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1988年谈深圳： 有朝一日会成全球经济中心

张五常

从香港出发，我曾跨过大洋，人生兜兜转转，最终还是没有离开南海边上的这个大海湾。近些年来我常年在深圳居住，对这座城市也多了一份个人的感情。我看好深圳，虽然这座城市还有诸多短板要补齐，但我相信它不会让我失望。

口述时间

2024年7月31日

口述地点

深圳福田区张五常住所

张五常，1935年出生于香港，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系。国际知名经济学家，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五常曾见证并参与过深圳的发展改革进程，现常年居住在深圳。

壹

我在田野中流荡了一年，掌握了许多中国农业的第一手资料，使我在用数据验证佃农理论时有了深刻的洞察。

生性自由

因调皮曾被赶出校门

1935年，我出生于香港一个大家庭，家里一共有兄弟姐妹11人，我排行第九。童年时，我的家宅位于西湾河对面的澳背龙村，父母在那里的一个山头上选好土地，建造新房，年仅三岁的我被母亲命令在院子里监工，三铲沙要用一铲水泥。

我的父亲张文来是一位商人，他年少时从广东惠州来香港，当过役童、挑过石头。做电镀学徒时，他自学英文，翻译了一本电镀手册，被同行们奉为“祖师爷”。后来，父亲自立门户开了“文来行”，卖电镀原料。现如今，文来行已成为香港的百年招牌。由于父亲常年在外照顾生意，根本没时间管教到每个孩子。在我记忆中，16岁之前，我和他之间从未正正经经地说过几句话，从童年到青年，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个“自由”人。

这造成我从小就顽劣异常，小学曾被开除，中学没毕业。记得我在佛山读中学时，创了三项纪录：唯一从小学升初一，再从初一降小六的人；犯小过三次、大过五次；唯一被华英附小赶出校门的人。

在村落中学习

在田野中流荡

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我们一大家子商量好，兵分两路去避难。母亲带着包括我在内的7个孩子一起逃至桂林，父亲与剩余的兄弟姐妹留在香港照看店铺。我因此开始了三年多的饥荒日子。

逃难虽苦，但学还是有得上。我的三个姐姐念了桂林医学院，我与哥哥进入附小读书。学堂中，虽有读书的安稳，但是因饥病而潦倒的小同学也不鲜见。彼时同龄小孩子的境况，让我久久难忘。

在那段可怕的日子里，有两件事对我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第一件是在没有纸笔的小村落，我和一位逃难的古文老师学习古文和诗词，为今后的中文写作风格奠定了基础。第二件是我在田野中流荡了一年，掌握了许多中国农业的第一手资料，使我后来在用数据验证佃农理论时有了深刻的洞察。

1945年，战乱结束，母亲终于带着7个孩子从广西平南出发，沿着西江坐船一路向东，中间都无需上岸停留，通过水路直达香港，家人们幸运地都安然无恙。

1954年，我被香港著名的中学皇仁书院开除，同一年父亲因病去世。在父亲去世前两个月，他将我叫到医院病房，这也是我们父子第一次认真谈话。因为生意忙没有时间教导我，父亲表示了歉意。

和父亲的这次谈话可以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父亲最后对我说：“在学校读书不成不代表事业的终结。我离开后，你要到我的商店工作、学习，等待另一个机会再去求学。你要记住，我平生最敬重的是有学问的人。”

贰

我喜欢在街头巷尾跑，因为广泛而深入的调查，我的学术观点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关注。

成为超龄本科生

1957年，我离开香港，前往加拿大多伦多，那一年我22岁。这次行程的种种际遇促成了我人生最重要的求学之路。刚到多伦多没几天，我就决定留在这里读书。1957年到1959年间，我一边照顾生意，一边补习中学课程，特别是花了两年时间自修英语。24岁这一年，我考取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成为一个超龄的本科生。

