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成为一个“开源国家”？｜独思录 x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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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数十年里，世界经历了一波很多经济学家所说的“超级全球化”，资本、技术和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相对自由地流动。随着开放源代码、外包、离岸生产、供应链和搜索技术等新动力的产生，世界被铲“平”了。这个过程大大促进了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为全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是正因为世界变“平”了，在市场机制的能量被充分发挥出来的同时，各国的内部财富和各国之间的财富分配出现了巨大的变动。就财富的内部分配来说，巨量的财富流向了那些主导全球化的少部分社会群体（主要是资本）手中，那些有能力参与全球化的社会群体也获得了一些利益，而那些没有能力参与或者被排挤出全球化的社会群体不仅没有能够受益反而成为了受害者。就财富的外部分配来说，全球化产生了“拉平”现象，即那些有能力参与全球化甚至主导全球化的国家变得富裕起来，而那些没有能力参与全球化或者没有能力抵御全球化冲击的国家变得贫困。这也就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全球右派民粹主义崛起的内部和国际根源。

今天，各种因素影响着全球化，包括大国间的地缘政治较量、区域冲突、关税主义和贸易战争等。全球营商环境日益恶化，越来越多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关键问题。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前途感到异常的悲观。在过去数十年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现在已经成为社会的主体。这一代人在过去的“好时光”中长大，“好时光”对他们来说是“常态”，但现在“好时光”已经过去，并且不知道如何应付一个未卜的前途，悲观情绪蔓延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么，人们真的需要那么悲观吗？此刻，人类的交流理性或者沟通理性显得特别的重要。如果悲观导向了理性，那么前途并不会那么坏；但如果深陷悲观而不能自拔，导向了躺平或者放弃，那么就很难说有前途了。近日（2025年1月20日），我们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了题为“开放合作·可持续发展（BEING OPEN·BEING SUSTAINABLE）”的海纳讲座圆桌论坛，邀请了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国际顾问Jeffrey Sachs，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香港科技大学校董会主席、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理事长沈向洋，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医学科学院创始院长、深圳湾实验室主任颜宁，从交叉学科的角度来探讨开放、国际合作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主持人，我和各位嘉宾做了充分的沟通和交流，感触良多。我的总体结论是，与其说对环境感到悲观，倒不如转向以个体或者集体的行动去改变目前的环境，这样才可以实现存在主义式的目标，即不让环境来定义人的本质，而是相反。

“开放合作•可持续发展（BEING OPEN•BEING SUSTAINABLE）”圆桌论坛。（图源：活动主办方）

中国短视频比小红书强得多的还有TikTok中文版「抖音」，两者都同样来自字节跳动公司。（图源：路透社）

全球范围内，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的开放政策已经成为塑造未来全球化的最重要的变量。人们可以把全球化理解成为一种最重要的国际公共物品，大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来提供和维持这一公共物品，而小国往往选择“搭便车”。因此，当美国转向“内向”的时候，中国就要承担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作用。这样做，不仅有利于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国际的发展。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当对未来全球化发挥关键的塑造作用，实际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国也是这样做的。

任何一种国家政策不会自动延续，而是需要可持续的政治承诺。尽管很多国家的政治领袖也会作出政治承诺，但一旦发生问题，这种承诺就消失了。中国则不然。自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发起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在各种国际场合声明将继续推进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治承诺。在美国搞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时候，这种政治承诺显然对国际社会非常重要。中国对全球化的政治承诺不仅仅是自信的表现，更可以给国际社会予信心。今天，即使西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推进全球化。随着中国推进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政策，中国在推进全球化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尽管美国和中国都在践行多边主义，但两种多边主义具有不同的性质。美国践行的是排他性多边主义，出发点是地缘政治，主要是要排挤中国等一些被美国视为是竞争者甚至“敌人”的国家和地区。尽管这也是一种多边主义，但这种多边主义呈现为封闭性的“团团伙伙”，和全球化背道而驰。相反，中国践行的则是包容性多边主义。中国是“在商言商”，不搞意识形态，不搞文明对立，多边贸易机制向所有国家开放。包容性多边主义尽管也呈现区域性或者局部性特征，但因为是开放包容的，和全球化相向而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年会，发表题为“坚守多边主义正道　促进开放包容发展”的致辞。（图源：新华社）

要继续践行“走出去”政策，助力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诚如一些观察家所观察到，在处理国际事务上，中国和西方国家呈现出不同的方法。西方国家在自己致富之后，就一脚把梯子踢开，让后来者没有办法再爬上来。而中国则不一样，在自己获得发展之后，去帮助其他国家获得发展。中国早已经是资本过剩经济体。如同西方资本一样，中国资本也要在全球流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都是这方面的表现。实际上，如同早发展国家，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也已经到了要构建跨国公司的阶段了。很容易理解，近年来，中国企业加速出海。而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倒逼着中国资本出海。尽管中国资本在海外也会遭遇困难，但这个大趋势没有人可以阻挡。西方经常诬蔑中国是“新帝国主义”或者“新殖民地主义”，但中国的做法不仅为当地国家所接受，也是当地国家所期盼的。很简单，中国在当地国家修建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是这些国家实现发展的“梯子”。

更为重要的是，要大力拓展拓宽近年来中国开始践行的单边开放政策。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中国市场的开放本身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最重要的国际公共物品。迄今，中国对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签证免签政策，有效撬动了旅游业的发展。中国已经宣布包括容许外资在一些主要城市设立全外资企业、外资制造业准入、电信开放等举措。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已经把“单边开放”写入文件。对很多最不发达国家，中国早已经采取了零关税政策。在2024年中国—东盟峰会上，李强总理宣布，中国愿意和东盟讨论和协商单边开放政策；在中国上海进口博览会上，李强总理再次强调了单边开放政策。在2024年的APEC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强调了单边开放政策。中国的单边开放政策正在促成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要素的流动，从而塑造和推动全球化。更为重要的是，它也会促成其他地区的内部变化。例如，如果中国向东盟国家实行单边开放，那么中国的单边开放不仅可以实现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形成，也可促成东盟本身共同市场的形成。

中国现在面临来自美国的挑战，特别在高科技领域，中国必须奋起直追。但是，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又掌握着中端技术以下的技术，而这些技术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中国的开放，尤其是单边开放政策，可以促成中国成为一个开源国家，而一旦中国成为一个开源国家，必将成为国际发展的最主要动力，也是重塑全球化的主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