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王尔敏曾在英国拜访过淩叔华。他说：“淩女士无意中向我提到我中央研究院前辈凌纯声先生，她说明凌先生和她并非一个同族宗姓。她说凌先生之‘凌’是两点水，她自己本姓之‘淩’是三点水。此言是我亲听她讲。当时不觉奇异，但却始终记得此说。近时广阅有关淩叔华著作各本以及学者之讨论淩叔华，绝无一人一书写对。再加上中国使用简体字，此错真难纠改。”王教授苦口婆心地说：“奉劝研究淩叔华之名家，速为改正。想想研究其人，而把其人姓名弄错，会说得过去吗？” 淩叔华的父亲淩福彭是光绪二十一年进士，据魏秀梅教授查对过《清实录》是三点水的“淩”没错，“淩”“凌”虽是同音，尽管“淩”姓还是从“凌”姓分出，但“必也正名乎”，我们还是蛮在乎多“那一点”。

■蔡登山

淩叔华（1900－1990）原名瑞棠，原籍广东番禺，生于北京一个仕宦人家。父亲淩福彭为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第二甲第三名进士，曾任顺天府尹，于宣统元年改授直隶布政使。父亲先后娶了六位夫人，淩叔华系四夫人所生的第三个女儿，姐妹共四人，没有兄弟，在家中排行第十。因这种大家庭的复杂生活，淩叔华得以与其同时代的另外作家有着不同的人生经验，她较为集中地描写了旧家庭生活的不同侧面，并因此造成她的一种特色。

淩叔华

她幼小的心灵虽承受封建大家庭不幸为女子的巨大阴影，但幸得天赋极高，酷爱绘画，被父亲寄予极大希望，幼时起即先后从缪素筠、王竹林、郝漱玉等画家习画。长大后又时受王梦白、陈半丁、齐白石、陈衡恪等名师指导。

读书方面，淩叔华从小即受传统的私塾教育，英文则幸运地由文坛怪杰辜鸿铭启蒙，并因而打下良好的基础。一九一四年秋，淩叔华插班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二年级，一九一七年七月毕业。同年九月，考入同校“家事专修科”，于一九一九年七月毕业。这期间她的写作才华像第一枝出水的芙蓉，文采超众，引人注目，其作品常在校刊上发表。

一九二一年九月，淩叔华考入燕京大学预科。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三日，由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刊出她的白话短篇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署名瑞唐）是迄今所知淩叔华最早发表的白话作品。其后淩叔华的早期作品大多在《晨报副刊》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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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四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作为北京大学教授的陈源担任接待工作，淩叔华恰巧也被燕京大学推派为欢迎诗人的代表。五月六日上午，泰戈尔到燕大女子部演说；下午，北京“英文教育联合会”假燕大女子部开茶话会，欢迎泰戈尔。淩叔华就是在当天茶话会上初识陈源的。

燕京大学时期的淩叔华

陈源字通伯，号西滢，江苏无锡人，长淩叔华四岁。他幼时在上海文明书局附设小学就读，后转学于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一九一一年毕业。次年春天，他受表舅吴敬恒（稚晖）的鼓励，赴英国求学。在英国他发愤苦读，在伦敦修完中学课程后，先进爱丁堡大学，继而转入伦敦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学，获博士学位。一九二二年学成归国，应蔡元培之聘，二十六岁就已是堂堂的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了。

一九二四年八月，陈西滢应王世杰之约加入现代评论社，《现代评论》虽以政论为主，但文艺作品实亦占很大比重，前二卷文艺稿件由陈西滢负责编辑；事实上，陈西滢与淩叔华均因在《现代评论》上写稿，而在文坛上建立起他们的声誉。在《现代评论》创刊不久，淩叔华便在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了奠定她文坛地位的成名之作《酒后》。之后，又在第一卷第十五期发表了短篇小说《绣枕》。

