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报》创刊号

距离《深圳特区报》1981年6月6日首期试刊的日子，虽将近40年，但我依然珍藏着试刊五期的样报。打开泛黄的报纸，40年前筹备创办深圳经济特区首份报纸的办报往事也随之流淌而出……

市委领导重视 紧锣密鼓筹备

1980年11月15日，中共深圳市委常委会议作出决定：由市委宣传部负责筹办一份报纸。此前，宣传部新闻科就多次提出过办报纸的问题。有了这一“决定”，也就有了“尚方宝剑”，筹备工作就能大张旗鼓进行。

根据我翻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自己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时的笔记本，有这样一段记录：1981年4月3日上午，李伟彦部长召开宣传部全体会议，部署第二季度工作。谈到的第一点就是要抓紧筹建报纸，要突出抓紧报纸的试刊工作。此后，四、五两个月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落实《深圳特区报》的试刊工作。在宏观方面先后讨论过包括报纸的性质、定位、读者对象、报纸特色；微观方面，一至四版每一版的内容、栏目设置等等，其中还特别讨论到试刊第一期的社论和发刊词的内容。

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版面和报道题材，与会的每一个人都畅所欲言。最后，定下了40条采访题材一一落实到人。我承担的主要题目有：深圳房地产业蓬勃发展（着重报道经营方法——先卖房、后盖房的做法）、从深圳经济结构的变化看特区经济的发展（仅限于工业方面——采访引进办公室）、本市电子工业发展跃上新台阶、九龙海关新气象、我市最早由香港方面经营的商品住宅楼之一翠竹苑竣工入伙、深圳小孩入学难等。这些稿件在试刊五期都陆续见报。值得一提的是，张洪斌除了负责社论写作包括任仲夷谈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前景、深圳特区发展公司负责人答记者问等多条重点稿件外，还主动提出采访上海服装公司开业、北京医药公司（同仁堂）盛张迎客两条小稿件。

在正式试刊前的四、五月份，李伟彦、张洪斌经常跟我们在一起交流如何办报。如报纸拟到香港印、由林雨纯、张黎明两同志前往广州，请著名书法家秦咢生书写的《深圳特区报》报头两种字体的原样，让我们选择，大家嘻嘻哈哈，七嘴八舌说一通。那时，我们都是一些三十多岁（有的还不到）的年轻人，头脑比较简单，说话办事没有“瞻前顾后”的习惯。

木板房内试刊 取道香港印刷

1980年11月15日，深圳市委常委会上作出由宣传部负责筹办报纸的决定，并要宣传部提出可行性方案。时任市委宣传部部长李伟彦当时提出了“先办试刊，委托香港《文汇报》或《大公报》印刷，印刷的外汇费用，由市财政解决”的方案。在几番请示、报告后，宣传部申请到了3000元开办费，用作购买文具和工作人员交通费、夜餐费。而办报人员在筹备和试刊初期，则以市委宣传部新闻科全体同志为主力，加上陆续来的其他成员共有八九人。李伟彦亲自任社长，由原是新华社记者、后来成为《深圳特区报》首任总编辑的张洪斌率领，拉起了一个临时的办报班子，开始了艰难的筹备和试刊工作。

最开始，我们借用原市委大院（蔡屋围旁、原宝安县委所在地）旁边一间破旧木板平房作为办公室，面积仅十多平方米，几张旧桌子，几条木长凳。除了条件艰苦，我们还面临各方舆论压力，如“特区办一张报没什么意义”“深圳小小一块地方有多少新闻可刊登？”等等。但我们这帮三十多岁的年轻人都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在宣传部长李伟彦的领导和张洪斌的直接指挥下，无所顾忌地展开探索。大伙白天奔波采访，晚上就在拥挤的小办公室里写稿，内容则重点关注和宣传特区的新生事物、新的做法和新鲜经验。

由于资金紧张，无力购买印刷设备，《深圳特区报》从1981年6月6日第一期试刊到1983年12月1日，这期间的报纸都是在香港文汇报印刷的。香港文汇报鼎力支持，在他们大楼的十一层给了我们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这间房里摆放了三张办公桌、两张床和一个文件柜，既是卧室又是办公室。特区报四个版的小样、大样、清样都是在这里修改、审定后付印的。当时在香港负责编报的有陶牧、丘盘连、邢平安、胡向东、卢绍武以及戴木胜。总编辑张洪斌同志也时常和我们一起过香港审稿，如果有事情走不开，则星期六赶来。周一至周三，总编室将各部送来的稿子编好，周四由我们将稿件带到香港改小样、审大样、付印，星期天再把报纸带回来。我们这批人便又成了发行员，奔波于大街小巷，将报纸送到各单位和市民手中。

