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镛是近代岭南文学名家，他博通经史、诸子，“于学无所不窥，方闻博识，乙部尤为淹贯。为文兼工骈散，而长于考据，订讹补坠，多发前人所未及。”兼及金石研究、谱牒编修、诗词创作；又因热爱桑梓，着力于岭南文献、文史、画艺方面的考订著述，硕果累累。但他同时以清朝遗老自居，不做民国的官。

■蔡登山

汪兆镛（1861—1939），字伯序，号憬吾，又称微尚居士、清溪渔隐。祖籍浙江山阴县（今绍兴），父亲汪琡（1824—1897）来粤为幕客而入籍番禺。汪琡元配卢氏，生有一子三女，子名兆镛；卢氏于一八七一年病殁，汪琡续娶广东人吴氏，吴氏先育有三女，而后才生下兆鋐（字仲器，1878—1903）、兆钧（字叔和，1879—1901）、兆铭（字季新，1883—1944）三子。

汪兆镛

“伯、仲、叔、季”，汪兆铭（精卫）在四位兄弟中排行最末，而且是庶出的。汪兆镛是汪家之长子，与汪兆铭是同父异母兄弟。汪兆镛大汪兆铭二十二岁，汪兆铭甚至比汪兆镛的长子还要小，而与次子同年。

汪兆铭出生时，其父已六十二岁，但因食指浩繁，仍得奔走为幕。汪兆镛为减轻父亲的负担，身为长子的他，对九位弟妹极为照顾，尤其是三位弟弟的课业更加注重，教之、养之，“长兄如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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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镛幼聪慧，过目成诵，五岁“入塾读书，二伯父（汪士林）督课”，十岁能诗，十二岁开笔作时文，十八岁从叔父汪瑔读书于随山馆，致力于经史、古文词。青年时入广州学海堂为专课生，得山长岭南大儒陈澧教导，为陈门高足之一。在学海堂期间与张学华、李启隆、沈泽棠、梁鼎芬、张鼎华、易顺鼎、汪兆铨等人过从甚密，或同游，或招饮，或题赠唱和，彼此切磋砥砺，往还不绝，与梁鼎芬后来在纂修《番禺县续志》中更结成亲密友谊。

年青时代的汪兆镛希望通过科举之途取得功名，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光绪六年（1880）补县学生，光绪十一年（1885）朝考取得一等第十五名，奉旨以知县用，但最终并未分发。光绪十五年（1889）举于乡，他从二十八岁起，一边做幕客，一边应考科举，跟随父亲先后在赤溪、遂溪、顺德、乐昌等县出任幕僚之职。直至三十五岁“礼部试三击不中，此心灰矣”后，才结束其应考生涯。

汪兆镛（前排左三）

虽然是幕客如此小的官位，汪兆镛也用心为之，故政绩实在不错，也得到其他上级官员的赏识和提拔。光绪二十二年（1896），伍廷芳出使美国，曾招汪兆镛为参赞，但汪兆镛以“父老道远”而婉辞。后弃幕业，赴乐昌县办理盐务，此时特别将幼弟汪兆铭带在身边，就近照顾。

汪兆铭在乐昌这几年，“学业获得不少进步，长兄如父，家教严得近乎苛刻。汪背后虽有微言，但成年后还是很感激他的大哥兆镛对他的教育和关怀。”

光绪廿七年（1901），汪兆镛的二弟兆钧不幸遘疾遽殁，终年二十三岁。又两年，他的三弟兆鋐甫以县试第一，补县学生，但过没几天，却染疫去世，年仅二十六岁。汪兆镛至此雁行折翼，兄弟之间只剩汪兆铭一人。

