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锦萍

本文从媒介技术、符号互动和具身性角度出发，将具身性引入虚拟偶像的研究，对青年群体偶像崇拜现象进行解读，以揭示其偶像崇拜背后的实质。媒介技术的发展在无形之中，对粉丝偶像崇拜的想象起着制约且赋权的作用。“虚拟身体”作为一个媒介符号，在媒介技术驱动下富有超现实的含义，虚拟偶像崇拜背后，体现的是渴求技术具身的问题。粉丝借助虚拟偶像这一身体媒介实现自身的意义和存在，“粉丝即偶像”不再是一个幻想。

【关键词】偶像崇拜   虚拟偶像   符号互动   具身性

人类在自身发展的每一阶段始终伴随着偶像制造与崇拜[1]，然而媒介技术始终在无形中制约着人们对偶像的想象和期待。Z世代作为虚拟偶像的主要受众群体，对虚拟偶像的追崇带动了二次元产业、品牌IP产业等需求的扩张，形塑新的商业形态。

本文通过对社交媒体虚拟偶像相关社群、分栏进行网络民族志考察，筛选21位粉丝进行深度访谈，主要以热门的虚拟歌姬如洛天依、初音未来，以及B站上的热门虚拟主播如绊爱，作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媒介技术发展、符号互动和具身性角度，寻求以上问题的解答，挖掘媒介技术快速发展下青年群体虚拟偶像崇拜的实质。

一、从文本到虚拟偶像：青年群体偶像崇拜及其符号新表征

技术赋能下偶像崇拜的“呈现”形式也在不断发展，出现对“虚拟身体”崇拜的现象。本文将具身性引入虚拟偶像研究，为分析青年群体的虚拟偶像崇拜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一）偶像崇拜及其变迁历程　

从对偶像追崇的呈现形式来看，无论是西方“神灵”的宗教性崇拜，还是中国“圣人”的圣贤性崇拜，主要是以图画或文本类型出现，人们通过对图画或文字的解读和想象来充实自己的信仰。在互联网发展早期，网络小说中偶像带给人们的想象空间，比现实生活中接触到的人更加丰富多彩。而对真人偶像的追崇是粉丝对“偶像”崇拜更加“真实”的过程，偶像成为一个出现在生活中的鲜活人物。如今，不会“人设崩塌”的虚拟偶像，也成为青年群体追捧的对象，如虚拟歌姬初音未来、洛天依等。

由此，青年群体对偶像的追崇经历了文本/图画—真人/影像—虚拟偶像的发展历程，技术和媒介在偶像追崇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借助媒介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学会用语言、文字、图像、艺术等多种再现方式来言说偶像及其意义[2]。而在偶像崇拜的意识中，人类对自身偶像的崇拜愈发从抽象到具体化，使图像从伦理功能转化为感知功能，进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心灵寄托和情感释放[3]，人们与追崇的“对象”越来越亲近。偶像呈现形式的变迁历程，让我们更直观地看到媒介技术对人们偶像崇拜无形之中既限制又赋权的关系：媒介技术一方面限制我们偶像崇拜的形式，另一方面又打开了粉丝追崇的无限想象空间。

（二）虚拟偶像：青年群体偶像崇拜的现代演绎

虚拟偶像的概念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动漫《超时空要塞》的女主角之一林明美，被誉为元祖虚拟偶像的代表。本文从媒介技术和符号角度出发，认为虚拟偶像是指以3D建模、全息成像技术等技术为基础，以二次元文化为支撑构建出来的虚拟人物形象，虚拟偶像作为新型传播媒介，是偶像崇拜符号的一种表征。

从现有研究来看，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一个是对虚拟偶像的研究从技术发展范式与人作为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得到平衡与发展，另外一个是虚拟偶像背后的亚文化景观以及所构建的符号消费景观。但作为一个虚拟化的身体，虚拟偶像崇拜与真实偶像崇拜有何不同？本文认为从最基本的身体角度出发，传播中的具身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解答这一问题。

（三）“媒介化身体”：具身性理论下虚拟偶像成为新型媒介符号

具身性是传播研究中越来越被重视的前沿话题，学界对具身性研究始于技术发展带来的离身性现象，离身意味着心智内容、实际概念并非主要由身体形塑，或者任何重要的推理内容不是通过身体给定[4]。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可以“脱离”身体而存在，如在互联网环境中的电子游戏、现实生活中的可穿戴设备，让我们看似脱离现实世界，实现身体的离身性生存。但当技术终于使人摆脱身体在场的面对面交流局限，实现了梦寐以求的远距离精神交流后，反而激发了人们对于身体的渴望[5]。

