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詹欣 梁欣彤 原平方

集群行为是一种在人们激烈互动中自发的、无指导的、无明确目的、不受正常社会规范约束的众多人的短暂性狂热行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中，往往伴随着多种集群行为。补偿性控制理论揭示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产生集群行为的受众心理，同时媒介恐慌也往往是导致集群行为出现的重要诱因。在疫情长久未消的社会背景之下及当前的媒介环境中，消除媒介恐慌、预防及治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集群行为成为当下的重要议题。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集群行为   补偿性控制理论   媒介恐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既指突然发生、已造成或者可能会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还指突然产生的不明原因群体性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由于感染者数量增加和多个国家都反复出现疫情两个事实，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也属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当中，则出现了众多的谣言、抢购行为与媒介恐慌。

一、谣言、抢购与媒介恐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集群行为的产生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在全球抗疫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同时，与“疫情”相关的各类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爆炸式传播。瘟疫之战引发了“信疫”之战。“信疫”是指“过多真假参半的信息反而导致人们难以发现值得信任的信息来源和可以依靠的指导，甚至可能对人们的健康产生危害”，[1]在人类顽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与新冠疫情相关的“谣言”传播也一刻未停。2021年末，媒体盘点出“2021十大新冠肺炎疫情谣言”，内容涉及新冠肺炎防治、核酸检测、新冠疫苗等各方面。同时，在这一典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中还有大量来源不明的信息无序传播，往往使群众轻信，并引发一些群体性的非常规行为，即集群行为。

集群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又叫“集体行为”“积聚行为”或“聚合行为”，是指一定规模的、匿名的、无组织的人群，在一定的诱发因素影响下而爆发的自发性的、没有明确目的和行动计划的、不受现有社会规范控制的非常规群体行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集群行为，多由情景的突发性、危害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明了性、公众认知偏差等心理因素诱发，行为特征多以轻信谣言、恐慌、逃逸 (回避)、抢购等为主。[2]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多家媒体发布“上海药物所和武汉病毒所联合研究发现双黄连抑制病毒”，随后引发群众对双黄连的疯狂抢购。再如，每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总会掀起波澜的“抢盐事件”，2003年非典时期，非典型肺炎与缺“碘”有关的谣言四起，导致市民抢购加碘盐；2011年3月，日本福岛地震导致的核泄漏、核辐射引起的谣“盐”风波，致使我国全民抢盐；2021年，在日本宣布将在两年后排放福岛核污染废水之后，韩国民众因担心海水污染也开始了“抢盐”风潮。不仅是在我国，因新冠疫情引起的“抢购囤积”热潮在全球上演——日本民众囤积厕纸，美国人民囤积枪支，加拿大群众囤积可长期储存的食品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种种集群行为的出现还源自受众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所产生的恐慌情绪以及对生活秩序被打破的恐惧。而公众的这种恐慌情绪往往是在获取涉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信息时所产生。美国传播学者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阐述“拟态环境”这一概念时指出，人们通过媒介获得信息来建立对身边环境的认知。在媒介发展愈加发达的今天，公众对世界的认知已经越来越依赖媒介信息，而大众传媒最适合传播的信息之一就包括了恐慌信息。[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出现，使当前社会瞬时陷入风险之中，人们依赖媒介信息认知当前所面临的风险。因此，媒介信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表现”，为受众构筑了关于事件的“拟态环境”，从而导致受众心理产生微妙的变化。负面的媒介信息表现，往往造成媒介恐慌，诱发集群行为。

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指出，公众因风险而产生的想象力是引起恐慌的关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有赖于媒体的呈现。但受制于传播机制与风险语境的信息传播本身，媒体信息的传播也可能牵动风险或危机。[4]当面临风险时，媒体的失语、权威发声的缺位往往会增加受众对于风险认知的不确定性，从而加剧公众的恐慌情绪，进而诱发某些集群行为。当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如果公众不能通过媒体等权威渠道，及时获得相关信息，那么人们就会在“因风险而产生的想象力”作用之下，陷入恐慌与对事件的猜测当中，产生诸如“阴谋论”等类似集群行为。