她在《现代评论》上迈出了文学生涯的第一步，是《现代评论》社唯一的女作家和日后“新月派”的主要小说家。迄大学毕业止，凌叔华共写出《绣枕》《吃茶》《再见》《茶会以后》《中秋晚》《花之寺》《太太》《有福气的人》《说有这么一回事》《等》《小姑娘》《春天》等多篇短篇小说来。除《小姑娘》外，后来由陈西滢编成《花之寺》一书，一九二八年交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而淩叔华、陈西滢两人从初次见面后，过从也愈来愈亲密起来，但两人还是很保密的，恋爱了两三年，不仅双方家长压根不晓得，就连他俩各自的朋友们也大都蒙在鼓里，其主要的原因是淩叔华的父亲是个非常守旧的人，如果他知道自己的掌上明珠竟做出“私定终身后花园”的事来，不知道要气成什么样呢？

陈源、淩叔华夫妇摄于新婚后

一九二五年六月，淩叔华自燕大文科（欧洲语系）毕业，同时因学科成绩及在校表现优异，获赠金钥匙奖。学业已有成，他俩找到淩福彭的一位世交，央求他去淩父那里说媒。禁不住老友一番唇舌，终于首肯了这门亲事。于是他们两人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在北京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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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淩叔华与徐志摩的初识，也应在欢迎泰戈尔的集会上。据回忆，她还在家中设茶会，宴请过泰戈尔，“徐志摩、丁西林、胡适之、林徽音等都在场”。只是当时徐志摩的心思萦系在林徽音的身上，后来才展开追求淩叔华，这在徐志摩一九二四年秋写给淩叔华的信中可见端倪。徐志摩日后曾对陆小曼说“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意思是她是那种能了解他“灵魂的想望”和“真的志愿”的朋友。志摩写信时，是把淩叔华作为“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因此可以没有顾虑地坦露自己，“顶自然，也顶自由，这真是幸福”。志摩说他写的是些“半疯半梦”的话，“但我相信倒是疯话里有‘性情之真’”，还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学者梁锡华就指出，从年月可见，徐志摩写这些亲昵到近乎情书的私柬给淩叔华，是在失落了林徽音而尚未认识陆小曼的那段日子，也就是他在感情上最空虚、最伤痛、最需要填补的时候。巧得很，妍慧多才的淩叔华近在眼前而又属云英未嫁，所以徐志摩动情并向她试图用情，是自然不过的。但基于种种因素，淩叔华终于成为陈太太而没有成为徐太太，而在淩、陈结婚后的两个多月，徐志摩也和陆小曼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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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秋，陈西滢担任新成立的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兼第一任外文系主任，淩叔华随同前往，先是住在武昌昙华林，一九三二年迁居新落成的珞珈山校舍。这期间她与女作家袁昌英、苏雪林结成非常要好的文学朋友，后被人誉为“珞珈三杰”。

朱利安•贝尔

一九三五年初，淩叔华静极思动，应当时华中第一大报——《武汉日报》之邀，主编副刊《现代文艺》。而这期间她更结识了由英国来武汉大学任教的诗人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朱利安的母亲是名画家范丽赛·贝尔（Vanessa Bell），姨母是鼎鼎大名的英国名作家吴尔芙（Virgimia Woolf）。他也是英国著名文学团体布鲁姆斯·伯里（Blooms Bury）的一员。

朱利安虽年仅二十七岁，却是情场高手，当时淩叔华长他八岁，而且已婚，但他们却坠入爱河。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朱利安给母亲的信坦承了这段爱恋，他说：“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难以自拔，……她是其中最有才华、最美好、最敏锐和最聪明的人之一。我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我想，等我平静下来，我会让她爱上我，……”后来淩叔华还告诉朱利安，说她曾经爱过徐志摩，只是当时不肯承认。她与陈西滢结婚是为了尽义务，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陈源、淩叔华夫妇和女儿陈小滢

