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 荣 |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三维向度探赜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创造中国式现代化

文化形态的三维向度探赜

西安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

陕西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基地副主任

本文原载《深圳社会科学》2025年第4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论断也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论断的提出不仅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篇章，而且昭示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新方向。在“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从价值向度、目标向度和实践向度等三个向度探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这一命题，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使命任务。这三个向度的探赜，既有利于巩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生成根基，彰显其独特优势，又有助于凸显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与担当，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提供方法论指导，且有益于增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生机活力，坚定文化自信，筑牢精神根柢，再造中华文化新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入“大家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的新阶段。对于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样态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而言，是“第二个结合”从文化之基、现实之需、时代之要等三个视角深刻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深厚意蕴。

（一）文化之基：“第二个结合”巩固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生成根基

现代西方文明诞生于随着两次工业革命带来新技术革新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升，人的自由意志、理性精神得以张扬的以资本主义为驱动力的欧洲。其后，随着现代化浪潮的风起云涌和殖民主义的不断扩张，西方现代文明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强势传播与扩散，使得“现代化”一词在某种意义上指代以西方为模板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由此，现代文明似乎也被赋予了资本主义制度属性，西方文明发展道路似乎也成为了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唯一之路，西方国家在世界文明发展历程中似乎也更具话语权。如果依此发展模式演进，那么，人类文明原本具有的多样化图景也必然会被阉割为单一、同质、同象的文明形态。实质上，从西方文明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已经逐渐意识到其内在发展逻辑的狭隘性与排他性。西方工业文明以资本逻辑为核心，在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抽空了各国在文明进程中的历史内涵，或者说湮灭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内在文化基因与外在文明形态，以致于“欧洲文明”，虽然在时间、地点或环境上存在差异，但几乎都会产生类似结果。

对于企图“同化”的西方文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旁观者清醒的姿态不仅保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不息，而且注重其不断的创新发展，如毛泽东既强调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珍贵遗产的“承继”，又主张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邓小平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将其朴实且充满智慧的思想理念运用于治国理政实践中。江泽民、胡锦涛对这一命题也都反复强调。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回答了我们来踪去迹问题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带头倡导，并将其比喻为“根和魂”、比拟为“精神命脉”。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以十个成语表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虽然中华文明在漫长历史演进中几经浮沉，但其文明传承的基因密码却始终未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又以“第二个结合”的方式赋予中华文明以新的时代内涵，使其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中，得以茁壮成长、枝繁叶茂、生生不息。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命题的提出消解了西方文明具有所谓普适性的价值论调，打破了一定程度上由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文明史进程的范式，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历漫长历史沉淀、繁盛时代发展的必然结论，又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从近代蒙辱、蒙尘中一路走来，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并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信表达。新时代，正是“第二个结合”使中华文化不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以虚怀若谷且光辉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气，从而明确且不断巩固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生成根基。

（二）现实之需：“第二个结合”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独特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区别。但这种区别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互联系又一脉相承。然而长期以来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持何种态度，“由于多方面原因”，即使今日“仍然存在很大分歧”。从清朝后期至“五四运动”，面对西方文明的入侵、中华民族的文化危机，仁人志士从盲目复古到全盘西化、中体西用等，不断探索的目的都旨在建构一种中华文化发展新形态，并以此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在建构文化发展新形态的探索过程中，其自觉不自觉地更多倾向于采纳西方文明，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遗憾的是，各种方案的轮番上台均未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或者说未能拯救危难中的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此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华民族彻底走出近代以来徘徊停滞、迷茫困顿的境地，中华文明也开始在复兴之路上日渐呈现上升之态势。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激活中华文化中蕴藏的优秀因子，中华传统文化在华丽转身中明确了自身的发展路向。实质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论断以两个关键词，即“中国式现代化”和“文化形态”，或者说三个关键词，即“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共同描摹了这种新文化形态的本质特征。“中国式”一词彰显的是中国风格、民族属性，“现代化”一词则表明了这种文化形态的时代特性，也即是说相对于西方话语，这种文化形态是中国的；相对于传统，其是现代的；相对于教条主义的完全复制粘贴，其是与时俱进的。

“第二个结合”对新时代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均作出了明确回答，使今日所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因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具科学性、真理性，因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具文化本土性，因因时而变、与时偕行而具现实性、时代性。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将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三者有机结合，既强调对已被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证实了有上万年历史的中华文化的坚守，又强调对一百余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强调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求的契合，从而在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与人类崇高理想追求相吻合，并为自身积极融入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铺设道路，在世界多元文化共生共存中凸显独特优势。