二、补偿性控制：集群行为背后的群体秩序心理分析

失序的信息环境中，群体行为的背后是群众需要“秩序”的心理。勒庞认为，“生物聚集在一起，就会无意识地本能地让自己处于一个领导之下”，这似乎能够解释人们在信息“失序”的特殊情况下，对“秩序”与“控制”的需求。补偿性控制理论指出，当面临控制感的缺乏时，个体会表现出一种需求秩序的倾向， 即努力寻求客观世界的秩序，对于具有秩序性、确定性、可预测性的物理或抽象事物表现出偏好与需求，这种表现被称为补偿性控制。[5]当处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时，人们往往会在过度的信息中迷失，感到个体的控制感下降，当控制感缺失时会触发人们的心理补偿机制，促使人们在控制感缺乏的状况下自发寻求秩序。补偿性控制理论，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集群行为找到了一种合理的解释。

（一）“阴谋论”背后的因果秩序需求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出现时，群众往往希望第一时间获取关于事件起因的信息、明晰事件的来龙去脉，从而为事件找到一套合理的因果逻辑。但是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出现往往具有偶然性与突发性，并且事件的成因常常具有非单一性特征，即多种因素的复合影响共同造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降临，因此，代表权威声音的政府、媒体、专家等通常难以在第一时间将明确的事件成因公之于众。这时在补偿性控制心理的作用之下，群众会自发在现有信息中拼凑事件成因，“阴谋论”的说法随之产生，并在一定范围内快速传播且不乏信众。[3]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新冠病毒的溯源工作仍在持续开展，关于新冠病毒的源头至今仍未有明确定论。但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武汉暴发之初，坊间关于新冠病毒来源的说法层出不穷，典型的有“新冠病毒是一种尚未研发完成的生化武器，遭到实验室意外泄漏，导致疫情暴发”“新冠病毒是在武汉举办世界军人运动会期间，由参赛军人传播进入我国”“人感染新冠病毒是食用野味造成的”等等。这些说法五花八门并且始终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实，却使大量民众在将信将疑的情况下进行传播。这类消息的快速发酵，一定程度上造成群众恐慌，加剧国际关系局势的紧张程度，出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种“阴谋论思维”之下产生的消息，追根溯源是群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寻求因果秩序的产物。原因在于：在补偿性控制理论看来，个体秩序需求的核心在于感受到的认知上的规律性、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关于事件因果关系的探讨, 当然在此“秩序”的范畴之内，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种秩序来源。

（二）“信谣传谣”背后的信息秩序需求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伴随着“阴谋论”的诞生，往往还是各类谣言滋生与发酵的温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谣言在形式上与“阴谋论”的说辞相似，本质上都是以某种言论的形式进行传播，但其差异表现在阴谋论作为一种言论关注于对事件原因的探究，而多数“谣言”则是一种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下状态或未来趋势的论断。相较而言，对于阴谋论人们更多是看作一种可能性，即使传播者本人其实也不会断言它就是事实而只是作为一种猜测；而对于谣言的传播来讲，它通常就是作为一种事实或结论出现。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常常会突然打乱人们的生活秩序，在个体感受到控制感下降的情况下，人们会倾向于不断使用各种渠道获取相关信息，希望尽可能地掌握事件的最新情况，以此来获得一定程度的“控制感”。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往往忽略了对海量信息进行甄别的关键步骤，从而使谣言、假消息泛滥，同时人们采信谣言的过程通常基于一些非理性的认知。

在“2021年十大新冠疫情谣言”当中，有这样一条信息：“新冠病毒在到达肺部前，会在喉咙里停留4天。在这4天里，只要大量喝茶，并用温盐水、茶、醋漱口，就可以清除新冠病毒。”这条消息短短几天便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广为流传，大量群众在微信朋友圈、微信群中进行转发。在官方消息对此进行辟谣之前，该信息一度在人们的朋友圈中刷屏。分析来看，首先这是一条有关新冠病毒防治的谣言，其次内容涉及物品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难获取。多数对该信息进行转发的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感到生活的不可控性，从而急切期望找到预防新冠病毒的有效方法或者最新科研成果信息，以此来应对疫情带来的对其生活的影响，使自身未来重新变得“可控”。同时由于所涉事物在生活中比较常见，降低了人们对该信息的“警惕”，致使人们出现信谣与传谣行为。人们之所以会在公共危机情境中产生信谣传谣的倾向, 其关键原因是希望有足够的信息来帮助自己抵御突发事件给自身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 其背后的机理同样是由于控制感的缺失所引发的对于信息的秩序需求。

