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1905－1945），曾用名黄训、孔宇，祖籍广东番禺，出生于澳门。冼星海曾自述：“父亲名喜泰，是广东番禺人，做过打鱼和航海的事。三十五岁就死了！母亲名苏英姓黄（广东人），一个未受过教育的乡下人。因自修关系，颇识字，不能写。家里没有产业，父亲死时，我是一个遗腹子！”

冼星海

童年的冼星海和母亲寄住在外祖父家。一九一一年，外祖父逝世，母亲带他去了新加坡，靠做佣工谋生，并供他读书。对母亲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冼星海铭记在心，永生不忘。后来，他根据母亲口述的词，谱写了歌曲《顶硬上》献给母亲，表达自己对母亲一生坚韧顽强的生活态度的歌颂。

一九一五年冼星海入新加坡安德烈学校就读，学英语，时约一年，又于一九一九年入新加坡养正学校，校中的区健夫老师，最先赏识冼星海的音乐秉赋，并选他进入学校军乐队，让他开始接触乐器和音乐训练。

一九二一年，养正校长林耀翔接受岭南大学专为华侨子弟返国升学所设的华侨学校校长一职，冼星海正是他亲自带往广州升学的二十名养正学生之一。一九二一年五月底，冼星海入岭南大学附中读书。在附中时，冼玉清教授就教过他国文，后来冼星海要赴法留学，冼玉清一次拿出五百元资助他，这个金额在一九三〇年代的早期可谓相当可观了。一九四五年冼星海病逝于莫斯科，在冼玉清的《碧琅玕馆诗钞》有《及门冼星海逝世十周年纪念》云：“人民歌手早相推天外虹霓气吐时。万里渡洋曾托母，卅年论学忝称师。‘黄河合唱’排山岳，‘救国军歌’壮鼓鼙。唤起众心齐奋发，遗音不配更追思。”冼玉清并自注：“星海以一九二三年从余学国文”，对于这位扬名国际的音乐家，冼玉清是与有荣焉。

冼星海在指挥演唱

在岭南大学附中期间，为了贴补家用，冼星海依靠每天售卖两个钟头的书籍纸笔等物和加入“岭南银行乐队”这两份工作，来维持学费和伙食费。他在乐队里担任直箫演奏，后来成了附中管弦乐队的指挥，被广州人称作“洋箫”的单簧管，他也吹得很有韵味，由此，他得了个雅号“南国箫手”，连有名的培正中学也请他去做音乐教员和乐队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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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三年夏，冼星海读完中学三年级后曾休学两年，至一九二五年秋才回岭南大学读预科。但始入学旋即去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专修乐理及小提琴，靠在学校图书馆任助理员维持生活。他师从萧友梅博士和知名俄籍小提琴教授托诺夫。

冼星海演奏用的小提琴

一九二八年，冼星海进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主修小提琴和钢琴。同年在上海参加田汉的“南国社”，负责音乐。田汉对冼星海的爱国思想和创作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学者杨师帆说，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二日晚的“国际音乐大会”，是冼星海在岭南大学组织的最后一次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岭南大学中西音乐交流的盛会，也是一场盛况空前的音乐会：“市内来宾应声而到者，竟达数百人，怀士堂座为之满，后至者几无容足地。”音乐会共二十多个节目，分为东方音乐、民歌、东方化之西乐、特别音乐等四大部分。杨师帆认为“从音乐会节目的安排上，作为组织者的冼星海已具备了对西洋音乐与东方音乐的了解与融合的音乐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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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夏，因参加学生运动，冼星海被开除学籍，同年底游学法国。他在后来的文章中说：“我曾在国内学音乐好些年，在广州岭南大学教音乐的时候，感到国内学音乐的环境不方便，很想到法国去。同时，我奢想把我的音乐技巧学得很好，成功为一个‘国际的’音乐家。”杨师帆认为“显然，冼星海在这期间就产生了要进一步系统地、专业地学习西洋音乐的思想，萌发了要在音乐上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级音乐家的理想。”

