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洸   杜丽洁

【关键词】故事性   社会认同   事实连接   情感共鸣   文化想象

“女孩子胆小，把灯提前打开，她们来晨读会感觉更安全、更踏实。”这是“时代楷模”张桂梅帮助1600多名女孩走出深山的故事中的一句话，这位由新华社连续追踪报道13年的典型人物，其“燃灯校长”的称呼也因此家喻户晓。在关于张桂梅的新闻故事中，呈现了许多主人公呕心沥血的动人细节，使得人物形象鲜活生动、丰富饱满。《“燃灯校长”送1600多名女孩出深山》发表于2020年高考后，是新华社当年最有传播力的人物报道之一。在数字新闻蓬勃发展的当下，该稿件在多个新媒体端的传播数据都表现良好，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该人物报道也获得了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习近平总书记在“2·19”讲话中指出，新闻工作者要“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通过挖掘普通人物的故事，将温度、真情、思想融于新闻报道中，从而达到润物无声的目的，使得深刻宏大的社会主题，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可与反响。杰奎·巴纳辛斯基曾说故事是比喻，每个故事都带着意义，每个故事背后都蕴含着更大的信息，都是我们集体旅程的路标。^[1]当前媒介技术发展迅速，新闻表现形式日益多元，公众对信息的需求也更加丰富，故事性新闻报道往往能引发社会共鸣，提高媒体的传播力和引导力，成为获得社会认同、达成社会共识的桥梁。

一、事实连接：故事性新闻报道的社会认同基础

无论何种类型的新闻报道，要想获得社会关注与认可，其基础都是对事实的尊重。新闻作为一种认识活动，新闻故事的最终呈现离不开新闻生产中每个环节对事实的理解。随着媒介环境不断变化，新闻报道与新闻事实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变革之中，这意味着新闻生产的观念也在不断更迭。

从行动者网络理论来看，新闻生产的内外部往往涉及多个主体相互作用与影响，既包括从事新闻生产的职业记者，新闻平台的工程师、编辑、策划、设计者等，还包括新闻报道中的新闻当事人以及阅读新闻的受众，同时还有各种类型的媒介平台。以往的新闻生产是以职业新闻记者为核心，他们多有新闻教育的背景，以新闻价值和新闻专业主义为取向，记者往往独自完成一篇新闻稿件，而现在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媒体转型，新闻报道生产过程中多种主体协作成为常态。从事实层面来看，故事性新闻报道的社会认同，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的基础：

（一）采访中的新闻事实

故事性新闻报道的事实获取，离不开记者点滴的功夫，还包括对新闻细节的追问和对人物性格的探索与理解。记者作为采访新闻事实的主体，其对于新闻事实的判断，决定着新闻故事的价值取向。

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28个“临时妈妈”，谢谢你们！》（广播消息），讲述广州疫情期间28位医护人员，利用下班时间轮流照护2岁儿童强强的故事。从作品内容来看，记者深入现场，采访到了妈妈与孩子重逢以及孩子与护士们分离时的录音，扎实的采访让这篇“小故事”跃然于耳。记者从普通民众的感人故事中，展现了医护人员的奉献与担当，于故事中传递抗疫正能量，为抗击疫情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从传播数据与社会效果来看，这篇报道在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新媒体平台播出后，收到了听众和网友的积极反馈，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共情与认同。采访中新闻事实的选取，不仅需要记者敏锐的洞察力，判断采访现场的各种情况，及时捕捉新闻元素，还需要记者考虑所选故事对特定时空的社会意义。

（二）报道里的新闻事实

故事性新闻报道能否吸引受众，考验的是记者讲故事的能力。在网络社会，受众所接触的信息量日益增加，对信息的需求质量越来越高，做好故事性新闻报道，增强新闻内容的可读性，对于凝聚社会共识至关重要。新闻报道的故事性离不开好的故事构思，河南日报的深度报道《谁是“老李”》，开篇通过设置悬念的方式引出主人公，而在后续的写作中，没有使用过多华丽的辞藻，更多呈现的是“老李”为古旧村落建设所付出的行动。这篇报道所讲述的故事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贴近群众生活，使受众可知可感，在朴素简单的故事语言中，刻画出一位生于河南、长于河南、成于河南的乡村规划师形象。从报道构思、材料组织、语言使用到最终的成篇，都要求记者能准确地把握新闻事实，选择合适角度报道事实，根据故事类型与特点选择报道形式，提高新闻报道的可信度与流传度，这样才能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