（三）时代之要：“第二个结合”明确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每一种文化自诞生起就需要依托一定的主体而存在。虽然每一种文化主体的基础均是“人”，但不同类型、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主体内涵却不尽相同，如有些民族或国家的文化主体性指向某一特定社会阶级或阶层。关于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首先，需要明确其文化的建构者，即由谁来建构、由谁来发展、并最终为谁服务的问题。西方文明在发展历程中强调以“物”，或者说强调以个体实现的物质文化为核心的文明发展逻辑；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指向，强调在文化传承发展中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与首创精神。以这一价值理念形成的文化形态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相交织、同社会主义运动相迎合，展现出“人”的发展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彰显了文化应是属于“人民”的本质属性。

其次，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还需要解决何为中华文化的问题，这也是文化主体性的内核问题。由此也带来另一个问题，即何不为中华文化的问题。从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核始终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其后虽经历儒释道的交汇融合、宋明理学的改造等，但均未能改变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近代，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华文化中儒家思想占主导的地位被动摇，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则为中华文化重新注入了强大精神能量。那么，如何实现二者的耦合是其必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第二个结合”即为这种耦合提供了方向、指明了道路。也即是说，在中华文化由自在走向自觉的近代，以及国内外文化环境复杂多变的新时代，中华文化以思辨的姿态既承继了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基调，又超越了以往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形而上学的思维限制，在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演进成果的基础上，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姿态从容应对来自国内外文化领域的一切挑战；继而又在文化自省的基础上，以“第二个结合”的高度重构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为指向的文化理想。

“第二个结合”既是展现历史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性的实践方式，也是体现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开放性与实践性的现实路径，并通过二者相融相通价值元素的抽绎，且以这些价值元素为导向，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凸显鲜明时代品格与现代价值诉求。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以“第二个结合”的方式既坚持了中华文化的底气，彰显出对“根脉”的始终坚守，又秉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展现了对“魂脉”的不懈坚持，进而在提高中华文化历史自豪感，实现中华文化自我提升与超越，使中华文化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的同时，在构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新形态中进一步明确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创造出的文化新形态，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而科学阐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内在机理的“第二个结合”，这一应时代所需、应社会所趋而作出的重大论断，为应时代而生、应社会而适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这一文化生命体、文化复合体，从政治引领、方法指引、价值旨归等三个层面的目标向度坚定而沉稳地指明了其前进道路。

（一）政治引领：“第二个结合”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与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将“第二个结合”视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面对中国革命曾有过的曲折，中国共产党提出“第一个结合”。而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又在不断深化对中华文化发展规律认知的基础上提出“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注重传统文化传承、推进传统文化创新、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新使命、新担当。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蕴含了其独有且深刻的民族记忆与国家记忆，是这一民族或国家建构现实、谋划未来的文化基础。但是对于自身传统文化的认知，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态度却大相径庭。有一些民族或国家将传统文化视为不可更改的历史过往与现实存在，于是对其毫无批判地继承、毫无创新地沿袭。结果，面对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势不可挡，如此的因循守旧、裹足不前不仅严重制约了其向现代化迈进的前进步伐，而且也阻挡了传统文化跻身现代化的行进脚步。也有一些民族或国家则对自身传统文化完全抛弃，视之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阻力，于是全盘西化，但最终的发展却差强人意。

中国共产党以此为鉴，既非一味泥古不化，也非完全标新立异，而是强调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辩证思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二个结合”被称作“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第二个结合”克服了其传承中的历史惰性，将其中凝结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精神价值的文化元素转化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不竭动力，并通过承继传统、革故开新，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再生与再造，且以“第二个结合”的方式形成了既博古通今、又学贯中西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第二个结合”论断的提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与中国具体实际同样重要的因素被独立阐释，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决心与信心。面对当今世界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文化侵袭、文化霸权、文化殖民等文化霸凌行径，中国共产党以“第二个结合”的方式牢牢掌握了思想文化的主动权，从而实现了中华文化形态的跨越与飞跃，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建构与发展。

（二）方法指引：“第二个结合”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论断中有一重要标识，即“现代化”。“现代化”一词在这里的指谓并非仅代表时间上的跨度，也与西方文明所谓的与“传统”割裂开的“现代”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首先来源于厚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这种“来源”既不是仅停留于现存的文物古迹、历史典籍，寻求返璞归真或历史的简单延续，也不是对传统文化中充满价值意蕴的理念、思想的完全机械平移或经典理论的教条套用，更不是对其内涵、意义、价值观的随意增减或文化的肆意再造，而是将其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下、时代场域中，以科学真理的力量重构中华文化的体系框架。