（三）抢购囤积背后的内在秩序需求

除上述集群行为以外，还有一种群体行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格外常见，就是群众对于生活用品或一些涉及事件的防护物资的非理性抢购与囤积。当面临全球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这种抢购与囤积的集群行为常常在全球范围内上演。这种非理性的抢购与囤积行为，往往使抢到商品的人过度囤积造成浪费，未抢购成功的人则由于没有获得必要用品，加剧恐慌情绪与对生活失去控制的焦虑，引发更加狂热的抢购行为，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在正常的生活当中，人们通过对必要生活物资的购买和积攒来保障其正常生活秩序，但面临突发公共事件时，个体会感受到外部世界常规秩序的突然缺失以及个人控制感面临的威胁，因此需要增加更多的内在秩序性因素作为自己获取安全感的保障，而只有尽可能地囤积物品，人们才更易于在自己的心理层面构建起确定、安全、可预测的保障。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在澳大利亚、日本、美国、新西兰等地，市民为预防进入隔离状态，而抢购生活用品的现象屡次发生，使某种商品（如厕纸）的需求量持续激增，导致超市中该商品的货架总是空空如也。昆士兰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社会工作学院学者尼基·爱德华兹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表示：“卫生纸象征着控制。我们用它来‘收拾’和‘清洁’。当人们听说新冠病毒时就会担心失去控制，而卫生纸让人们感到仍然保持着对卫生和清洁的控制。”[6]

三、满足“秩序”的需求：集群行为的消除与防范

要防止集群行为的出现，关键是消除公众在风险中的恐慌，满足受众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所产生的对于“秩序”的需求。

首先，充分满足受众对于因果秩序与信息秩序的需求，保证政府发布信息的及时性，保障受众在第一时间接收到权威发布的相关信息。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多点暴发时期，我国各大城市诸如北京、天津、上海，纷纷通过网络媒体平台、电视新闻节目、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实时、反复通报本地确诊病例数量，发布确诊病例行动轨迹、流调进展及传播链情况等，为公众提供最新的防疫信息。

其次，保障媒体报道的准确性与专业性，构筑媒介安全。以新闻专业主义的客观、均衡报道和媒介伦理之“探求真相，最小伤害，独立负责，保持透明”的原则，来有效规避和减少因报道失当而引起的媒介恐慌。专业、客观、精准的媒体报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为受众提供有效信息，是从源头上防止谣言滋生的手段之一。准确的、权威的、科学的信息能够越早占据公众信息需求的“高地”, 满足控制感缺乏的人们对于信息秩序的需求, 往往比谣言广泛传播之后再去辟谣具有越强的舆情引导效果。

第三，在防范谣言产生的同时要做好辟谣、阻谣的准备。比如建立健全舆情应急管理机制，尽可能完善舆情治理系统。同时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积极捕捉谣言信息，追踪谣言源头。当捕捉到谣言时，及时调动一切媒介手段进行辟谣。另外对谣言可能引发的集群行为进行预判并积极进行舆情引导，疏导化解公众因谣言而加剧的恐慌情绪，以此补足公众下降的“控制感”，从而满足受众的内在秩序需求。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集群行为，通常是由信息传播的无序造成的媒介恐慌所诱发。化解集群行为的关键就是消除公众的恐慌情绪，满足群体对秩序的需求。在当前的媒介环境之下，消除公众恐慌必须保障信息传播的及时性、专业性与广泛性，保障舆情治理的机制完整畅通。只有保障信息传播的有序性，才能消除媒介恐慌，从而有效遏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集群行为的产生。

作者詹欣系广西云数字媒体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中心品牌推广运营官

作者梁欣彤为北京城市学院国际文化与传播学部2019级研究生

作者原平方为北京城市学院国际文化与传播学部教授、硕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 方兴东,谷潇,徐忠良.“信疫”(Infodemic)的根源、规律及治理对策——新技术背景下国际信息传播秩序的失控与重建[J].新闻与写作,2020(06):35-44.

[2] 李连杰,张迪,武小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集群行为研究进展[J].中国健康教育,2014,30(07):631-633.DOI:10.16168/j.cnki.issn.1002-9982.2014.07.026.

[3] 何镇飚.风险社会中的媒介恐慌[J].文化纵横,2012(05):74-77.

[4] 何镇飚,彭增军.媒介恐慌消解与公共安全建构——兼与邵培仁教授讨论[J].探索与争鸣,2015(05):42-45.

[5] 饶婷婷,朱晓文,杨沈龙,白洁.突发公共事件中公众的补偿性控制[J].心理科学进展,2022,30(05):1119-1130.

[6] 光明网，疫情中人们为何囤积卫生纸？专家解读.https://m.gmw.cn/baijia/2022-01/27/1302780741.html.2022-01-27.

（本文刊于《新传播》杂志2022年第五期）

编辑 刘悦凌 审读 李诚 审核 刁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