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妹从日本回来，讲了那边扔垃圾的繁琐规矩。譬如路上是找不到垃圾桶的，喝完的饮料瓶，要带回家拧下瓶盖、撕下包装纸、瓶身洗净晾干，瓶盖和包装纸在可燃垃圾回收日（每周两天）扔掉，瓶身则要等一个月一天的可回收塑料日。

于是日本人的生活是与垃圾共存的，要学会腾出时间和空间去安置它们。那中国人的垃圾去哪里了？我们都习惯了走出家门几步就有垃圾桶的生活。垃圾桶不大，但总像变魔术一样把垃圾变没了，大袋小袋堆满，甚至扔张旧沙发在旁边，过几个小时都消失了。至于那些垃圾去哪里了，则不是我们一般人需要考虑的问题。

《废品生活》关注的是垃圾被我们丢弃以后所流经的世界，以及整个废品经济网络中人们的生活。

《废品生活：垃圾场的经济、社群与空间》 嘉明 / 张劼颖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2020年1月

废品回收（包括拾荒）首先是一门生意，在北京有十几万人以此为生，他们处理着膨胀的消费欲望所伴随的抛弃行为产生的大量垃圾，表面默默无闻，实际上决定了城乡经济的形态，也刻画了城市空间的样貌。这群人是鲍曼所称的“现代社会里的无名英雄”。

但废品收购并不是走投无路者的最后选择，事实上它是一门学问，从称重、计量，对材料的辨别、估价、处理，再到对货源和渠道的把握，与上下游讨价还价，规避管制和罚款，无一不需要学习和积累经验。从业者里不乏发家致富的，赚到一笔钱回家乡建新楼房的更是不少。

《废品生活》的关注更进了一步，它不仅把垃圾看作农民工谋生的生产资料，而且将其视为某种身份认同。脏、臭、腐、烂的垃圾永远不是城市的主体，而是要被清除掉的“废弃物”，处理着垃圾并以此为生的群体，被城市所排斥着，他们须承受文化意义上的污名化。

这促使他们建立起一套自我保护的封闭身份的生活方式，以及紧密的老乡网络，甚至独特的价值观念。

几乎所有的拾荒者都喜欢说自己“自由”，理由是比起当临时工被拖欠工资所带来的不安全感，当拾荒者每天的收入都是有数的，不必恐惧受骗。更重要的是“给自己打工”，可以自由决定什么时候开工，不必被人管着。为了这份“自由”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和愉悦感，他们甘心投入垃圾经济中。

但事实上，这些个体户日复一日地忙碌在垃圾堆之中，没有假期，没有保险，也没有任何保障。他们仍然是“计件领取报酬“的底层劳工的生存状态。只能说，这种对“自由”的追求，恐怕深层次的原因还是福利保障体系的缺失，和市场经济的缺陷所在。

编辑 贺曦  吴徐美 审校 韩绍俊 审核 王雯 李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