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晚，淩叔华离开武汉前往北京，去探望病中的美国朋友坦特（Tante），几天后朱利安赶到北京和淩叔华会合。据淩淑华的妹妹淩淑浩的孙女Sasha S Welland．（魏淑淩）的《A Thousand Miles of Dreams： The Journeys of Two Chinese Sisters》一书（按：此章节中译本没有译出，笔者请《天边》一书旅英作家高安华女士译出）说，朱利安写信给他母亲，兴奋之情跃然纸上：“我在这儿会见中国的知识分子，上剧院看戏，去溜冰场溜冰（当然，冰层不好时不行），还有，温存。”朱利安在信中描述，淩叔华甩了甩头发，摘下眼镜，比平时打扮得更时髦。她带他去古玩店购物，安排去郊外观光，还在一天晚上在家里做甜菜汤给他喝。

一月底，这对情侣在西山的寺庙里玩了一天。从当天留影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淩叔华身穿翻毛大衣，戴着翻毛皮帽，她蹲在盘着双腿的菩萨前，笑容灿烂。

可惜好景不长，他们该回武汉了。朱利安的母亲担心他们的交往有风险，他却请母亲放心。他与淩叔华谈论过是否要结婚，但他俩谁也没有真正打算要走到那一步，不过双双同意他们在武汉继续保持情人关系。

回到武汉，朱利安每天上午在自己家里接待淩叔华。他将佣人们都支开，打发他们去干各种活儿，可是他俩还是提心吊胆地怕被人发现。淩叔华竭力阻止朱利安会见其他女性朋友，阻止他去参加没有邀请她的所有聚会。

一九三六年夏末，朱利安从成都飞北京，与淩叔华相聚。朱利安再次下榻于北京的那间德国旅馆，不过这次他没有多少开心和浪漫。因为陈西滢和女儿小滢已经来了，使他俩的私下约会变得困难。

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朱利安写信给母亲说：“她的丈夫觉得自己处在一个傻瓜的地位，他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他提出了一个相对简便的方法来处理这场婚外情，叔华要么与他分居，但不是离婚，要么与他和好而与我彻底一刀两断。她选择了后者。我打算辞职，以便减少紧张气氛。而我的家人是不会希望我是因难以言明的理由回国的，所以我只能告诉他们，我是因政治原因而回国的。”

然而，淩叔华并未遵守约定，她仍偷偷地给朱利安写信，瞒着陈西滢与朱利安约会。面对她的激情，朱利安来者不拒。

作为院长，陈西滢放下了自尊，为朱利安主持了一个正式的欢送会。然后，朱利安悄悄买了一张前往广州的火车票。朱利安与淩叔华在广州见面后，又去香港共度了他俩最后在一起的几天。陈西滢已经从廖红英那里得知了朱利安从香港上船的事，他谴责淩叔华与他见面。淩叔华对丈夫坚持说，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朱利安追到广州去找她的。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六日，陈西滢以教训的口气，给在英国的朱利安写了一封言词尖刻的信：“我感到很受伤害，我对你的行为感到惊讶。你对我许下诺言说不会再给叔华写信，更不会再见她，除非她强迫你。我想，你的道德原则不管是个什么东西，一个英国人仍然必须懂得遵守诺言和考虑自己的尊严。我不知道，你会在把道德原则扔掉的同时，也把对朋友的诚信统统扔掉了。没有信义，没有尊严，不遵守诺言……”

回到英国后，朱利安又去了西班牙，他在西班牙医疗队当司机。在保守党向西马德里发动进攻时，朱利安驾驶一辆小型救护车护送伤兵。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八日，当他驾车驶近一个村落时，被一颗炮弹击中，炮弹的碎片钻进了他的胸膛。朱利安在临终前，一个朋友曾去医院看望过他。他用近乎耳语的声音喃喃地对朋友说：“哎，我总想要一名情妇，也总想要上战场。现在，我两样东西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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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木令耆说淩叔华对朱利安的母亲范丽赛犹如女儿对待母亲一般，经常向她吐露心中的失落，以及对情人的哀思。可是她到底是个艺术家，极其渴望进入当时英国最有影响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所以她不时寄文章和画给范丽赛，希望借此能找到出版的可能。她也常给吴尔芙寄信、寄文章。吴尔芙并亲切鼓励她用英文写作她自己熟悉的切身事物。这是淩叔华《古韵》（Ancient Melodies）一书写作的缘起。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陈西滢只身去伦敦，受命主持中英文化协会。一九四六年又被派任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此后在教科文组织任职达二十七年之久。

