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刚刚建校一年的深圳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所，首任校长张维从北京大学邀请汤一介担任所长并主持工作，打起了改革开放之后国内的第一面“国学”大旗。在汤一介的的带领和规划下，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的一批青年学者纷纷“闻风而聚”，加入研究所，开始了以国学研究为旗号的学术建设工作，而景海峰正是其中的一位。

1984年底从北大研究生毕业后，景海峰在老师汤一介的邀请下，于翌年3月来到深圳，成为国学研究所的一员，并于2002年开始担任国学研究所所长。“国学研究所在上世纪80年代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为当时中国学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景海峰昨日在接受深圳商报记者采访时，回溯了自己在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工作时所参与的诸多“第一次”，认为这是自己学术人生的殊缘。

北大研究生毕业后南下深圳

1978年，景海峰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1982年攻读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从学于汤一介，并在研究生二年级时开始跟着他做硕士论文，从此真正开启了学术研究工作，1984年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因为工作没有落实，耽搁了一段，在北京的单位没找下，分回老家又非我所愿，最后汤一介老师说：‘跟我到深圳去吧。’就这样在第二年的3月，我也来到了深圳，成为国学研究所的一员。”

▲三排左起第四位为景海峰（景海峰供图，下同）

回忆起当时来到深圳大学的情景，景海峰感慨很深。他先是从北京坐了30小时的火车到广州，取出行李后另办托运，再花了四个多小时乘广深铁路列车抵达深圳。初到深圳，深圳的建筑结构和色彩在他眼中是“前所未见”，与北京的不同。尤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到学校报到的第一天，看到马路边上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提包在等候班车，觉得很新奇。

“那时深圳大学刚建不久，1984年9月才从城里的一个小院子（成人教育中心）搬到了现在的位置。校区除了一些宿舍之外，只有一栋大的建筑，就是教学楼，图书馆、办公楼都还在修；除了中间的一片工地外，其余地方大都是荒地，杂草丛生，条件十分简陋。”景海峰回忆道，当时的国学研究所和比较文学研究所，还有中文系，基本上是一个联体的结构，就是所谓的“一系二所”。“但学校在规划中还是非常看重国学所的独立建设的，按照报批的文件，国学所应该有近20个编制，跟中文系的人数差不多，光是图书资料方面的编制就有4个，虽说后来这些设想并没能实现，但学校确实是有一个很宏大的发展计划的。另外就是在经费方面，国学研究所也有独立的拨款，特别是图书购置，在当时办学条件并不宽裕的情况下，算是很大手笔了。”

▲1985年3月，景海峰到深大报到，图为当时深大面貌

参与多项具开创性意义的工作

刚到深圳大学半个多月，景海峰就参与了当年4月初由国学研究所主持召开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协调会”。这是一次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意义深远的会议，可以说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热”里面的一个亮点，掀动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传播的热潮。而景海峰在其中参与会务工作，负责接待。

关于这次会议举办的缘起，景海峰介绍说，当时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这些中心城市，差不多都有一批学者不约而同地在做着发动文化大讨论的工作。于是汤一介就联合了这批受人关注的机构和学者，在一起开了一个协调性的会，把各地一些好的思路和推动中国文化建设的经验做了一次汇聚，在一块进行交流，这就有了这个会议的召开。尽管会的规模不大，大概只有二三十个人，人虽不多，但都是一时之选，是当时各地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些领军人物。像北京的汤一介、庞朴、乐黛云，上海的王元化、庄锡昌、朱维铮，武汉的萧萐父、冯天瑜，杭州的沈善洪，广州的张磊等。除了国内的学者之外，还有两位来自美国的学者，一个是加州大学的魏斐德，另一个就是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此次会议还吸引了香港媒体专程前来报道。

▲1987年春，景海峰（左）在汤一介（右）家

“其实刚开始学校以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学术活动，就给了一间比较简单的课室，后来知道情况后就腾出了当时学校唯一的一间大接待室给会议，这是学校规格最高的场地了，大家就围坐在沙发上开会。”景海峰告诉记者，会议前后持续了三四天，结束后又安排代表到沙头角等处参观。而这于他个人而言也是第一次近距离了解深圳。“那时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大多数嘉宾都是难得第一次来深圳，对特区充满好奇，都想了解深圳的情况，我记得带着大家去沙头角时，沿途都是土路，路上车很颠簸，还要绕着山走，来回差不多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景海峰与很多老师一样，对在这里举办如此重要的会，特别是对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都倍感激动和振奋。“当时我们都怀抱理想，对于特区的未来充满了想象。”

此后，景海峰在老师汤一介的带领下，还参与了几项极具意义的工作，比如国学研究所和国家教委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联合举办了两届国际“中国学”研讨班，为全国几十所高校培训了一百多名从事比较文化和汉学研究的青年教师；协同中文系的初创和学科建设工作，为中文专业的学生开设了系列的国学方面的课程等。

▲1989年冬，景海峰（右）在深圳大学接待来访的王元化夫妇

2017年，深圳大学在国学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国学院，景海峰担任院长至今。30多年来，景海峰从老师汤一介手中接火传薪，也由此成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参与者、推动者和贡献者。“当时‘国学’概念并不流行，不像现在这样为大家所熟悉。所以当时汤先生能够举起国学的大旗，在深圳大学创办一个国学研究所，在今天看来，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举，也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举措，这对后来几十年的学术发展起到了某种引领和示范的效用。在改革开放之初，重启‘国学’之新篇章，用国学的名义来办一个研究机构，在那个年代的确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我能够一路参与和见证，是我学术生涯的幸运。”景海峰说。

（深圳商报供稿）

编辑 陈伊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