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圳”式担当 ⑤｜对话朱天：深圳如何以制度、人才、地理为基，锚定赋能新增长

人物介绍：朱天教授是深耕中国经济领域的资深学者，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美国西北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曾任职于美国第一芝加哥银行，后在香港科技大学执教十年，2005年加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桑坦德经济学教席教授。长期聚焦中国经济和企业理论研究，不仅见证了深圳经济特区的崛起历程，更以专业视角剖析其发展逻辑。往返深港、扎根内地教学的实践，则让他对深圳从“无序起步”到“优质标杆”的蝶变有着最真切的观察。

制度、人才与地理，共筑深圳发展“铁三角”

回顾深圳45年的发展历程，朱天教授认为，其成功的核心在于形成了“制度、人才、地理”相互支撑的“铁三角”，这三大要素的独特性与协同性，是深圳难以被复制的关键。

从制度来看，深圳作为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与“示范区”，得以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僵化规则，更早推进市场化、国际化与法制化。朱天教授指出，深圳的制度优势不仅体现在政策先行，更融入了城市治理的基因——相较于其他地区，深圳政府效率更高，官员的执政理念更偏向市场化与改革取向，这种从改革开放初期便形成的“开放包容、服务导向”的官场文化，已深入政府体系与企业生态，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支撑。

在人才层面，深圳的移民城市属性是其最大优势之一。朱天教授观察到，深圳没有本土方言壁垒，普通话成为通用语言，这种包容性打破了地域限制，吸引了全国范围内愿意投身改革开放、敢于冒险的企业家与各类人才。他在教学中接触过不少深圳企业家，发现他们身上普遍带有“敢闯敢试、不怕失败”的特质，而这种特质正是创新与创业的核心动力。早期“下海”者、后来的科技人才汇聚于此，形成了多元且富有活力的人才生态，为深圳产业迭代提供了持续智力支撑。

地理区位则为深圳发展提供了天然助力。朱天教授强调，深圳紧邻香港的优势至关重要。改革开放初期，大量港资通过深圳进入内地，同时深圳得以便捷学习香港的先进管理经验与国际化视野；此外，深圳拥有深水港，为出口加工贸易提供了天然条件，早期蛇口出口加工区的快速发展便受益于此。

朱天教授进一步指出，这三大要素并非孤立存在。制度优势吸引人才聚集，人才活力激活地理区位潜力，而地理带来的发展机遇又反过来巩固制度优势，三者形成良性循环，构成了深圳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

给市场“松绑”，让赋能成为深圳发展“加油站”

面对“深圳下一个增长点在哪”的疑问，朱天教授坚定回答：“深圳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市场自发成长的结果。”

在他看来，深圳未来发展的关键，不在于政府指定某个产业方向，而在于给市场“松绑”，通过赋能企业与企业家，激活经济内生动力。

朱天教授提到，深圳现有400多万商事主体，创业密度居全国首位，形成了“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的格局。华为、腾讯、大疆等龙头企业的成功，并非政府事前规划的产物，而是企业家在市场中不断试错、创新的结果；大量小微企业则如同“毛细血管”，为产业链提供配套，也孕育着新的创新可能。他以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热门领域为例，指出没有任何人能精准预测技术革命的方向，企业的判断或许会出错，但市场会通过竞争筛选出正确路径，“东方不亮西方亮”——这种试错机制正是市场活力的体现。

在政府角色定位上，朱天教授认为，政府应做好“服务者”而非“指挥者”。他强调，政府的核心任务不是“引领”产业，而是提供“基础设施”：

一方面是制度基础设施，如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保持政策稳定性，减少对企业经营的不必要干预；另一方面是人才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如完善教育、医疗资源，留住并吸引更多优质人才。“不给企业添乱，让企业有更多自主权，让市场规律充分发挥作用”，这是他对政府作用的核心建议。

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朱天教授分析，深圳人均GDP已达2.89万美元，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此时经济增长的动力必然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这种转变并非抽象概念：就像消费者买车，从8万元的基础款转向20万元的高品质款；就像日常用的铅笔，从单一品类发展到数百种款式……质量的提升与品类的丰富，才是未来深圳经济增长的真正意义。他提到，近年来中国对美贸易依存度下降，东盟已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未来深圳外贸增长的潜力更多在亚洲，如越南、印度等经济增速较快的地区，但无论外部市场如何变化，深圳的核心优势仍在于“对内夯实质量、对外保持开放”。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朱天教授感慨，深圳从边陲小镇成长为国际化大都市，靠的不是运气，而是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红利、敢闯敢试的人文精神，以及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他认为，只要保持制度灵活、人才集中、开放包容的环境，深圳就能继续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示范者”。锚定赋能方向，也正是在为这份“示范力”注入新的源头活水。

编辑 白珊珊 审读 吴剑林 二审 王雯 三审 朱良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