对具身性的研究最早源于海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强调人类主体性在实践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具身”可以理解为在投入到某个活动时，人的身、心、物以及环境无分别地、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以致力于该活动的操持，具身传播从人—媒介技术—世界关系的相关性，揭示了媒介技术的生存论转向[6]。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虚拟偶像成为一个媒介化的身体，虚拟偶像是人身体高度媒介化的呈现，在媒介环境中，观众在观看偶像表演时更容易产生心流体验，形成更强的互动感[7]。同时，在智能技术的作用下虚拟偶像被生产和消费，作为一种虚拟存在有着一整套被建构出来的、以维持和证实自身存在的符号意义系统[8]。

本文通过梳理现有研究中对虚拟偶像的技术和符号解读，作为论证的逻辑起点，以符号学和具身性理论为研究路径，来考察具身作为一个技术视角，对我们理解智能媒体语境下虚拟偶像、虚拟“身体”与青年群体对其追崇的实质和价值。

二、虚拟偶像崇拜的符号指示及其互动机制

虚拟身体作为粉丝偶像崇拜的中介，意味着偶像被视为一个粉丝投射情感的符号，已经得到不少学者的印证。当偶像不再是一个真实人物而是变成虚拟人时，这个符号所携带的意义是否也发生了变化？粉丝与偶像之间的互动机制又有何变迁？虚拟偶像崇拜是否有更深层次的含义？

（一）虚拟偶像崇拜的符号指示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从语言学角度提出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关系，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声音的心理印迹”[9]。能指和所指的联结是通过意指来完成的，意指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它是将能指和所指结成一体的行动,该行为的产物便是符号[10]。符号有一定的指示作用，符号的指示性在于发出与接受双方之间的意义交流互动，是携带“语义矢量”的指示符号[11]，由此可以看出，指示使得符号与意义能够相结合。而在数字化社会，符号是虚拟世界的表征，虚拟主体的构建也只有通过符号来完成[12]。作为数字化的产物，虚拟偶像“拟真”出的特征，都是由纯粹的数据构成的：精心描绘设计的外形、层出不穷的音乐作品、全息投影的演出现场，所有的技术手段使虚拟偶像得以具象呈现[13]。

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符号的用途就是表达意义[14]。而自我表达正是意义表达的过程，自我构建即为意义的构建，在这个过程中符号便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介质。在虚拟偶像的虚拟影像体验中，观者自身也幻化为符号存在，虚拟偶像和受众共同形成虚拟情境，粉丝在与虚拟偶像的互动过程中，也建构着“虚拟自我”[15]。粉丝通过二次创作虚拟偶像产品和观摩他人创作的虚拟偶像产品，来实现自我的表演和意义的探寻[16]。虚拟偶像这一媒介化身体符号成为粉丝虚拟自我和真实自我的表征。

在虚拟偶像这一身体化媒介符号下，粉丝喜爱并沉迷于这种符号的构建与意义表达，借助这一媒介符号，粉丝既能够得到自我满足，也获得了动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粉丝与偶像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一种单向的对话，而是形成一种新的互动机制。

（二）参与性类社会互动理论下虚拟偶像的互动机制

类社会互动即“准社会互动”“拟社会互动”，是1956年芝加哥学派心理学家霍顿和沃尔在《精神病学》中提出的概念，用来描述媒介使用者与媒介人物之间的亲近、单向互惠的类似于人际互动的幻觉关系[16]。类社会互动具体是指受众将大众传播中出现的人物如名人明星、主持人等，当作真实人物看待并做出相应回应，与之形成一种准社会关系的现象。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媒介使用者（受众）对媒介形象（被追崇的对象）非常熟悉，而媒介形象却对媒介使用者一无所知，实际上是媒介使用者对媒介形象的一种“幻想”。

