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改革不仅是国家大事，也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更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现代国家治理，进而推进财税配套改革的攻坚之年。财税改革怎么改？财税配套改革包括哪些内容？财税配套改革与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和民生福祉又有什么关系？这些热门话题成为了当下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深圳马洪基金会2019春季理事报告会上，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做了一场题为“‘现代国家治理’的财税配套改革”的演讲，梳理了现代国家治理到现代市场体系、现代财政制度和现代发展理念的逻辑链条，分析讲解了财税改革的三大任务。

一 财税和老百姓的关系

贾康认为，财税体制的现代化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前提，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财税体制看起来是宏观层面的大问题，其实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大到国家安全、国土开发，小到老百姓过日子，都离不开以政供财，以财行政的财政分配体系的作用。“从小层面看，例如街道的路面要平整，晚上得有路灯照明，路口要有方向指示牌……平时大家不一定注意到的这些公共设施，其实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往大里说，千家万户子女的教育要有义务教育制度的保障，老百姓的身体健康要有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要实现住有所居，老有所养，这些都需要财政这个后盾作支持。公共资源配置涉及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必然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进行优化。”贾康解释道。

二 财税改革怎么改？

贾康认为财税改革主要有三大任务：1，预算改革。关于预算改革，贾康认为，首先要提高预算的透明度与完整性；其次要形成四个相对独立又协调的预算体系；再次是要发展三年期的、跨年度的滚动预算；此外还要完善转移支付、加强执行管理、规范地方债务、规范税收优惠。2，税制改革。贾康讲解了营改增、消费税、资源税、环境税和房地产税，展开说明了法律修订后的“个税”调整措施以及关于“专项扣除”的规定。3，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税关系改革。贾康强调要优化调整中央地方体制，包括理顺事权和理顺收入划分。基本思路是在扁平化的三级框架中对每一级政权形成人大的合法授权，进而形成“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债权，再加上自上而下两级转移支付和辅助性的横向转移支付”的制度安排。而区域经济方面则要结合预算改革、税收改革、体制改革进行优化。必须把预算改革、税制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税关系改革看成一个有机整体，为全面深化改革做出贡献。

财税改革的三大任务事关全局，不仅是国家大事，也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任务，要有服务全面改革、“攻坚克难”的大局意识与担当意识、机遇意识，抓住重点、掌握节奏、有所作为，力争早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铺平道路。

三 现代国家治理与现代市场体系的关系

“治理”和“管理”有何不同？贾康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改革六十条”中最核心、最浓缩的理念就是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简称为现代国家治理），“治理”有别于过去的“管理”概念，虽然是一字之差，内涵却有极大不同。治理更多地强调多元主体、充分互动，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相结合，最大限度的释放活力、解放生产力。

“现代国家治理”与“现代市场体系”是紧密结合的。贾康解释道，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将过去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两字之变，提升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现在我们所说的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怎样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都离不开这个大前提。过去我们认识到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各尽其责，既不越位又不缺位，而现在我们认识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螺旋式上升的。举足轻重的公共工程、产业园区的建设和运营以及国土连片开发重大的投资建设领域，政府和市场可以以合作伙伴的关系一起做，不是划清边界，而是大家在一起以伙伴的关系形成契约，一个项目可以做三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贾康说。

贾康表示，在市场层面，“全面改革六十条”指导我们要紧紧抓住产权制度，把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实现形式表述为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推动企业改革，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现代企业共赢、共融的前提。

四 税收占GDP的比重多少合适？

对于税收占GDP的比重到底多高合适？贾康认为，发达经济体政府的收入是广义的，包括税收和非税收入。从数据来看，宏观的政府收入和GDP相比都是在40%以上，整个的收益可以称为宏观税负水平。北欧的福利国家，例如挪威、瑞典的宏观税负为50%左右。发展中经济体30%出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我国是32%左右，我们现在的水平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差不多。

贾康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说到稳定税负，实际上讲的是宏观税负。从全局来看财政有“三元悖论”：减税，改进公共服务以及控制公共部门的负债，三项充其量能同时实现两项，不可能同时实现，这时候就得有一个权衡。想既增加公共服务又减税，一定得扩大举债，这是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的必然选择，想控制债务又要增加公共服务，那就无法有力度地减税，税收必须替代举债支撑公共服务。这其实是结构问题。

贾康说，现在减税减的是流转税，流转税是间接税，直观来讲是企业的税负降低了。另外，自4月1日增值税降低税率以来，一些品牌厂家降低了商品价格，这相当于国家给企业减的税最终让利给了消费者。

接下来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流转税中继续推行减税？如果能够更多地增加直接税，减少间接税，最终的结果是中低收入阶层在基本生活资料层面得到实惠，而高端收入阶层在享受资料的层面做出一定让渡，通过再分配机制的“抽肥补瘦”，促进大家共享改革开放成果。

【学者名片】

贾康，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国债协会常务理事，《财政研究》主编，北京市人民政府特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厦门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

编辑 陈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