（三）社会情境中的新闻事实

“作为讲故事的人，记者做到绝对客观是不可能的……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公平，以事实为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我们的成见。” ^[2]记者在完成新闻报道的过程中，一方面离不开自身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另一方面离不开记者对群众生活的细致体察，对群众喜怒哀乐的敏锐捕捉，从群众的角度思考新闻故事的意义，面对多样的、陌生的新闻当事人，能以事实为基础进行报道。在故事性新闻报道中，记者往往会看到存在于当下社会中的矛盾与冲突，比如“燃灯校长”故事中的女性教育问题，“28个临时妈妈”故事中疫情与个体生活的问题，“乡村规划师”故事中的乡村振兴问题。这些新闻故事所发生的时代，影响着受众对于新闻事实的理解与接受，新闻报道所呈现的价值判断，也关系到能否被公众所认可，进而传递更宏大的社会主题。

二、情感共鸣：故事性新闻报道的社会认同形塑

2016年，“后真相”成为热词；由于新冠疫情对全球的影响和改变，“后疫情时代”成为人们理解世界的前提；随着社会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加，鲍曼认为我们进入了一个“液态社会”。种种这些对当下时代的理解，都让人们越发感受情感对凝聚社会力量的重要作用。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心理学家图尔特在她的演讲《保持联系，却依旧孤独》中提到，信息时代虽然我们和他人保持联系，却还是会隐藏自己，渐渐地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距离变得可控，却难真正地了解和理解对方。故事性新闻报道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能够将情感融入其中，通过情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通过不同的故事获得间接经验，在偏好娱乐化的当下，引发对于社会价值、社会伦理、社会规范等的深入思考。

（一）故事性新闻报道的情感呈现

人是复杂的情感动物，好的新闻报道可以体察各种人的情感，并发现这些情感的力量，引发受众对所讲故事的关注，打破受众的防御意识从而融入故事中。“燃灯校长”的故事中，呈现了人与人之间丰富的情感：有作为校长的张桂梅对于一届又一届毕业生的期盼之情；有学生对老师的感恩之情，以自己的行动回报华坪女高；有社会对于张桂梅的尊敬之情，以社会的力量支持她的工作与事业。而这些情感在记者的笔下，都是一个个串联起来的小故事，在每一次故事场景转换中注入更多一层的情感。

故事性新闻报道的情感，首先体现在对新闻当事人的选择。如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矿工组长的551条短信》（深度报道）、《紫云英的春天》（广播专题）、《生死时速！患者心脏骤停，桂林女医生跟着病床边跑边做心肺复苏》（短视频新闻），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原来你是这样的00后大学生》（短视频新闻）、《“饭店村”的职业种田人》（深度报道）、《力洛的心愿》（电视新闻专题），这些普通群众的故事贴近受众生活，更容易激发受众与之产生情感共鸣；其次，故事性新闻报道的情感体现在新闻语言的改变上，新闻作品改变程式化、刻板的语言风格，注重挖掘人物个性化的语言与表达方式。如矿工生活中与妻子的短信，简短而温馨，“下井，早睡”“上井，平安”，让人物形象更加突出，让受众体会到当事人的真情实感。最后，故事性新闻报道的情感蕴含在故事结构中。一篇“有温度”的新闻报道之所以动人，除了贴近受众生活，符合受众的生活经验，更在于故事中的人物角色、场景、行动等元素的一致性。在“00后大学生”系列报道中，五四青年节前夕，羊城晚报聚焦首批步入成年的“00后大学生”，选取10位代表，通过他们的故事展现青年群体的情感世界，小人物的平凡故事在精心策划下，吸引了广大学生积极转发推荐，也让更多受众看到青年人的家国情怀与奋斗精神。