光绪三十一年（1905）时值岑春煊出任两广总督，聘汪兆镛入督府掌司奏章，备加敬礼。次年，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行前奏保，汪兆镛获“赏四品顶戴”之衔，以知县分发湖南，但未赴任，复返乐昌；又五年，政局不稳，治安不靖，遂离乐昌返广州。在为幕客的二十余年间，汪兆镛所到之处，都会致力推动当地文化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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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一年辛亥武昌起义告成，民国始建，汪兆镛无献身革命之志，有甘当清末遗民之心。他称武昌起义首开民国纪元为“国变”，不肯任事于民国。一九一二年，其弟汪兆铭请他替民国政府效力，也被他一口回绝，言誓不屑为朝秦暮楚之徒。后胡汉民督粤，邀其任总秘书席，辞之。粤盐商公请其为盐政局长，他又辞之。一九一五年，龙济光聘为修广东通志分纂，却不就。姚煜聘为盐务顾问，亦却之。岑春煊再出，招兆镛，拒不见。甚至一九三六年，黄慕松主粤，聘为省府高等顾问，复坚辞。他以清朝遗老自居，民国谁的官都不当。

汪兆镛自定义年谱

根据汪兆镛《微尚老人自定义年谱》，他于一九一一年农历“十一月初二日，至澳门，寓小三巴寺街”，从此与澳门结下不解之缘。一九一二年农历九月，返广州。次年农历七月，“广州乱，再避地澳门，寓下环街”至同年九月，又返广州。

一九一六年农历二月，“滇桂军交哄，余又携家至澳门，寓荷兰园旁。”九月，返广州。一九一七年，广东政局又呈动荡之势，汪兆镛于“七月十二日，挈媳孙避至澳门，寓蕉园围一号。”同时避地于此的还有其从兄汪兆铨。

一九一八年农历七月，“省氛渐息，挈家返省。”

一九二〇年农历八月，“陈炯明回粤，避兵至澳门，寓镜湖马路，旋返省。”

一九二二年农历五月，因“陈炯明请孙下野”，“避兵至澳门，十二月省。”一九二三年农历十月，鉴于“陈炯明军将由增番入攻广州，遂携儿女赴澳，寓峨眉街。”

一九二四年，“正月，赴澳门”，正月十三日与张学华及吴道镕赴香港参与居港的前清探花陈伯陶等人发起的为逊帝溥仪祝寿，在九龙城外牛池湾陈伯陶居所盘园举行，汪兆镛有诗志其盛事。“三月，返广州。闰四月，闻滇粤军将交哄，亟理行装赴澳，赁居风顺堂街刘吉六（光廉）宅。”十月，又返广州。

一九二六年，正月十三日，汪兆镛与梁庆桂、陈煜庠、王仁熙、卢鸿翔、王宗纬、王诜、崔师贯共八人于澳门娱园为逊帝溥仪祝寿，而汪兆镛与梁庆桂、崔师贯都有诗记述此事。

一九二七年农历十一月，汪兆镛来澳居于新马路，其间因听闻“广州大火，木排头东塾先生故宅藏书版片尽毁”，大惊之下，“仆跌梯间，伤腰剧痛。”“卧床两月始愈”。一九二八年农历三月，返广州。

及后数年（1929－1937）多居于广州。只在一九三一年“四月，七十一初度，避客至澳门，旋返省。”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机犯粤，避地澳门南湾七号二楼。”

一九三八年正月十三日，溥仪生日，故友凋零，无法再聚，但汪兆镛仍有诗记此。

同年秋，他“移居二龙头张仲球园宅中”，也就是人称“张园”，它是三〇年代澳门的名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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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三八年夏天开始，汪兆镛的健康已渐不如前，“头目昏眩，精神萎顿，中西医士皆云年老体弱。”

一九三八年正月十三日，汪兆镛仍坚持与张学华至莲峰庙礼佛，因当日乃溥仪生日，汪兆镛仍有诗记之。至“七月二十五日后，渐觉绵惙。”

汪兆镛著作

七月二十八日，“张汉三丈来视，老人亲以所著诗文词、《碑传集》（三编）、《棕窗杂记》等稿托为核定，而神明湛然，拱手作别。延至午时，遂长逝矣。”

汪兆镛于九月十一日（按：七月二十八日，乃农历）在“张园”逝世后，灵柩于九月二十六日出殡，暂厝镜湖医院山庄。至一九四五年，归葬于广州城东蚬岗之原。一九五八年迁葬银河公墓。一九九六年七月，汪氏后人迁葬汪琡、汪兆镛等二十多位先人于广东从化市华夏永久陵墓。