冼星海在法国身份证明

一九二九年底，冼星海去巴黎勤工俭学，他身无长物，为了生存，他做过船上的煤炭夫、浴室的堂倌、餐馆的跑堂、理发店的杂役、养牛场的工人，

靠这些工作来维持生活，曾在塞纳·马恩省河畔梧桐树下几次晕倒，险些被法国警察送进陈尸所。

他自己有过这样的描述：“我常常在失业与饥饿中，而且求救无门……在繁重琐屑的工作里，只能在忙里抽出一点时间来学习提琴、看看谱、练习写曲。但是时间都不能固定，除了上课的时间无论如何要想法去上课外，有时在晚上能够在厨房里学习提琴就好了，最糟的有时一早五点钟起来，直做到晚上十二点钟。有一次，因为白天上课弄得很累，回来又一直做到晚上九点钟，最后一次端菜上楼时，因为晕眩，连人带菜都摔倒，挨了一顿骂之后，第二天就被开除了……我失过十几次业，饿饭，找不到住处，一切困难问题都遇到过。有几次又冷又饿，实在坚持不住，在街上软瘫下来了……有过好几天，饿得快死，没法，只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馆、大餐馆中去拉奏讨钱。忍着羞辱拉了整天得不到多少钱，回到寓所不觉痛哭起来，把钱扔到地下，又不得不拾起来。门外房东在敲门要房金，只好把讨到的钱给他，否则就有到捕房去坐牢的危险（其实，如不是为了学习，倒是个活路）。有一次讨钱的时候，一个有钱的中国留学生把我的碟子摔碎，掌我的颊，说我丢中国人的丑！”

作曲家马思聪在《忆冼星海》文中说：“大约是一九二八年或是一九二九年初夏的一个下午，我从马德里街的巴黎音乐院的课室出来，有一个穿着破烂大衣的广东人向我招呼，那是我第一次遇见冼星海”。马思聪的回忆在时间上有误，经学者查太元的考证，他们两人相遇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九三一年初夏，不晚于一九三二年初。马思聪引见了法国巴黎歌剧院首席小提琴保罗·奥别多菲尔和音乐大师加隆给冼星海，大师们钦佩他的毅力，破例免学费教导他。冼星海又向刁客、丹地学作曲，向拉卑学指挥，其后就读于巴黎圣咏学院及法国国立巴黎音乐学院。他根据唐朝诗人杜甫著名的诗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而创作的奏鸣曲《风》，排上了巴黎音乐学院新作品演奏会节目单，并在电台播出，从此有了名气。

一九三四年，冼星海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学习作曲兼学指挥。他是该班几十年来的第一位中国考生，由于衣着不够华丽，险些被法国门警所阻而不得入考场。考试后，主考老师保罗·杜卡斯代表全体评审宣布：“我们决定给你荣誉奖，按照学院的传统规定，你可以自己提出物质方面的要求。”冼星海只说了“饭票”两个字，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冼星海在《我学习音乐的经过》文中说：“……我忍受生活的折磨，对于学音乐虽不灰心，但有时也感到迷惘和不乐。幸而教师们帮助我，鼓励我……在困苦的生活的时日，祖国的消息和对祖国的怀念也催迫着我努力。……我想到自己多难的祖国，和三年以来在巴黎受尽的种种辛酸、无助、孤单，悲愤抑郁的感情混合在一起，我两眼里不禁充满了泪水，回到店里偷偷地哭起来。在悲痛里我起了怎样去挽救祖国危亡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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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春，冼星海毕业于巴黎音乐院；夏，于游历欧陆后，由伦敦经香港返国，在上海加入“歌曲作者协会”。据作曲家孙慎的回忆，“歌曲作者协会”由几个词曲作者组成，当时在上海的施谊、许幸之、塞克、周钢鸣、吕骥、贺绿汀、沙梅、任光等都是会员，冼星海是后来才加入的。当时他住在法租界福履里路，是一幢普通的二层住宅，客厅陈设简单，两边几张椅子，中间一张小桌，右边角落放着一架钢琴。此后，他们时常见面，当冼星海完成一首新歌时，便叫孙慎到冼家来。他们一齐高唱新歌，试验它的效果，觉得不好的地方即做修改。冼星海很虚心，譬如孙慎觉得《热血》中“任敌人的火焰”中的四分音符可做一些改动，冼星海毫无异议地接受了。冼星海提倡大众化音乐，他写有《热血》《战歌》《顶硬上》《黄河之恋》《运动会歌》《茫茫的西伯利亚》等歌曲，后任职于英商百代唱片公司，担任配音工作，旋与公司意见不合，辞职而去，任职期间写有《救国军歌》及《流民三千万》。

一九三六年，冼星海任新华电影公司音乐主任。新华电影公司摄制《壮志凌云》《夜半歌声》《青年进行曲》时，冼星海任音乐指导兼负责插曲、配乐，作品有《拉犁歌》《夜半歌声》《青年进行曲》等。一九三七年，参与“业余剧人协会”属下“业余剧团”历次演出，并为《日出》《大雷雨》等话剧谱写音乐。在沪时加入“中苏文化协会”。抗战开始后，参加“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负责音乐工作，又与洪深、金山、王莹等组织“上海救亡演剧二队”，至苏、浙、豫、鄂各地作宣传演出，并写有《起重匠》《游击军》《保卫武汉》《五一工人歌》等歌曲。同年冬，任“武汉文化建设委员会”委员，又举行大规模民众音乐会、救亡歌曲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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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二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四月，政治部第三厅成立于武昌，厅长郭沫若任冼星海为第三厅第六处（处长田汉）第三科属下音乐科主任，专管全国音乐工作。同年九月，冼星海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全体师生的邀请电报。他高兴地对妻子钱韵玲说：“我们到延安去吧。”