我用了三年时间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开始旁听著名经济学教授杰克·赫舒拉发的高级价格理论，期间和赫舒拉发教授结下了深厚的师徒友谊。1963年开始，我旁听了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大师阿曼·阿尔钦（Armen Albert Alchian）教授六个学期的课程。阿尔钦有两个规定：旁听生不能坐在第一排而且不能在课堂提问，我就抓住阿尔钦课后回办公室路上那5分钟，提出自己的问题。几个月后，阿尔钦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提问，一年后，我们两个人就能坐下来，一起探讨经济学问题了。

我是在1964年开始写论文的，由于几个选题都无法成形，我索性抛开论文去搞了几个月摄影。

1966年初，我在长滩大学任教，偶然在图书馆里发现了全套的《台湾农业年鉴》。土改后，台湾对地主分成作上限约束，而在这种管制下，农业的产量竟然大幅上升，这引起了我的好奇。我一鼓作气，花了几天时间做了理论上的推演，没想到理论模型成功了。该年11月，我将11页论文初稿寄给了加州大学的教授们过审，不久后，阿尔钦打来电话，告诉我可以开题。

8个月完成《佃农理论》

我用了8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这篇叫做《佃农理论——引证于台湾的土地改革》的论文，后来成为了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佃农理论》在当时得到了诸多经济学家的首肯，芝加哥大学只看到了第一章便决定给我发放博士后的奖学金，并给我为期一年的研究员职位邀请函。论文的理论部分《私产与佃农分成》也被发表在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报》上。此外，芝大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很欣赏我，也向经济学系推荐过我。就这样，1967年，我来到了芝加哥大学。

在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期间，我经常与科斯漫步校园探讨经济学，科斯说我是最为了解他思想真谛的人。我还与经济学家乔治·施蒂格勒共事交流。

这是芝大经济学的黄金时代，我的同僚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就有六个。而且芝大的学风活跃，讨论会和宴席日日不停，我可与这些经济学大师们比肩畅聊。我的办公室被安排在弗里德曼办公室隔壁，我们经常在上下班路上畅聊经济学问题，结下了深厚友谊。

我喜欢在街头巷尾跑，找资料，求灵感，试验证。因为广泛而深入的调查，我的学术观点在经济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曾经为了调查件工合约，我在1969年和1975年跑到香港工厂考察，最终写出了今天都很受重视的《公司的合约本质》；我还在1984年的元宵之夜进货200多盆桔子到街头摆摊销售，最后写出了分析价格分歧的《卖桔者言》；在美国华盛顿州居住时，我在海边房子的后园将小溪改成池塘饲养鳟鱼，由此想到了所有权的归属问题，从而写出了《私产可养鱼千里》。

叁

1986年6月，我发表文章《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建议深圳通过出售土地的方法来解决发展经济需要的资金。

以观察者的身份

研究改革开放走向

1980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上，科斯约见了我。他简要说：“听说中国有可能改革，你要回到中国去。经济制度的运作你可能比任何人知道的都多，你又懂中文。他们不改，无话可说，但如果真的要改，你回到中国的贡献会比留在美国大。”

不久之后，我被告知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有空位。就这样，1982年，在那个激荡的年代，我回到了香港，从此开始跟进研究中国改革。在香港大学任教期间，我始终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走向。在很长时间里，我每周撰写两篇专栏，评点时政。我曾经和学生们说过，再也找不到比现在的中国更活力四射、生机盎然的经济学实验室了。

我认为，中国要做经济制度的改革，产权和交易费用是最佳视角。对于这个我与科斯钻研多年的领域来说，也正逢其时。

一别34年

再次与深圳相逢

要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深圳自然是一个绕不开的城市与议题。

事实上，我比绝大多数人都更早地和深圳“相识”。1948年的夏天，那时广州疏散，我的大哥带我回港，途中遇上台风，火车到深圳时要停下避风。大哥带着我在深圳找留宿一夜的地方，我们在狂风暴雨中步行，见到一间卖米的小店子，大哥说：“这间房子要倒了。”果然，整间房子不久后就塌了下来，但用作称米的磅还坚挺地竖在那里，那个画面我记忆犹新。