“重构”中华文化体系框架的关键一环即需要科学方法论的指导。而“第二个结合”恰恰提供了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例如历史思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维方式之一，强调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历史大势的洞悉及历史动因的理性思考。以马克思主义历史思维的方式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使历经沧海桑田、时代变迁而延续不断的中华文化具有了更深邃的现实意义。无论是资源丰富的考古文物，还是浩如烟海的文献史籍，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都是坚持和深化“第二个结合”的鲜活载体。那么，以大历史观视野审视中华文化的演进历程，在真实把握中华文化的来踪去路中既更好传承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显著提升了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侵蚀的能力。再如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运用有利于深刻把握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而在“第二个结合”中绘就中华文化繁荣昌盛的新图景。

以“第二个结合”作为方法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与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视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逻辑起点，通过二者的结合，一方面使有着上万年历史的中华文化在保持民族基因、文化特色，民族传统、文化特性的同时，在现代价值观指引下，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精髓内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价值追寻；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诉求与文化理想的张扬推动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使中华文化具有了真理的力量，从而形塑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那么这种以“第二个结合”为方法论指导而生成的新的文化形态不是单一的文化体系，而是一种复合型的新质文化形态。这种文明形态因区别于西方现代文明发展模式，故而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向；因承继、承续历史绵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成为其当代演绎的表述方式；因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从而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中国式表达。这表明“第二个结合”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确立了基本坐标。这既是这种新质文明形态的“新”之所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中的“现代”一词的价值意义之所在。而“第二个结合”在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提供方法论指导的同时，指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路向。

（三）价值旨归：“第二个结合”标注了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意义方向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发展与壮大都以其文化的进步为先导。中华民族亦是如此。中华文化是在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的各族人民于历史发展长河中创造出来的智慧结晶，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关于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经历高潮的时段划分问题，至今学者们对此尚无统一定论，如景戎华、隋丽娟、桑东辉等学者均认为有三次高潮，虽划分标准不一，赵永斌则认为有四次高潮等等，即使观点各异，但均认可中华文化在漫长历史演进中曾经数次灿烂辉煌。而近代，在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国人睁眼看世界，猛然发现中华文化与西方工业文明之间的差距。痛定思痛后，中华民族将实现其伟大复兴作为奋斗目标。而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只是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的稳步前进，一定也内涵着中华文化的复兴与崛起。

新时代，以“第二个结合”赓续中华文脉，需要在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基础上建设一种文化发展新形态。这种文化形态既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持连续性，体现其一脉相承，又要对其进行创造创新，展现其与时俱进的品格；既要将各民族文化相融相聚、交融互通，凸显其统一性，又要将各种外来文明汇入其中，彰显其包容特质，更要以实现全人类福祉为最终目标，体现其和平性，从而使中华文化以人类文化发展新形态的样式既历久弥新又枝叶繁茂，既汇聚多元又有容乃大，且以和合共生的价值理念屹立于世界舞台中央。而这一切的成全即来源于“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使中华文化实现了以传统为坚实基础的新飞跃。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从主体维度看，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体，以此区别于其他文化形态，使其凸显中国特质、中国色彩，满足其在现代化背景下的文化建设始终保持中国特色这一诉求；从价值维度看，马克思主义使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转型路向，并以“第二个结合”的方式增强了这种文化形态在文化层面上、时间跨度上的能动与自愿、主动与自觉；从时代维度看，这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创造出的具有普遍价值意蕴的人类文化新形态在根植中华沃土、具有深刻历史视野的同时，对现实世界问题作出了积极回应，进而在蓬勃发展的今日中国、纷繁复杂的今日世界、中国已站在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新方位，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这即是由“第二个结合”所标注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价值旨归。这一价值旨归使中华文化的复兴既不是回归过去曾有过的灿烂，或者说传统意义上中华文化发展的再次高潮，也不是对西方文明的“拿来主义”，而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精髓交汇融合，既尊重传统、又借鉴人类不同文化成果，既立足当代中国、又着眼世界发展，以为中华文化的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与价值支撑，进而为中华民族复兴铸就精神魂魄。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而言，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道路的“第二个结合”，以走自己独立文化发展之路、坚定文化自信、筑牢精神根柢、加强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等方式，从实践向度明确了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现实进路。

（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走自己独立文化发展之路，增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生机活力