一九四七年，淩叔华带着女儿前往伦敦，与陈西滢团聚。一家人自此在英国定居四十余年。到伦敦后，淩叔华在英国女桂冠诗人塞克维尔·韦斯特（Vita Sackville West）的帮助下找到吴尔芙的丈夫（吴尔芙已于一九四一年因绝望而自杀了），在吴尔芙的旧居中找出了淩叔华当年寄给她的《古韵》手稿，一九五三年由英国The Hogarth Press Ltd出版，旋被译成法、德、俄、瑞典等文，广受好评与重视。

在伦敦，为了应付捉襟见肘的生活，淩叔华靠鬻文卖画贴补家用。她先后在巴黎、伦敦、波士顿等地博物馆和新加坡、槟城商会内多次举办个人画展。一九六二年底，Cenuschi博物院邀请淩叔华参加在巴黎Musee Cenuschi举办的中国文人画展。淩叔华不仅以她自己创作的三十多幅作品参展，同时还展出了她收藏的元明清著名画家的名作以及文物、文房四宝、金石等，巴黎一时为之轰动。此外，一九五六年秋，淩叔华还曾去南洋教了四年书，后因孙女乏人照顾，被陈西滢电报催回；一九六七年又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任教一年，也因家庭的缘故，才不得已返回英伦。

陈西滢在一九六七年提出辞呈获准，于是返回伦敦休养。此后身体每况愈下，一九六九年又患软脚症，行走很不便。渐渐地记忆力愈来愈差，最后连话也说不完整了。此时家计除淩叔华外出挣钱外，就只有微薄的房租收入。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二日，陈西滢因中风住进医院，二十九日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淩叔华在陈西滢去世之后，孑然一身独居伦敦。一九七二年到一九八一年间，她曾不惮劳顿，五次回国观光旅游、访旧寻友，对故国充满眷恋之情。

淩叔华画作

一九八四年秋应邀到英国访问的萧乾、文洁若夫妇，见到淩叔华。淩叔华对萧乾说：“我生在北京，尽管到西方已三十几年，心还留在中国。”

一九八九年底，淩叔华终于回到北京，直接住进北京石景山医院。一九九〇年四月底，她在得知乳腺癌症复发并已转移至淋巴，将不久于人世时，凭着毅力躺在担架上重游了思念多年的北海公园和史家胡同旧居，那是当年她父亲给她的嫁妆，现在已改为幼儿园了。天真的小孩们列队夹道欢迎淩老奶奶，给她献了花，还唱了《生日快乐》歌。此时淩叔华突然冒出一句：“我母亲等着我吃饭呢！”六天后的下午便与世长辞了，享年九十一岁。

淩叔华的小说用一种冷静闲谈的笔调和细腻干净的女性笔致，平平写去，在锦心绣口的字里行间，见出温婉。但她与朱利安之间的情愫又呈现出在礼教谨严的规范下，淩叔华内心世界的另一层面。在温婉柔顺的外表与文风之外，或许还有着狂野、激情的潜藏爆发力。

■作者简介

蔡登山

台湾著名文史作家，曾任电影公司营销部总经理及出版社副总编辑，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三十余年。1993年起筹拍《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任制片人及编剧，四年间完成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曹禺、萧乾、张爱玲诸人之传记影像。

著有《人间四月天》《传奇未完——张爱玲》《鲁迅爱过的人》《张爱玲色戒》《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声色晚清》《一生两世》《多少往事堪重数》《情义与隙末》等数十本作品。

编辑 刘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