冼星海与夫人钱韵玲

说走就走，十一月，两人携手离武汉去延安。他们在途中结成了伴侣。冼星海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还兼任延安女子大学的音乐教授，讲授“自由作曲”等课程。在鲁艺，他负责音乐理论、作曲的主要课程，还教授音乐史及指挥。在延安的一年半，他进入创作的巅峰期，写有三幕歌剧《军民进行曲》，合唱歌曲《游击军》《太行山上》。一九三九年春，作《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牺盟大合唱》，六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九月，写成《九一八大合唱》。

一九四〇年一月，冼星海出席“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春，写成《满洲国囚徒进行曲》。同年五月，冼星海赴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临行前，毛泽东在家中请他吃饭并饯行。

《黄河大合唱》手稿真迹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随着苏德战争爆发，《延安与八路军》制作停顿。他想经新疆回延安，却因当地军阀盛世才反共、交通中断而未成，被迫羁留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在供应十分困难的战时条件下，他相继完成了《民族解放交响乐》（“第一交响乐”）、《神圣之战》（“第二交响乐”）、管弦乐组曲《满江红》、交响诗《阿曼该尔达》和以中国古诗为题材的独唱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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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劳累和营养不良，冼星海的肺病日益严重。在李立三的奔波下，得到联共（布）领导人斯大林批示，在苏联国际救济总会协助下，冼星海入住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

刚住进医院，冼星海便开始创作管弦乐《中国狂想曲》。由于患严重血癌，沉疴积疾，医生回天无力，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冼星海病逝于医院，年仅四十岁。

李立三夫妇为其料理后事，与苏方一起为其举行隆重安葬仪式。致悼词的是后来为《莫斯科——北京》谱曲的苏联著名音乐家穆拉杰利。

冼星海被安葬在莫斯科近郊公墓，骨灰盛放于一只灰色大理石小匣内，匣子正中镶着音乐家的一张椭圆形照片，周围环绕缎制花束，下刻金色俄文：中国作曲家、爱国主义者和共产党员：黄训（赴苏后用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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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左贞观的文章说，在冼星海去世前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他身旁出现了一位具犹太血统、名叫莱娅（Ray）的俄罗斯女子。冼星海在苏联写的《创作杂记》中提到了莱娅这个名字﹕“在四月（一九四四年）已经认识了Ray。”

一九五一年，莱娅以“黄训”（婚后以此为姓氏）的名字写了一篇回忆录，刊登在《苏联音乐》（一九五一年九月号）上。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能看到两人的关系：“我和他在卫国战争时期相识，在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的库斯塔奈市。作为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妻子，我认为有义务回忆一下这位杰出的作曲家与出色的人物……冼星海和很多从事创作的人一样有忘我的精神。我回到家里时，经常看到他在埋头工作，有时坐在桌子前面，或者在屋里走来走去，指手画脚地吟唱，或者拿起小提琴拉自己写的曲调，接着又很快地开始写下去。有时候，他被工作吸引住，没有留意到我已经回来了。我默默无声地坐下来，等他注意我。我很难过地看到给他留下的午饭或早点还依旧放在桌上没动过……”

冼星海纪念馆

左贞观说，冼星海曾有过这样一个俄罗斯女伴是中国老一辈音乐家一向避谈的事，因为他离开中国时已有爱妻钱韵玲和刚刚出生的女儿冼妮娜。但冼星海当时面临的已不是能否回到祖国的问题，而是生与死的问题。

冼星海的骨灰一直存放在苏联，一九八三年移葬到广州的星海陵园内，供敬仰这位“人民音乐家”的后人永远凭吊。

一九九八年七月，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其间亲自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参加了冼星海故居纪念碑揭幕仪式。此外，哈国首都阿拉木图的弗拉基米尔大街，被重新命名为冼星海大街。

■作者简介

蔡登山

台湾著名文史作家，曾任电影公司营销部总经理及出版社副总编辑，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三十余年。1993年起筹拍《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任制片人及编剧，四年间完成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曹禺、萧乾、张爱玲诸人之传记影像。

著有《人间四月天》《传奇未完——张爱玲》《鲁迅爱过的人》《张爱玲色戒》《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声色晚清》《一生两世》《多少往事堪重数》《情义与隙末》等数十本作品。

编辑 陈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