不可否认，西方文明对世界文明进程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其在促成世界市场建立、使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革的同时，也促使某一地域文明成为世界文明，某一地域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然而西方现代化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暴力战争掠夺及盘剥劳动力剩余价值等方式强行掠取或无偿占有其他民族的文明果实，在此基础上创造所谓自身的文明成果，且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性也造成了西方文明的内在悖谬。实质上无论是哪一种文明形态都非尽善尽美，而且当一种文明形态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要被新的文明形态所取代。同时，由于不同国家历史文化的差异、现实国情的差别，若一味抛弃自身传统去效仿西方现代文明，不仅不会给自身带来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的兴盛繁荣，反而会造成价值观的迷茫和社会的不稳定。对此，吉登斯曾明确指出，传统不会随着现代社会的来临而消失。因此无论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创造符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新文化形态，必须以，也只能以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为根基，寻找一条适合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发展之路。

面对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与现实挑战，悠久绵长且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不仅不是创造新文化形态的负担，而且为这种新文化形态提供了丰富文化滋养与深厚历史底蕴。这就决定了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只有摒弃西方文明的发展定势，走一条有别于西方的、独立自主的文化发展之路，才能行稳致远。首先，这条中华文化的现代发展之路，应以丰富、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在数千年发展演进中，中华文化凝练了许多具有深刻内涵与深邃价值的思想理念。这些思想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在道路选择、思想选取等方面的特殊性。为此应在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涵的精神气质、精神力量和精神脉络的基础上，以中国式现代化视角将其融入新文化形态的创造中。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道合志同、和衷共济、天人合一等价值导向，以及中华文化从古至今始终追求的兴亡有责的爱国情怀、民为邦本的治国理念、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亲仁睦邻的交往之道等等。这些价值理念都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支撑。

其次，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还需以“第二个结合”为基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两创”。文化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既是历史演进的时代产物，也是现代化转型的必然结果。这即是中华文化所内涵的创新性的彰显。这种因时而新、因势而新、知常达变的创新性使得中华文化跨越时空的沟壑、历经岁月的沧桑，仍风采依然。那么，要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就文化本身而言，既要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寻找优秀资源，又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通过“第二个结合”的方式不断对其内容与形式进行与时代发展同步、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频的调整、完善与充实，推动其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重塑中华文化新形象，并以此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新的表达方式。这种全新的表达方式不仅要展现新文化形态所蕴含的中国特色和中华文化底蕴，而且要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这样才能在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向往的同时，以文化传承的方式指向文化发扬，以文化发扬的态势涵养文化创新，进而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也即是说，只有对古老的中华文化不断进行更新升华，创新发展思路、发展机制等，才能赋予中华文化以新的时代价值与意义。

总之，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应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历史参照，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指导，既不慕古薄今，也不厚今薄古，在“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要求指引下，既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又立足当代、展望未来，在赓续传承中，将历史与现实相联系，中华文化与人类文明相联通，走出一条具有中国品格、中国气派的新文化形态发展之路。

（二）真理性与建构性相统一：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中坚定文化自信、筑牢精神根柢

在占据着真理和道义制高点的马克思主义和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又凸显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建构性。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是产生于实践基础之上，揭示人类文明起源、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成果；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指引下，遵循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富含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唯物史观的价值向度的文化新形态。“第二个结合”论断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对中华文化的自信都达到了新高度。这份理论自觉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及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实践中总结经验、并在理论中不断地开拓创新；这份文化自信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千年沉淀下来的最深沉的价值禀赋及镌刻在中华民族基因里的文化因子和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

基于这份自觉与自信，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其一，要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契相通之处。作为舶来品的马克思主义与古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在文化来源、表现形态等方面不尽相同，但前者与后者所内蕴的超越民族、种族、地域、血缘，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许多价值元素具有高度契合性。例如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应是在实践基础上的和谐共生；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人”的生态理念强调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与顺应，蕴涵朴素唯物辩证法思想，这表明二者在价值取向上具有相通性。又如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认为，无论是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人的思维形式都是“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而中华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等价值追寻则以中国式的思维方式诠释了自然辩证法的精华，二者均可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础。再如中华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的群众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不谋而合，均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等等。新时代，探寻二者的契合之处是为了突破不同文化交流互鉴中“体”与“用”、“精华”与“糟粕”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第二个结合”为基础，将二者的相通相契之处融入文化强国建设中，赋予中华文化真理性与时代性。

其二，探寻丰富多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生机制与发展脉络，概括、总结其内在的规律性，并以马克思主义对其进行话语体系的重构。一方面以绵长的中华民族史、中华文化史、中华文明史为基础，探研其发生发展机制并总结规律，以为新时代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提供经验上的借鉴与实践上的参考。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诠释，如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本质特性从宏观层面规划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发展宏图，以其开放性和时代性的特质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以人民性的属性突出“两创”中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以实践性的特点推进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积极践行等，以此促使中华传统文化形态跃升为新的文化形态，并使之在现代空间场域中释放中华文化能量，使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既注重外在的“形”，更注重内在的“神”，进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既低调延续又高调承继的同时，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