一别34年，1982年回港任教后不久，我再次来到深圳。记得罗湖有一家电影院，满街都是单车，一辆汽车也没有，据说当时的深圳只有20万人。

1983年的秋天，我在《信报》动笔写后来结集成书的《卖桔者言》时，深圳市政府特地为我聘请了三位找寻资料的助手，内地的很多信息都是通过他们帮我去考察了解的。

张五常与太太苏锦玲做客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 深圳报业集团资料图

建言深圳拍卖土地

解决发展资金问题

作为改革开放的领头羊，深圳市的步伐迈得更大。

1986年春天，我提出观点，认为土地的共有权不变，而使用权、收入权及转让权可界定为私有，同时要明确使用权的范围界定。1986年6月，我在香港《信报》发表文章《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建议深圳通过出售土地的方法来筹措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资金。

因为读到这篇文章，深圳市有关领导邀请我到深圳来探讨。我对他们说，要先搞好有关的土地法律，要搞基建，要招标竞投，而且最好是卖给外地的发展商。我当时还直言，说他们不会懂得怎样建造好的建筑。当时我可没有想到，不到20年中国的基建水平就冠绝全球。

几个月后，深圳就开始尝试搞土地拍卖了，这就是著名的新中国土地使用权“第一拍”。当时甚至有人去香港大学找到我，问哪里可以借得一个拍卖时用的木槌。后来，那把记录时代的木槌也被收藏于深圳博物馆中。

1988年10月，我陪同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到深圳调研，他见到罗湖开始在兴建高楼大厦，不以为然——他历来认为政府倡导的皆不成气候。我没有告诉他我为什么不同意他的看法，因为在《出售土地一举三得》里我已经有过详细的阐述。

张五常在2007北大光华新年论坛（深圳）演讲。 深圳报业集团资料图

肆

我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记着我说的吧，现在你们脚下的土地，就是这一点，分寸不差，有朝一日会成为全球的经济中心城市。”

深港两地交流合作

形成良性互动格局

深圳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它所具备的天时、地利、人和曾让我确信，这座城市的未来发展不可限量。

2017年，我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迎来刊发五十周年，我在美国的一些老同事与学生到深圳开了一个关于《佃农理论》的讨论会议。在那次会议中，我有机会带几位来自西方的朋友到前海参观，我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记着我说的话吧，现在你们脚下的土地，就是这一点，分寸不差，有朝一日会成为全球的经济中心城市。”

做出这种推断其实不难。区域经济发展往往需要一个湾区来带动，这种情况举世皆然。大家今天说起来朗朗上口的粤港澳当然是一个湾区，而深圳无疑会成为这个湾区的核心引擎。

东莞为深圳发展

提供配套支持

深圳还有左膀右臂：东莞和惠州。特别是东莞，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制造业城市，在这里，几乎你所能想到的任何配件、产品都能生产出来，而且造得好、造得快、造得便宜。以前有一句话作“东莞塞车，全球缺货”，说得很生动，因为这里就是“世界工厂”（编者按：据统计，在全球每销售6部手机,就有1部在东莞生产。从原材料到元器件再到模组和整机代工，一部智能手机里面90%的零部件都可以在东莞一小时通勤圈内配齐。而这种手机产业链条的完整性也适用于其他产品上）。

我当时推断深圳将会超越美国硅谷，主要是硅谷身边没有一个有东莞这种水平的工业城市，可以充分利用大规模外来年轻劳动力的人口红利，这种情况硅谷不会有。

对深圳多了一份

个人的感情

我这一辈的老人家比较特别，因为我们经历过战乱与饥荒，总有些神奇的回忆可说。但像我这种小学被逐出校门、初中又被逐出校门，却还能在西方大学通过一门学问杀出重围的，可能不多见。

更奇妙的是，当我学术有所成就之后，恰巧遇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潮，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履历，更是让我的理论有了充分的实践空间，可以说这也是时代给予我的“红利”。

从香港出发，我曾跨越过大洋，人生兜兜转转，最终还是没有离开南海边上的这个大湾区。近些年来我常年在深圳居住，对这座城市也有了一份个人的感情。

编辑 孔盼成 审读 伊诺 二审 周梦璇 三审 江晓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