汪兆镛的《岭南画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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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镛一生于书无所不读，识地方文献，贯通历史典籍并擅骈文、诗词，又长于考据订讹。常年以著书撰文自乐。所著计数十种，共二百余卷，主要有：《碑传集》（三编），收罗清代光绪、宣统以来商官显要、名流学者的生平事绩、碑传、墓铭等汇成五十卷，是继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之后又一重要贡献，对清代人物多有订讹、补遗、参证、续纂之功；《岭南画征略》，广收岭南画家书家近四百人生平事迹、遗作纂编成书，为岭南历代书画人物传首开张本，皆言词简洁，裁断严谨，取用精宏，故得学人赞其“多发前人所未及”。

汪兆镛对南粤文化的主要贡献之一是编修南粤县志，潜心编书著述。

汪兆镛手书

汪兆镛与陈伯陶两人志向相同，陈伯陶编撰《胜朝粤东遗民录》四卷和《宋东莞遗民录》二卷，此举启发汪兆镛搜集元顺帝国亡北奔后，汉人不仕不试于明者遗民的著作《元广东遗民录》，并参与一些县地方志的编修工作，对于乡邦历史的考订、文献的收集，二人都做出不少贡献。汪兆镛对广州出土残砖，摩挲爱护，视为至宝，辑有《广州城残砖录》。吴道镕对此极为赞赏，说：“固可作吾邑金石志补观，且为他日续纂者留一绝好资料，其有功于文献大矣！”可惜的是一九三二年广州城北水淹，藏砖多被冲走，幸而有留下拓本。

汪兆镛书法

其他还有《孔门弟子学行考》《补三国食货刑法志》《晋会要》《番禺县续志》《金石篇》《微尚斋杂文》《微尚斋诗》《雨屋深灯词》《续举贡衣》《山阴汪氏谱表》《老子道经撮要》《棕窗杂记》《澳门杂诗》《东塾遗诗》《忆江南馆词》《诵芬录》《广州新出土隋碑三种考》《兆镛印存》及《微尚斋丛刻》等等。所著广及上下古今、经史诗文和金石书画，蔚然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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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为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文献上有关澳门的记载，明清两代皆有不少。汪兆镛在诗后之自注中，引述了《广东通志》《广东新语》《澳门纪略》《香山县志》《澳门》等文献里关于澳门历史及地理沿革之记载，阐明葡人逐步侵占澳门之前因后果。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汪兆镛有正确的立场，故他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扩张是坚决反对的，在他的澳门诗歌里，这种论点是鲜明的。

汪兆镛书法

汪兆镛一生七十九年中，生活在清代五十年，生活在民国二十八年，而在这二十八年中，有十三年又九月是避居澳门的，最终亦以遗老的身份病终澳门。他时刻不忘以遗老自居，对被推翻的王朝缅怀不止，对清逊帝溥仪仍尊敬有加。居澳时期，他和一批同样自诩为先朝遗老的仁人学者在张园设“莲峰陶社”定期雅集。“莲峰”是澳门的别称，此“陶”字乃取陶潜隐居之意。这些人刻意模仿明末遗民，以诗歌表达不事民国新朝之志。澳门学者陈业东说：“当时一种重要的思潮将中国落后的责任归罪于儒家文化，誓将之连根拔除。在汪兆镛等文化保守者的心目中，那些推翻清朝的‘乱臣贼子’无疑就是摧毁文明教化和社会秩序的罪人，彼此的矛盾对立是不可调和的。所以，汪兆镛选择拒绝与新政权合作。他清醒地看到旧时代的灭亡已无可挽回，但却无法摆脱那个造就了他的时代的文化的眷恋，在感情和生活上旧时代的痕迹依然留存。这种在汪兆镛心灵深处不能回避的矛盾和困惑，是他生命悲剧的根源，也是其澳门诗词悲情性格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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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镛在晚清仅为幕客，并无一官之守，因此他的遗老情结，应是和他个人思想观念有关。他把清室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所在，因此与清室在感情上很难割舍。而由于汪兆镛坚持其遗老立场，终得清逊帝溥仪亲书“福”字之赐。他喜不自胜，即牓其居所为“赐福堂”，又请人刻印一枚，文曰“宣统辛亥后番禺汪氏赐福堂印”，珍而藏之。甚至在他去世后，清逊帝溥仪再赏以“志节不移”匾额。