坚定文化自信，不是因中华文化的历史绵长而盲目自大，也不是拘泥于中华文化曾经的辉煌而故步自封，更不是因在近代文明冲击后，中华文化始终以坚韧的态势传承至今而将其仅看作是文化发展中分化与整合的张力使然。文化自信的底气源自中华民族对中华文脉的始终坚守，文化自信的勇气基于“第二个结合”赋予中华文化以生机活力，文化自信的志气源于新的历史起点上文化繁荣的继续推动，文化自信的豪气来自中华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只有在“第二个结合”中既凝结时代精华又积极回应现实需求，才能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进一步筑牢精神根柢。

（三）包容性与超越性相统一：加强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作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间交流碰撞、互动互融中形成的人类文化新形态，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更是博采众长，将不同文化的精华融入其中。回眸历史，在人口众多、民族多样、疆域辽阔、历史久远的古代中国，中华文化以海纳百川的豁达胸襟接纳了各民族文化，并在互摄互融、互联互通中，使自身不断繁茂昌盛。同时，对于异文化，无论是波斯文化、古罗马文化、古希腊文化，还是各宗教文化，中华文化也都以宽广的胸怀在展现对他文化差异性与独特性尊重的同时，辩证扬弃，并将其积淀、升华为中华文化的一分子。开放包容成为了中华文化始终延续的重要基因密码。近代以来，在因闭关锁国而落后挨打后，中华文化以更具包容性的特质在各种“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就马克思主义自身而言，其也是通过不断吸收不同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如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等凝结而成的科学理论，也即是说其本身就具有包容性的特质，虽然这一特质主要是建立在批判的基础上。这就表明无论是中华文化，还是马克思主义，二者都不是封闭的理论体系，都是以开放包容、宽容接纳为特质。这种特质就为二者的结合又提供了可能。

新时代，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要继续秉承其开放包容的特性。每一种人类文化成果都是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孕育、形成、发展、壮大，都凝聚了各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彰显了各民族独特的文化品格。对于这些丰硕文化成果，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既不可不闻不问，也不可不管不顾，只有在与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互摄互融中才能使自身更加灿烂辉煌。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在保持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对人类各种文化成果都应秉承理性选择、择优而从的理念，既坚持本土，又面向世界，既不对各种他文化强行嫁接，或随意摘取，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方法对其进行适合中国实际的本土化改造，这样才能在中华文化的不断繁荣中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各具特色的文化之间不是冲突对抗。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与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不仅没有消除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化上的差异，而且促进了它们的相互包容、彼此成就。如前所述，西方文明抛弃了各民族、各国家的文明特色，呈现出同质性；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以开放包容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度不仅对西方文明的排他性、抽象性用事实进行了有力驳斥，证伪了西方文明模式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唯一性，而且续写了人类文化新篇章，为人类文化发展的多元化态势提供了中国样板、中国方案。

同时，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还要将其超越性特质充分彰显。这种超越性是指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不是凤凰涅磐、再造重生，而是在“第二个结合”基础上人类文化形态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如在价值目标的追寻上，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创造要超越传统意义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念，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其最终归宿；在文明发展的旨向上，要超越中华传统文化中“天命论”等思想，以中华文明复兴、中华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为其价值旨归；在文化理念的诠释上，要超越中华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理念主要代表个人道德品行层面的价值要求，由“爱己”到爱人再到爱世间万物，以此赋予其大国的责任与担当。今日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文明倡议，以及共同面对人类困境与挑战，共担责任、共享权利、共生利益等都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在新时代的延展。这种超越性表明，要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超越传统文化形态又摆脱西方形而上学的文化观，是超越区域性地方文化又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观，是超越本土又实现与世界文化交融互通的文化观。这三重历史超越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化形态中的精华纳入中华文化的体系框架中，使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中的华丽乐章。换言之，正是这种超越性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提供了丰富养分与巨大能量，以再创中华文化新辉煌。

在“第二个结合”视域下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重要论断进行研究，既要探讨“第二个结合”之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价值意蕴，又要探析其目标指向，还要研究其实践进路。通过这三个方面的探赜，在不断巩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生成根基、重构文化理想、凸显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同时，以走自己独立文化发展之路、坚定文化自信、加强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等方式，不仅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建构与发展，而且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价值支撑、铸就精神魂魄。

基金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研究”（2024HZ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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