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4日，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米塞斯的《人的行为》，对于这部综合性的经济学论著，罗斯巴德、理查德·艾伯林等知名学者都曾撰文评述。在其出版70周年之际，笔者再作一评论，聊作纪念，望学界批评。

《人的行为》是米塞斯学术生涯的扛鼎之作，这是一部承前启后的经济学综合论著。说它承前，一方面是因为这部著作继承发展了门格尔、庞巴维克、韦伯等人的学术思想；另一方面是因为它集成并发展了米塞斯《民族、国家和经济》《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等论著的主要思想，包括了经济学、哲学以及历史问题的论述。它已经被译成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日文等九种文字。说它启后，一方面是因为对于其中的方法论等问题，米塞斯在后来的《经济学的最终基础》《理论与历史》等著作中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另一方面是它启发了学者研究经济行为，米塞斯的经济行为逻辑已经成了主流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启发范式，哈佛大学已将行为经济学列为经济学基础课程，诺贝尔经济学奖曾两次颁发给了这一领域的学者，分别是2002年丹尼尔·卡尼曼、弗农·史密斯和2017年的理查德·泰勒。

一、独特原创的思想贡献

在《人的行为》中，最具独特性、原始性创新的内容有四部分：

第一，创立了人类行为学。米塞斯认为行为是人的特征，人的行为是选择手段实现将来目的，没有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行为学的方法把一切现象追溯到各个人的行为。米塞斯认为经济学只是行为学的一门子学科。人的行为的公理是人们使用手段去实现他的目的，所有的经济理论都可以从这个公理推导出来，而且这一公理是先验的，不受经验约束的。人的行为是米塞斯研究的起点，人的行为构成社会，人的行为构成市场过程，离开人的行为考察经济或社会都是不可取的。

米塞斯提出了方法论的二元论，也就是自然科学和人类行为学是有着根本区别的领域，不能使用相同的研究方法。以往的经济学研究受到物理学，特别是牛顿力学的影响，划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借用微观物理学与宏观物理学的做法。米塞斯说：“数理经济学家蔽于一个偏见，总以为经济学必须按照牛顿力学模型来构想，而且可以用数学方法来研究，他完全误解了他的研究对象，他不是在研究人的行为，而是在研究一个没有灵魂的机械，这个机械被一些不可再分析的力量神秘地驱使着。”“相关性”和“函数关系”只不过是把过去发生在某一时刻和某一地区的事情描述为一定数目的人们的行为的结果。依照力学模式引进的“流通速率”是妄诞的概念。

第二，突出时间的基础性作用。古典经济学家没有认清时间的重要性，没有将时间纳入经济学分析范畴。比如，经济学家在讨论货币发行的后果时，有的只注意长期后果，有的只看到短期后果。奥地利学派重视时间因素，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鲜明地体现时间，米塞斯则将时间视为一个“元范”，也就是基本要素，时间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米塞斯说时间偏好是人的行为中固有的一个元范，决定每个选择和每个行为。时间偏好是客观的、持久的、普遍的。“即令我们假想一个世界，在那里面，自然界供给每个人维持生物生存的必要物资；在那里面，最重要的粮食不是稀少的，人的行为不关心到最低生活的维持，即令如此，时间偏好这个现象还是存在的，还是指导一切行为的。”经济是动态的，变与时间这两个概念密不可分。米塞斯说：“行为的目的在于变，所以行为是在时间的程序中。”

第三，突出企业家的双重作用。米塞斯在这方面的创新是，以人的行为作为基础，融入时间因素，借助于他独创的均匀轮转经济模型提出了企业家功能论的观点，这与他的市场过程论、产权基石论、动态竞争论、投机普遍论、消费者主权论、不等价交换论、向亏损企业征税论构成一套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体系，这是米塞斯对市场经济理论的贡献。

米塞斯特别强调企业家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中的双重作用，超越了之前只考察企业家带动经济增长的局限。米塞斯认为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他说：“经济进步的推动者是那些企业家，他们志在谋取利润，而其手段则是调整自己的营业行为，以期最大（程度）满足消费者。”米塞斯认为经济进步是三个进步群体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是储蓄者群体，另一个是科学家——发明家群体，还有一个是企业家群体。米塞斯还认为企业家是技术进步的推动者，他说：“企业家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活跃分子，同时也是推动现代科技发展的积极因素。人们不能想当然地将他们视为仅仅只考虑自己过舒适安宁生活的一群人。”这一观点具有颠覆性，冲击了企业家与技术进步无关论。

第四，破除经济学（家）迷信。针对迷信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现象，米塞斯指出经济学的唯一任务是人的行为的分析，只考察人的行为的后果，不应告诉人们如何行为。预测未来的情况不是经济计算的任务，不要迷信经济学家。

二、有待弥补的理论创伤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在最有创新的部分，米塞斯的观点还有待完善。一方面，人类行为学的理论还不完整，米塞斯旨在“重构一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经济理论”，显然距离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道路。另一方面，已有的成果存在缺陷。《人的行为》中没有探讨研究历史或研究经验经济学的恰当方法，被沃恩视为“重大缺失”。米塞斯看到了经验主义的不足并且坚决排斥经验主义，但是他忽视了理性主义的缺陷，他的方法论被视为极端理性主义，这同样不科学。又如，米塞斯坚持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极端的先验论也面临着难以自洽的困境。

还有一些结论比较偏颇，这固然与奥地利学派不断论战的需要有关，但并不能掩盖其不严谨的缺陷。比如，米塞斯说：“每一行为都涉及一个未知的将来。在这个意义下，行为总归是危险的投机。”这一点显然不够严谨，如果是为了强调不确定性倒还可以接受，如果作为科学的结论则需要增加限制条件。再如，在企业家功能方面，米塞斯反复强调企业家预测、满足消费者需求方面的能力，但是企业家还可以引导消费者需求，并且企业家不是一味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现实中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比比皆是。

更为根本的问题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原来的一些认知结论已经不再适用，需要重新加以探索。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简单经济学，也就是考察同质商品数量、价格的经济学说在逐渐远离现实，还需要更上层楼。姜奇平出版了《网络经济：内生结构的复杂性经济学分析》，张曙光、张弛等学者已经进行了有益探索，今后还需要更多的学者进行研究。

三、弥足珍贵的现实启示

《人的行为》对于当下的中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至少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研究网络时代的人类行为学。米塞斯搭起了行为学的框架，今天需要结合互联网时代的新特征进行考察，实现从简单经济学向复杂经济学的转变，米塞斯等经济学家的观点可以作为桥梁。

第二，将企业家请回教科书。在已经引进的经济学教材和国内学者编写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绝大多数都没有企业家的位置，为数不多的是张维迎教授2015年的《经济学原理》、2018年黄铁苗与笔者合著的《新节约经济学》给了企业家一席之地。建议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都应将企业家纳入其中，并且给出公允的评价。

第三，破除对于经济学家的迷信。不少人放大了经济学家的作用，把经济学视为无往而不胜的学问，甚至当作超越人间力量的上帝，期望通过经济学成为股神，这也是不可取的。

（作者系经济学者）

编辑 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