（二）故事性新闻报道的情感原则

臧国仁等学者认为，数字时代的叙事有科学逻辑、人文象征、理性秩序和感性狂欢四种力量在彼此竞争，关系到叙事符号与故事内容的选择，叙事传播活动除了要兼顾“真”之外，也需要“美”来打动人心，滋养情绪，而这些都是叙事中“情感”的作用。在新闻报道中，“真相”与具有“怜悯之心”两者并非互斥而是相辅相成。^[3]在故事性新闻报道中，为了达到更好的社会传播效果，对于社会认同的形塑需要遵循一定的情感原则。

第一，适度原则。有温度的新闻需要俯下身亲近普通群众，在讲述他们的故事时要亲切、准确，情感的流露要适切。真诚的情感更打动人，在故事表达上记者需要克制强烈的个人化情感倾向。第二，适应原则。新闻报道的情感表达需要考虑不同地区受众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行为习惯等，当情感成为拉近彼此距离的纽带时，才更有助于形成共同体，共享社会信念。第三，适时原则。新闻报道具有时效性，不同于文字消息的是，故事性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在于理解社会变迁中变与不变的内涵。在特定的时空、合适的社会背景下，讲述与之相应的新闻故事，才能引发受众的关注与讨论。

（三）故事性新闻报道的情感价值

网络时代，社会结构更加复杂多变。经济学中常说“理性经济人”，人们的选择往往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而在网络化的关系中由于连接的改变，人们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身边人的影响，信息的情感属性成为人们做出判断的重要依据之一，在热点事件中情绪的传播与扩散变得尤为显著，情感变成了社会连接的重要动因。

故事性新闻报道的情感价值，往往体现在对人性的展现，唤醒人们共同的价值体验，营造出和谐一致的社会氛围，形塑基于故事的社会认同，在对新闻报道的关注与讨论中，与更多人联合成情感共同体。“00后大学生”凝聚起了青年群体彼此之间的认可，让“00后”产生更清晰的群体归属感，并以此骄傲；“28位临时妈妈”凝聚起的是疫情之下医护工作者的群体共识，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用爱奉献社会。情感的传递绝不仅仅是感动，更重要的是在聆听他人故事的过程中完善自我，对促进社会发展起到积极正向的作用。

三、文化想象：故事性新闻报道的社会认同建构

“文化是共享的理想、价值和信念，人们用它们来解释经验，生成行为，而且文化也反映在人们的行为之中。” ^[4]于新闻工作者而言，故事性新闻报道是锻炼脚力、提升脑力、锤炼眼力、强健笔力的好途径；于新闻机构而言，故事性新闻报道是增强用户黏性，提高用户信任，提升媒体信誉的好形式；于全社会而言，故事性新闻报道是维护社会良性发展，规范社会价值，建构社会认同的好工具。故事性新闻报道记录的是普通群众的点滴生活，一个个故事组成的是全社会的文化经验，通过这些故事营造起全社会的文化想象。

（一）故事性新闻报道的文化符号与社会公众

阿特金森认为，我们天生就是讲故事的物种。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建立起与其他人的深厚关系，在这些故事中隐藏着许多永恒的、普遍的主题和原型。我们以故事的形式思考、说话，并通过故事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意义。生命故事将我们在本质上联系起来，给我们方向，确定我们的人生经验，并重建我们生命的价值。^[5]故事性新闻报道往往创造出受众认可的文化符号，我们称之为“共通的意义空间”，这些文化符号与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伦理观念等密切相关，也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形塑着人们认知世界的框架。

在《谁是“老李”》这篇报道中，群众对乡村规划师“老李”的称呼，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它符合民众的语言习惯，与民众的生活相契合，因此能感染更多人，受众在这样的故事中所获得的生命意义，是可触摸的、可达到的、可向往的。文化符号的出现，可能意味着文化发生变迁，也可能是文化的传承与延续。“燃灯校长”这样的文化符号，就是对教育工作、教育情怀的传承与延续。在“00后大学生”系列报道中，每一位大学生都有其独特的代表符号，他们象征着青年群体朝气的青春，展现出多元化的青年文化，用圆珠笔作画、研发机器人、演奏双排键等，受众从他们的故事中，看到的是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以及为梦想拼搏的努力与坚持，文化在他们的故事中以不同以往的方式呈现出来。

