演队突然表示不能前来，这让主办方一时手足无措。主办方想请另一个专业时装表演队，但他们说起码要排练两个月才能登台演出。然而，这时离报上登载的表演时间只剩下十几天了。主办方向市里请示是否邀请香港模特队前来救场，市领导说，我们特区有十几万人，难道靠自己的力量就办不成吗？

主办方想起了罗湖艺术团——当时深圳特区内唯一一支业余文艺队伍。尽管罗湖艺术团从未表演过时装，不过团长杨素贤一听原委，便一口应承。

保守的观念让排练风波不断

梁兆松介绍说，杨素贤来自广州，五岁接受舞蹈训练，能编善舞。1982年，杨素贤在罗湖区文化馆工作，负责筹组罗湖艺术团，当选为首任团长，梁兆松任副团长。

时装表演要求甚高，尤其是对模特儿的挑选是非常严格的，不但要有苗条的身材、漂亮的脸孔，而且还要有大方的仪态、翩翩的风度。杨素贤知道，光靠罗湖艺术团的团员还不够，还得从团外招聘一部分。她和几位骨干分头骑上自行车，四出招兵买马。从城东跑到城西，两天之内几乎跑遍了深圳的大宾馆和超级商场，从服务员和售货员中物色了十多个有型有款的“准模特儿”。

不过，这些“准模特”几乎从来没有上过舞台，连走台步都不会，更不用说八个手位、造型亮相等等基本功了。

杨素贤从严格的形体训练开始。模特儿们白天上班，只能下班后赶到艺术团集中接受训练，练走路，练停步，练造型，练身段，练仪态，练上落台阶。

“可是有一天晚上，排练场忽然变得冷冷清清，零零落落，模特儿一下子少了六个。一问，原来很多模特儿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压力：父母反对，朋友劝阻，未婚夫禁止，单位不支持……”梁兆松介绍突如其来的波折。

原来，那时候人们观念还是很保守，他们把表演时装的模特儿和国外那些出卖色相的“模特儿”混为一谈了。女孩子禁不住风言冷眼，唯有被迫选择“走为上着”。

“杨素贤真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她和几个骨干充分施展艺术团的影响力，挽留了几个，补充了几个，终于让排练正常进行下去了。”想起当年的曲折，梁兆松还是非常感慨。

深圳人要做前人未做过的事

举办时装表演会对深圳特区的这群年轻人来说，特别具有挑战，因为当时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艺术团在接受任务的当天就成立了编导组，由梁兆松负责。编剧和导演过去只从香港电视上看过一鳞半爪的国外时装表演，但梁兆松觉得不能照搬，必须要创新，要有特区的特色，他在一夜之间就写出了脚本。

时装表演会的帷幕一开，就把全场观众的心紧紧地抓住了。根据主办单位的要求，这次表演的服装品种多而杂，还有床上用品和家具等，达400多个品种。于是剧情设计师这样的：一个穿着过时服装的“万元户”到深圳购买结婚用品，在飞鹏商场受到礼遇，一名女售货员热情地领着他去参观选购，最后还参加了一对新人的婚礼和舞会。这样，就把春夏秋冬四季时装、童装、中老年人服装、床上用品、婚纱、晚礼服、家具等等顺理成章地介绍无遗。表演会在新郎新娘请观众们吃喜糖、给观众们送礼品中圆满结束。

多年之后梁兆松还记得观众的反响，“有一位观众跑来说，我原先以为只有香港、上海等大城市才办得起时装表演，想不到我们深圳特区也有能力举办时装表演会了。”

还有观众看完表演后，立即回家拿钱去飞鹏商场，指定要买表演会上模特儿穿过的服装。“飞鹏商场服装部的销售额平日最高只有三千元，时装表演会后销售量破了万元大关，你看那时候时装秀也是很具‘带货’能力的。”梁兆松笑着说。

编辑 郑蔚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