随着新型人机交互的出现，偶像和粉丝之间的关系被重新定义，虚拟偶像与粉丝之间的关系，由粉丝依赖向更加平等的合作共生关系转变[17]，更多的是呈现出一种参与性类社会互动[18]。在参与性类社会互动中，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媒介使用者与媒介形象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使用者对媒介形象的控制力加强，可以通过集体想象去共同创造一个网络群体，甚至在此基础上形成网络社区，而“被定制”的虚拟偶像的出现，使得粉丝对偶像的参与性互动更加深入，形成一种互利共创的关系。

如虚拟歌姬洛天依在其发布的上千首作品当中，90%都是粉丝和音乐原创者为其量身定制的，粉丝和虚拟偶像之间互相成就、共同成长。粉丝与偶像之间不再是单方面的凝视关系，虚拟偶像符号产生的背后更是千万粉丝圆梦的途径。此外，在2021年洛天依出道九周年庆典上，无数粉丝纷纷刷屏对洛天依隔空表白，借由虚拟偶像这一影像符号投射自己的情感，高度的参与性是技术赋权下偶像与粉丝互动机制的新变化。

（三）符号互动下虚拟偶像崇拜的实质

借助虚拟偶像的媒介化身体，粉丝通过虚拟幻想，体验到超真实的审美快感，虚拟与真实之间的缝隙被符号成功缝合 [19]。除了消费需求之外，在符号互动下隐藏着青年群体偶像崇拜更深层的动力和需求。虚拟偶像与真实偶像相比，能带给粉丝更多的想象与心理投射和情感共通的空间。粉丝与虚拟偶像之间的互动除了现实生活中的“追星”外，更多的是粉丝通过“共创”，实现与偶像情感的勾连以及心灵寄托。

虚拟偶像的“粉丝共创”比起真人的偶像养成，更能激发粉丝群体的情感认同，也使得他们之间这种“隔空喊话”式的互动机制，不会因为“虚拟”而不真实，当自己设想的完美人物能够给自己直播或者唱出自己创作的歌曲时，偶像崇拜不再是一种神秘的仪式感，更像是一种能力边界的突破以及偶像符号的具身。

三、渴求具身：虚拟偶像崇拜中“虚拟”的具身传播

在虚拟身体成为一个媒介符号下，是实现技术的离身还是技术的具身，在赛博时代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肯定身体在传播中的基础作用，以及技术还无法真正做到粉丝“偶像具身”的情况下，虚拟偶像崇拜体现的还是粉丝渴求技术具身的过程。

（一）虚拟的“身体”是超人类的离身还是后人类的具身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不少学者认为我们已经进入“后人类社会”，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内爆”以及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所言的“仿真—拟象—超现实”后现代社会，在虚拟和真实界限日渐消弭的技术时代得以彰显。对赛博空间的讨论是“后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话题，赛博空间最先出现在加拿大小说家威廉·吉布森的科幻小说作品当中，赛博空间里人类可以脱离身体的物质性实现离身，赛博成为超越人类物质性的存在。赛博格被定义为人的身体性能经由机械拓展，进而超越人体限制的新身体，也有人将其简称为电子人[20]。如虚拟主播作为从人类身上抽离出一些“元件”，但又完全脱离了与原型的关系，成了另一个新的虚拟“生命体”[21]，这个虚拟的“生命体”实现了数字化的生存，由此也引发我们对虚拟偶像的虚拟身体是实现技术离身还是技术具身的思考。

对“虚拟身体”的讨论，需要回到对“身体”的认知当中。离身认知是第一代认知科学的主导思潮，强调认知在功能上，是能够脱离人的身体而独立存在的，这也是“虚拟主播”设计的出发点；而具身认知被视为“第二代认知科学”研究的新进路，认为身体在人类认知及相关社会活动中具有首要作用[21]。虚拟性取代物质性的辟径，忽视了人类身体在社会交往模式中的基础作用，这将会把人的主体性、物质性、社会性和实践性带向前所未有的困境，离身性超越人类主义的理论困境，只有通过重回具身性后才能得以解决[22]。由此，对技术发展带来的隐忧以及离身性对人主体性绝对解构的纠正，使得身体回归传播学研究。

