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少女当“小鬼队”!听83岁革命老太重温激荡人心红色岁月

读特记者 刘秋伟 通讯员 叶惠涛 叶创志 文/图
2019-07-24 15:52
摘要

在建军节来临之前,记者前往拜访“光荣之家”的女主人蔡映女,一位白发苍苍、满脸慈祥,曾经为东江纵队冒死送信的通信员。

在东莞市塘厦镇大岭古村6巷的一座不起眼的民房里,墙壁上高挂着一面让人肃然起敬的牌匾——“光荣之家”。

为重温那段激荡人心的红色记忆,传承艰苦奋斗、英勇无畏的红色精神,在建军节来临之前,记者前往拜访“光荣之家”的女主人蔡映女,一位白发苍苍、满脸慈祥,曾经为东江纵队冒死送信的通信员。

蔡映女生于1936年,83岁,岁月在蔡婆婆脸上已留下了纵横沟壑,但她的身体仍十分健朗,思维也非常清晰,看到记者一群人到来,老人家更加喜上眉梢,走进屋里捧出了十多枚革命勋章,从“东江纵队成立6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成立五十周年纪念章”等,这一枚枚金光闪闪的纪念章,是国家对一位英勇战士的褒奖。

于是,蔡映女向记者追溯七十年前的革命生涯。

苦难人生磨练了她的坚强意志

蔡映女是东莞市大朗镇杨涌杨梅岭人,小时候家境非常穷苦,她8岁那年,母亲撒手人寰。不久,她父亲娶了继母。那时候,继母总让她干各种各样的农活和家务活,还经常打她。直到10岁那年,杨梅岭有个叫康叔的人,生了个孩子,他看蔡映女十分可怜,便提议让她帮忙带带孩子,蔡映女这才从每日挨打的日子里解脱了出来。

蔡映女有个表姐参加游击队,于是向组织提出申请收留蔡映女,培养她成为一名通信员,为革命事业做贡献。由于蔡映女年纪尚小,组织并不打算收留,但在表姐以及革命前辈邝耀水的多番苦求下,也看在蔡映女做事勤奋、为人坚强,组织最终答应了让蔡映女接受训练,成为一名通信员。

就这样,年仅12岁的蔡映女踏上了革命道路,或许在当时她根本没想到,这将会是她这一生的转折点,成为她人生中一段光荣的岁月。

每日步行二十多公里送情报

抗日战争时,为了摸清日伪军的军事动向,更好地打击敌人,东江纵队逐步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情报系统。1944年,纵队司令部设立情报总站,各支队或大队设立情报站,在敌人占领区设有情报站或情报人员,组成严密的情报网,后来一直沿用到解放战争。

蔡映女于1948-1949年担任通信员,当时,东江纵队在东莞市黄江镇黄牛埔设立有情报站,蔡映女主要负责在大朗镇、黄江镇两地每个东江纵队站点之间的情报传送。

通信员的任务主要是在部队、在组织中担任递送文书、情报等联络工作的人员,需要熟记有关单位的番号、代号、口令、路标、信号和敌我识别标记,熟记有关首长和单位的位置、距离、路线及沿途情况,是组织的千里眼、顺风耳。通信员一般是由年轻的少年或青年担任,利用青少年身材矮小、年纪尚幼等特点便于隐藏,在当时俗称“小鬼队”。1948年,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后,蔡映女加入到“小鬼队”当中,正式成为一名通信员。

那时候,由于条件有限,蔡映女只能徒步穿梭到各个站点传递文书和情报。早上,黄映女收到情报之后,就按照专业隐蔽的方式,在纸上或者其他载体写好暗号,然后从杨梅岭街头岗出发,沿途去到沙塘围、沙步围,然后到石厦、仙村,再到黄江墟,最后到达终点站黄牛埔,所有站点走完已经是日薄西山。蔡映女算了一下,去程十多公里,每天来回就是二十多公里,日复一日,刚开始腿走得酸软无力,后来习惯了之后越走越快,足下大步流星。

沉稳应对,与敌人斗智斗勇

通信员可以说是刀口舔血的工作,冒着生命危险送信。每天,蔡映女首先都要在站点接受危情应对训练,与其他队员一同锤炼党性。

蔡映女说:“比如,一旦遭到国民党抓获时,要沉稳面对,想办法应对他们的搜查和盘问。我记得队长赖湘常跟通信员们说,‘当上通信员的那一刻起,你们的命就已经给了革命,如果送信途中被国民党抓住了,一定打死都不可以承认自己是通信员,不然你们就连累一个站点许许多多革命战士的性命。问你去哪,你就编个谎话,比如说去叔叔家,去阿姨家。’”

通信员常常在巴掌大小的信条上记录一些暗语,只有寥寥几个字,每个字符都有特定的含义,就算国民党查获了,一时半会他们也无法知道其中的含义,还需要回去请专人破解暗语。但是如果通信员经不起敌人审查,说出自己所属部门和做过的事,就会连累好多人命。

“我们一旦做通信员,就打算为革命献身的了。一旦被敌人抓获,认了敌人会将我们枪毙,不认也会将我们枪毙,横竖都是死,但后者却是死得其所,还可以换来为人民献身,为革命牺牲死得光荣。”蔡映女说。

有一次,蔡映女正在赶往黄江墟送信,路上碰巧遇到国民党兵,掉头已来不及,她只好强压着紧张的情绪继续向前走,并思索着怎么回答敌人的盘问。

国民党叫停蔡映女,问:“你是不是‘小鬼队’的,去找谁呢?”

蔡映女心里明白这时候如果回答不是的话,国民党反而认为你就是,她故作不知地反问:“什么是小鬼队?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只是个小孩……”

敌人拿枪指着她,继续问:“你要去哪里?”

“我去我姑婆家。”

“你姑婆哪里的?”

“梅塘的。”

“你是哪里人?”

“杨梅岭人。”

“你自己一个人去那么远啊?去干嘛?”一个小女生独自一人去离家那么远的地方,敌人疑心渐重,大声吓唬蔡映女问道。

“我弟弟病倒了,我妈妈让我到姑婆家去讨点药吃。”

见蔡映女对答自然,梅塘太远也不便考证,于是只好把蔡映女放了。

幸运的是,蔡映女就只有这一次差点掉入敌人手里。在1948年至1949年的两年通信员生涯里,好几次遇到危险时蔡映女都机智地化险为夷,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

苦尽甘来终得颐养晚年

1949年解放后,蔡映女卸下了通信员的身份,做回一个平平凡凡的小女子,到常平镇读书,虽然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有时候也被同学嘲笑“都可以出嫁了才来读书”,但蔡映女不为所动,十分珍惜读书的机会。

毕业后,蔡映女回到大朗农场工作,与参加革命的塘厦人罗金寿相识并喜结连理。建国后,因革命有功,组织为其丈夫罗金寿在道滘农场安排了一份企业工作,但罗金寿因为在革命时期曾中过子弹,在水乡工作风湿发作十分难忍,最后不得不放弃工作。蔡映女跟随罗金寿去到塘厦镇,回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悠然田耕生活。

回顾七十余年前的那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蔡映女仍历历在目。蔡映女告诉记者,儿孙都不在身边,但个个都十分孝顺,每天都会打电话问候她,或者有空就回来探望她,还带她出去旅游散心,日子过得无忧无虑。

耄耋之年,儿孙绕膝,没有其它比这更让蔡映女欣慰了,蔡映女笑着说:“我前半生都过得很苦,现在终于可以享福啦。”

编辑 李怡天

(作者:读特记者 刘秋伟 通讯员 叶惠涛 叶创志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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