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黎光探求粤商保持根脉原因丨粤商：承载近代中国转型之重

近代中国主要有三大商帮——徽商、晋商与粤商。以贩盐为主的徽商在清末时期盐营权利放开之后就逐渐消亡了；以票号闻名于世的晋商也随着近代银行的兴起逐渐消失。唯有粤商，从它诞生开始一直到今天都根脉未断。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带着这样的好奇，杨黎光开始了对粤商的调查了解。

当研究不断深入，杨黎光慢慢发现，粤商的历史不仅仅是一部商帮史，考虑到近几百年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与现代化进程，粤商发展史的背后其实是近代中国转型的历史。杨黎光感受到，粤商，这一长久以来在政治与文化冲突夹缝中生存的群体，其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远远被低估了。要让这长久以来“沉默”的群体得到应有的关注，杨黎光开始了《粤商：承载近代中国转型之重》的写作。

《粤商：承载近代中国转型之重》作者 杨黎光 。潘畅/图

古老的根脉延续至今

准确地把握信息，勇敢地出走——求变是粤商能保持根脉的重要原因。杨黎光发现，粤商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的海上丝绸之路，唐、宋、元、明四朝在广东设立市舶司管理粤商的海上对外贸易，到了乾隆二十二年，除粤海关外，其他海关一律撤销，是为“一口通商”，这就成就了广州十三行。正是长期从事海上对外贸易的传统，粤商对信息格外敏感。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粤商对危机的化解是最好的例证：中英签署的《南京条约》使“一口通商”变为“五口通商”，当广东的优势地位逐渐被上海取代，粤商当机立断，前往上海，最高峰的时候，上海有25万广东人，经营不同规模的公司。杨黎光甚至觉得，“是广东的粤商成就了上海。”

除了求变，杨黎光认为，坚守契约精神是另一个让粤商可以长足发展的原因。走出中世纪以后，西方社会迈入了契约社会的新阶段。以条约的形式界定社会各阶层的权域，这是现代文明的一个进步，契约精神也成为了“世界性”与“现代性”的准则。处在向世界开放的窗口，与西方有着密切的往来，粤商承袭了西方的“契约精神”并长期坚守，这为粤商可以在现代社会以及国际化的环境下长远发展打下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资产阶级受到严重打击，在这一危机之下，粤商出走香港、澳门、南洋，将根脉坚持下来。而当中国迎来改革开放，最早一批走出国门的也正是粤商的后代。

位于中环的先施公司。Wikimedia Commons/图

中国近代发展史中被忽视的群体

所谓“士、农、工、商”，从封建社会开始，商人就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弱民贱商的理念也让商人在中国发展史中发挥的作用一直被忽视。

中国传统中的拒绝海洋、拒绝开放，让这个古老的文明逐渐陷入一种停滞的、自我封闭的状态之中，直到大航海时代来临，西方使者的船队远道而来，中国才被打开一个缺口。然而，与主流历史形成偏差的是，最早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并非学者、仕大夫——最早得风气之先的是一直和葡萄牙商人以及之后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贸易往来的粤商。

广州十三行 。Wikimedia Commons/图

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粤商北上前往上海，其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就更为显著。这些携带巨款的广东商人在上海兴办实业，当唐廷枢与徐润创立轮船招商局、方举赞创办上海发昌机器厂之时，中国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也开始迈向新的历史阶段。甚至在一些更具标志性的、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事件中，粤商也发挥了不可限量的作用：当盛宣怀代表皇上宣布将地方商人准备兴建的川汉铁路、粤汉铁路收为国有的时候，商人反抗了——也正是保路运动引发了之后的辛亥革命。

杨黎光相信：“没有近代商业文明，没有粤商在对外开放中取得的前沿地位。中国不会出现孙中山这样的革命家，中国也不会出现像梁启超这样的思想家，甚至可能不会发生结束千年皇权专制历史的辛亥革命。”

徐润 。Wikimedia Commons/图

以书为契机，关注粤商的过去与未来

在调查与写作的过程中，杨黎光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市场经济并不是很发达的安徽和山西，徽商与晋商由于广泛宣传，特别是一些成功的影视作品的播出，几乎家喻户晓。杨黎光本人来自安徽，祖上也曾是徽商，在家乡，徽商不仅有史志，也在当地形成一种文化，一些安徽的地方银行都叫徽商银行。

杨黎光。潘畅/图

反观根脉未断，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的粤商却极为低调，甚至连一部系统的发展史都没有。因此，写就《粤商：承载近代中国转型之重》，杨黎光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粤商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邀请更多对粤商感兴趣的学者再度研究、挖掘。而对于此次中和出版社在港台海外地区出版的繁体字本，杨黎光还有一个希望，那便是让更多海外粤商后人和正在发展的新粤商了解这段历史，并以史为鉴，走向未来。

（深圳商报供稿）

编辑 梁佳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