头版刊登广告 石破天惊之举

作为特区的首份报纸，《深圳特区报》从试刊起，就敢于和传统的习惯势力以及陈腐的旧观念决裂。其特别之处首先体现在报头。报名由广东省著名书法家秦咢生题写，活泼、洒脱又不乏稳重之感。尤为醒目的是，当时全国所有报纸的报头字平时几乎都是黑色的，而《深圳特区报》从试刊第一期起就用红色，令人印象深刻。其次，考虑到对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宣传的需要，当时版式采用的是竖排、繁体字，以方便当地居民的阅读。这种版式一直沿用到正式创刊后。直到1986年5月1日，报纸才改用简化字，1987年1月1日则由竖排改为横排。

我们从试刊起就在一版刊登广告，从地产到餐饮均有涉及。这一做法，开了党报一版刊登广告之先河，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之举。除此之外，报纸还加大房地产的宣传报道，试刊第五期还专门开辟了房地产专版，对深圳房地产业发展的现状和前景进行详细调查报道，成为国内首家开设房地产专版的报纸。这一专版的所有稿件，全部由我和张黎明负责采访写作，由我负责编定。同时，报纸还率先开辟世界经济专版、“港澳市场”专栏，对国际市场的金融、证券、商品、房地产等进行介绍和报道，受到企业和经济界人士的欢迎。

在经过1981年6月6日、6月20日、8月8日、9月9日和12月24日共计5期试刊后，《深圳特区报》于1982年5月24日正式创刊。与试刊时借用旧仓库作为办公室不同，这次，报纸则正式诞生于通心岭最高处的宿舍楼第十一幢。

当时，市委市政府为了支持报社的宣传工作，下定决心，将刚刚竣工的市委宿舍楼第十一幢拨给报社使用。该楼6层高，每层有3个套间，共18套房。但既要办公又要住宿，显然不够用。于是，我们在楼前楼后的空地上搭起六间铁皮房和一间大草棚。人事政工、后勤管理、广告发行等机构人员一律在楼前的铁皮房内办公。楼后的铁皮房和草棚则作为饭堂和会议室。在这里办公近一年后，报社就搬进位于市委大楼左侧新建的特区报采编大楼。

首任总经理 实干精神好

说到报社大楼的建设，就不能不提及报社首任总经理王玉明同志，如果没有他的积极工作，报社大楼就不可能这么快建设起来。为了报社大楼的建设，他留下一串串佳话。

在市委新大楼的卫生间等市长，便是其中之一。王玉明原来在惠阳地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担任局长，1982年初调入报社。当时《深圳特区报》筹备正式创刊和报社大楼的筹建都在紧张进行中，而建大楼的重任就落在他的肩上。要建设报社，当务之急是要有资金。当时，深圳百业待举，处处需要花钱。资金之紧张，可想而知。报社的基建款，经市委常委会讨论，同意分期拨款，第一笔就同意下拨300万元。这个数字，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

王玉明上任后三天两头就跑到市计委追款，由于市里建设资金极端紧张，跑得再勤也还是拿不到钱。主管部门当时流行的口头禅：“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老王心想，光这样跑也不是好办法，可能还得市领导当面说一声才管用。于是，打听到市长在市计委开会那一天的上午，他便早早就在市计委门口的楼道转悠。市长开会中间出来上卫生间，老王也跟着进卫生间。因为报社的基建问题，他已经多次找过市领导，市长对他已很熟悉了。一看到他，市长就问：“老王，在这里干啥？”“等您呀！”“等我干啥？”“要报社的基建款呀！”“我不是早就批下去了吗？”“您以为批下去就能要到呀？计委江主任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老王这么一说，市长也被逗乐啦。“来，江兆新主任正好在这里，当面解决。”进去后，市长说：“老江，其他方面用钱推迟一下，先满足报社基建拨款，常委会已经讨论过的，以后就不用老王总往市里跑。”市长都说得这么透啦，江主任也只好满口答应，会想尽办法优先满足报社基建需要，一时间，让其他单位羡慕不已！

在大楼施工期间，经常都可以看到一个矮个子老人（老王当时已年过半百），头戴草帽，或坐在那儿盯着施工，或在工地四处巡查。有时星期天也不休息，特别是盛夏时节，烈日炎炎，老王被晒得比一些工人还黑。报社一些好心的同志劝说老王不要天天泡在工地，他却说：“不盯紧不放心呀！”正因为老王抓得紧，深圳特区报大楼建筑才得以迅速推进，1982年5月破土动工，1983年6月，报社办公大楼封顶。在报纸正式创刊仅仅两年左右时间，报社员工就搬进了新的大楼办公，住进新宿舍。这也充分体现了深圳速度和深圳精神！

上面所述，仅仅是王玉明在报社创建时期的一个片段。但也可窥见他协助总编辑张洪斌为报社大楼建成、为《深圳特区报》的正式创刊和尽早出版日报作出了无可代替的积极贡献。

从试刊时老市委大院的旧仓库，创刊时的“铁皮房”，再到后来的九层大楼和如今的高层大厦，深圳第一份报纸的诞生和成长也同样见证了特区的发展历程。

（作者为《深圳特区报》原副总编辑）

编辑 李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