（二）故事性新闻报道的文化经验与社会发展

故事性新闻报道反映出当下社会所共享的文化经验，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社会学家奥格本认为，物质技术的变化发生在非物质的适应性文化之前。非物质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独立性，而物质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改变加快，文化堕距现象随之出现。塔奇曼认为社会态度和职业规范，对新闻工作者产生社会化影响，在调动、应用规范的同时，他们也定义着规范，所以新闻不是社会的镜子而是帮助建构一种共享的社会现象，在赋予社会现象意义的过程中，新闻则永远定义与再定义、建构和再建构社会现象。^[6] 故事性新闻报道所呈现的文化经验与社会发展之间彼此联系，相互影响，故事中的文化经验引导着社会发展的方向，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则创造出新的文化经验需要新闻故事来感知。

新闻报道作为精神性文化，记录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也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而新闻工作者在其中则起着洞察社会变迁、把握时代发展脉络的任务。故事性新闻报道通过挖掘、刻画细致入微的社会生活，展示社会发展的改变，让社会公众看到所生活世界的点滴变化，为社会注入源源不断的新价值、新理念、新想法等。

四、结语

在网络社会，即使是同一个新闻事实往往会因呈现方式、报道角度、报道立场等不同，再经过不同环节的加工，其真实性都变得有待确认。社会学家吉登斯说，“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媒体不止反映现实，反而在某些方面塑造现实。” ^[7]新闻的“据实报道”概念转为“如何说一个与受众有关，诚实、可信又能激励人心的好故事”。^[8]新闻不再只是记者个人或某一新闻机构单方面的故事，而关系到与之相联系的无数受众，以及故事所发生的社会与时代。新闻也不再只关注报道的正确性、方向性，也需要重视如何感动受众，如何调动受众参与。

故事性新闻报道所不能摒弃的，是对新闻客观原则的坚持以及对新闻真实的不断探求，这是新闻立足的基础，是新闻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基础。故事性新闻报道所改变的，是新闻对猎奇事物的关注，转而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普通群众的生活中发现社会变迁。在此类报道中，情感作为支撑故事存续的力量，应该让受众感受到新闻故事的“魅力”，在故事中寻找到与自身相类似的情感体验，从而组成情感共同体。新闻报道作为社会粘合剂，在既存的社会秩序中凝聚共识，同时也记录着社会变迁，新闻的发展自身也成为社会变迁的一部分。

身处网络时代，人与媒介、人与新闻的互动，不再只有工具性的维度，它们成为直接影响人的力量。网络中的各种信息，平台提供的各种功能，计算科学下的各种算法等，都成为社会冲突与社会矛盾的动因，社会的改变变得既复杂又困难。人们变得难以理解和看清社会中所呈现的各种信息，甚至难以判断媒介是否对自身造成影响，对于一些深层的社会问题的解释也越发无力。故事性新闻报道在这其中将思考维度拉回到对人的关怀，立足于人来构建社会认同，来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作者杨洸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作者杜丽洁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In Kramer, M., In Call, W., & Harvard University. (2007). Telling true stories: A nonfiction writers' guide from the Nieman Foundation at Harvard University. New York: Plume. 17-18.

[2]威廉·E.布隆代尔. 《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M].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6 :75-76.

[3]蔡琰,臧国仁. 数位时代的“叙事传播”：兼论新科技对传播学术思潮的可能影响[J]. 新闻学研究，2017（131）：1-48.

[4]威廉·W·哈维兰. 文化人类学（第十版）[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34.

[5]Atkinson, R. (2001). The life story interview. In J. F. Gubrium & J. A. Holstein (Eds.),Handbook of interview research: Context & method (pp. 121-140). Thousand Oaks, CA: Sage.

[6]塔奇曼. 做新闻[M].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8 : 173-175.

[7]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 1998：29.

[8]江静之. 在新闻“故事”之后：新闻叙事技巧与伦理[J]. 新闻学研究，2009（101）：347-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