（二）偶像崇拜的具身转向

虚拟身体表征是具有技术特性的离身身体，但实质仍然是带有人的认知和主体性的“具身”身体。作为技术具身的赛博格身体，虚拟偶像与受众之间的羁绊首先呈现为“身体在场” [23]。作为媒介的身体既是主体物质性的寓所，也是感知世界的途径[24]。具身是现象学对身体问题的突显，学界对具身传播的研究，经历计算机作为身体中介-人机交互-人机互嵌几个阶段，在当前人机互嵌技术支撑下，虚拟技术已成为研究的重点。智能媒介的发展对传播中的身体进行了还原、重组、加强、延展[25]，虚拟偶像的出现即媒介技术对身体的最新延展，身体作为一个媒介化符号得以呈现。

而赛博时代的具身传播问题，归根到底谈论的还是人与媒介的关系问题，人通过使用媒介而使媒介成为“媒介”，媒介则通过被人使用而使人成为“人”，人与媒介各自本质的获取，是双方彼此赋予的结果[26]。由此，虚拟偶像是赛博格时代的一种新型媒介，同时也塑造着一种新型的技术化的符号“人”，对虚拟偶像崇拜可以看成是技术符号化的“虚拟人”，携带着人的感知和意识能力去诠释和构造个人世界，偶像崇拜在媒介技术赋能下获得具身转向。在智媒体时代，媒介的具身化不仅加持了我们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在数字化社会的生存能力，同时也赋予我们更多表达自身的途径和机会，媒介技术对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当下的存在”，也能够实现人“超自然”的生存和意义构建的实现，人是技术的尺度，也能通过技术超越原有的尺度。

（三）虚拟技术下的渴求具身

未来智能传播将以一种强具身的形态塑造人的存在方式，同时也参与到人的意义统一体的构成中[27]。从身体出发看虚拟偶像崇拜可以发现，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媒介使用过程，包含着粉丝“具身性”不断回归的过程，通过虚拟偶像的“身体”影像与“超能力”渴求技术的具身，虚拟偶像的养成即粉丝自己的理想化身及情感投射的过程。就像游戏中的“虚拟化身”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真实肉身”，技术与心理机制共同生成的“虚拟触觉”，替代了真实的“肉身触觉”，扩展了肉身知觉的边界[28]。虚拟偶像多样化的形象设计、性格呈现以及一些人类无法做到的“超能力”，使得粉丝的梦想和想象在现实世界得以实现，既拓展了人类肉身所能触碰的边界，也延展了个人能力所能抵达的范围。

借助虚拟偶像这一被“萌化”和“技能化”的媒介符号，青年群体对其追崇的同时不仅实现自身认同，更加成为表达自我情感和实现梦想的一座桥梁。这个桥梁也即传播学者彼得斯所说的“使它物成为可能的中间之物”，环境和人造物一样都可以成为媒介（中间之物）[29]，但彼得斯所讲的人造物指的是“自然”，是一切物质存在的基础,而媒介技术的发展为自然环境创造出更多类型的“存在物”，这也意味着更多的“它物”能够成为“可能”，媒介对人的延伸更充满想象力。因此，青年群体渴求技术具身，借助虚拟偶像去实现自我以及探索人生意义，也是智媒体时代具身传播的转向，虚拟身体既是技术的身体也是青年群体的身体，借助媒介和人交融实现粉丝自身的意义和存在。

四、结语

带动数百亿规模的虚拟偶像，不仅仅具有显而易见的商业价值，传播学具身性研究的视角揭示出，虚拟偶像是关系当下青年自我认同及未来社会价值取向的关键机制之一。在与虚拟偶像互动的过程中，粉丝获得比真人偶像追崇更多的参与性，粉丝对偶像养成的介入度空前提高。虚拟的身体作为一种中介符号，为粉丝的参与搭建桥梁，粉丝借助这个符号注入自己的创作、投射自己的情感，偶像崇拜在媒介技术赋权下有了“具身”的可能性。虚拟偶像崇拜的背后，体现的是粉丝渴求技术具身，借助“偶像身体”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

另一方面，媒介技术的发展在无形之中，制约着人们偶像崇拜的行为和体验，同时又大大释放了人们对偶像崇拜的想象，增强了粉丝“追星”实现的可能性，依托媒介技术，“粉丝即偶像”不再是一个幻想。

【本文为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共建课题“在穗大学生关于‘脱贫攻坚’的集体记忆建构与政治认同研究”（项目编号：2022GZGJ245）的阶段成果】

作者黄锦萍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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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新传播》杂志2022年第五期）

编辑 刘悦凌 审读 李诚 审核 刁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