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文艺 | 在深圳，风里藏着我的爱情

逄维维/文

23岁那年夏天，我攥着毕业证站在罗湖火车站。出站口的人潮像刚开闸的洪水，全是年轻蓬勃的面孔，个个手提肩扛，形色匆匆里透着股意气风发。那时的我，就像迎接我的风，浑身热气腾腾的。白裙子被汗水洇出圈圈湿痕，心里的热情却像刚煮开的水，咕嘟咕嘟直往外冒——满脑子都是“闯深圳”的念头，我一头扎进了找工作的人流里。

第一份工作在南山的工厂当质检员，天天跟海飞丝瓶子打交道。夜班的流水线被灯光照得发白，我负责抽查从传送带上送过来的堆成山的瓶子。看瓶身有没有气泡、划痕、毛刺、变形或者色差，就像玩“找茬”游戏似的，连瓶身LOGO印得清不清、色彩是否均匀、边缘会不会模糊都得仔细看。还要检查瓶盖能不能拧紧，会不会漏液，不合格的就挑出来扔进废料筐。这活儿没什么技术难度，就靠眼尖、手稳、有耐心，还有股子对“合格”的较真劲儿。

最难熬的是凌晨两三点，车间里只有机器嗡嗡的响声，困得眼皮直打架。带我的大姐把风扇开到最大档，说：“熬不住就喝点浓茶。”可我实在受不了这昼夜颠倒的日子，更怕家里人问起我的工作，总觉得拿着父母从庄稼地里刨出来的辛苦钱换来的毕业证，干这活有些亏得慌。才干了一周，工钱都没要，我就跑了。

后来进了家香港老板开的公司。面试时他说会送我去学报关，考报关员证，听得我眼睛发亮，觉得总算能学个真本事。结果呢？天天不是填各种表格做准备工作，就是往蛇口代理报关行送资料。要么排队，要么帮老板订票、接送人、办执照年检。有次暴雨天冲进办公室，看见穿裹臀裙的同事正端着咖啡优雅地从我面前走过，她们指甲上的蔻丹红得像樱桃，而我头发上还滴着雨水。我每天都是灰头土脸、汗流浃背地跑来跑去，很少能像她们那样，穿制服、蹬高跟鞋，优雅地走在地毯上。

半个月过去，一个月过去，老板再没提过送我去学习的事。那天我忍不住问：“啥时候送我去学习啊？我到底算啥岗位？”老板笑着说：“你就是文员，不过是‘跑腿文员’。”我头一回听说还有这么个岗位，一头雾水的我，躲在楼梯间偷偷抹眼泪，心里直嘀咕：这活儿要什么学历啊，我这大学不是白念了嘛！越想越憋屈，干了一个月，拎起包又走了。

父亲总嘱咐我：“不管干啥工作，都得学真本事。”后来我进了家日企，招聘启事上面写着“不看学历，不看专业，只要人品过关，愿意从头教”。面试我的是财务经理阿平，第二天就喊我来上班。他从阿拉伯数字怎么写进账本格子教起，讲借贷方怎么分，讲每个会计科目怎么用，从票证整理到做账逻辑，一步一步带着我。最让我过意不去的是，白天工作很忙，他多半是下班后，骑半个多小时自行车到我住处来上课。

有次刮台风，雨点子砸在窗玻璃上噼啪响。他推门进来时浑身湿透，怀里却紧紧揣着用塑料袋包好的会计书。我心疼得直劝：“平哥，太麻烦你了，这么大的风就别来了。”他擦着眼镜笑：“不麻烦，学会计就得下笨功夫。”

学了大半年，正准备考会计证，领导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笑眯眯地说：“你看阿平这人多好啊，还单着呢，你还考虑啥？公司给有家的员工解决住房，这政策错过可就没机会了，你俩……说吧，回家领证得多长时间，我给你批假。”

有次我算错了账急得掉眼泪，他突然翻出结婚证晃在我眼前：“你看，我们结婚了，得分享夫妻共同财产，那眼泪是不是也得分我一半？”他接着说：“我早把你记作‘长期应付款’了，得用一辈子还。”后来我才发现，他教我时总藏着小秘密。“借和贷永不分离。我想做你一辈子的借方，你就是我的贷方，我给一分真心，你就多一分惦记。”他说，“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把我从‘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最浪漫的事，就是和我一起折旧，慢慢变老。你是我长期的股权投资，我是你的实收资本，我会为你提供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咱俩这账啊，得算一辈子。”

谁能想到呢？那年夏天罗湖站出口的风，工厂夜班的风、台风天的风、写字楼里穿梭的风，都把“有借必有贷”吹成了“有你必有我”的“爱情合并报表”。厨房里，阿平系着围裙喊我吃饭，抽油烟机的嗡嗡声里，还能听见他哼着当年教我的会计秘诀，早就成为通往柴米油盐的爱情专属密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