壮志莫酬的悲哀和对国事的忧患长在汪兆镛的思想深处积淀，发之于诗词，便酿成了他沉郁苍凉的诗风。一九一一年除夕，汪兆镛在澳门北望神州，感慨作诗：“年年今夕换桃符，雨横风狂送岁徂。如此江山如此夜，坐看烛泪梦丹除。”这是辛亥革命后的首个除夕夜，外头是“雨横风狂”的风雨夜，桃符要新换，同时也是改朝换代，“如此江山如此夜”，其中蕴含这遗老多少的悲怆情怀！

汪兆镛诗集

汪兆镛对澳门产生了深深的感情，对当时澳门的社会、历史、民生等都极为留意，并把这份感情抒发在其诗作上。他写成有关澳门的诗歌，《澳门杂诗》（包括《澳门杂咏》二十六首、《澳门寓公词》八首、《澳门竹枝词》四十首）、《辟地集》以及《雨屋深镫词》等超过一百首的澳门诗歌，数量之多及描绘之深刻，可算是近代诗人之冠。他在《澳门杂诗》“小识”云：“辛亥避地于此，暇日登眺，慨然兴怀，拉杂得诗数十首，征引故实，分注于下，仿宋方孚若《南海百咏》例也。”学者陈业东在研究汪兆镛在澳门的诗词时特别指出他常运用“斜阳夕照”和“落花残叶”来表现内心强烈的孤独感。如“雨暗烟昏，故园何处？花落成茵。”（《柳梢青》）、“菊花向我亦无聊，独看暮烟残叶落萧萧。”（《虞美人·辛亥重九日作》）、“人间何处是桃园？花落耿无言。蒙蒙落日飞絮，千里忆王孙。”（《诉衷情》）、“蓦西风，江山如此，客愁吹堕如许。参军写出芜城怨，肠断夕阳沉处。”（《买陂塘》）、“忆野色林边，暗余残照。”（《三株媚》）、“屐齿空山，墖铃荒寺，夕阳危涕。”（《石湖仙》）、“黯销凝，露立珠盘，黄昏立尽。”（《解连环》）、“每到酒阑思旧雨，况当春去惜斜阳。”（《壬子春暮，次忏盦韵二首》之一）、“搔首斜阳感慨多。”（《竹枝词》之四十）、“衔泥几费词人笔，对落英，感触幽芳。”（《高阳台》）、“孤馆坠英艳碎，蓦自惊心时序换。”（《芳草渡》）、“一自沤盟烟邈，致凋零，霜叶苦为谁飞？”（《声声慢》）等等。都令诗歌在弥漫的孤独感中交错着悲剧情调。

兆镛的讣告

汪兆镛与澳门有着深厚关系，其对于澳门、岭南文学及学术研究，贡献甚大。汪兆镛逝世后，各方致送挽联颇多。光绪年间举人、燕京大学教授张尔田的挽联云：国仇家恨，萃于一身，居夷廿余年，何惭西山高卧；孔思周情，期望终古，著书数百卷，卓然东塾正传。

著名史学家陈垣与汪兆镛是忘年交，他致送的挽联是：“节拟西山，学传东塾；词刊雨屋，诗着晴簃。”他虽以“晚清遗老”自居，但晚年以诗书自娱之余，埋首于著述。为整理、发掘、保存乡邦文献方面做出不少贡献，也给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作者简介

蔡登山

台湾著名文史作家，曾任电影公司营销部总经理及出版社副总编辑，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三十余年。1993年起筹拍《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任制片人及编剧，四年间完成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曹禺、萧乾、张爱玲诸人之传记影像。

著有《人间四月天》《传奇未完——张爱玲》《鲁迅爱过的人》《张爱玲色戒》《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声色晚清》《一生两世》《多少往事堪重数》《情义与隙末》等数十本作品。

编辑 刘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