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会改变健康吗？近日，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深圳医院李希副研究员和李静教授团队使用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ChinaHEART）的数据，描述了我国不同教育水平和死亡之间的关系，文章发表在医学领域顶级学术期刊之一《英国医学杂志（BMJ）》上。

该研究利用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的351个区县，共128万35~75岁居民的调查和随访数据，分为了1940年代出生、1950年代出生、1960年代出生和1970年代出生的四组。

该研究分析显示：教育程度与死亡风险逆相关，且差距随出生年代而增大。在调整了年龄、性别、城市和地区等因素后，教育程度和死亡的Kunst-Machkenbach相对不平衡指数（RII）从40年代出生人群中的2.1升至70年代出生人群中的2.6。而这样的变化趋势呈现显著的城乡差异：在农村居民中RII从1.8上升到3.2，而在城市居民中则从2.4下降到1.6。

在教育对健康结局的影响中，社会经济特征、行为因素和代谢因素是主要的中介因素，其累积的中介效应占比为43.5%。其中职业、收入等社会经济特征的占比最大，为37.5%。而在可改变的因素中，行为和代谢因素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3.9%和4.7%。相比之下，充足体育锻炼的中介效应占比最强，其次是BMI、健康饮食、收缩压和腰围。

在从1940到1970年代出生的人群中，三类中介因素累积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48.5%、41.6%、40.7%和51.5%。除了1970年代出生人群中社会经济特征的中介效应占比突增以外，可改变的行为和代谢因素的中介比例在不同年代之间均呈下降趋势。健康生活方式行为的中介效应占比从1940年代人群的16.3%下降到1970年代人群的4.9%。

作者在文章中对发现的教育相关健康结局差异开展了分析。不同教育水平带来的更大的健康差异。因此，提升国民整体健康水平，减少不同教育人群中的健康不平衡性应当是一项长期的国家工程，根本上需要通过消除极端贫困和扩大医保覆盖等，以提高教育程度较低人群中与健康相关的生活水平。

然而，在这些长期策略之外，政府和行业还应关注其中的中介因素，特别是行为因素的改变——其中的关键是需要消除人群遵循健康行为的社会经济特征“门槛”，如开发更多通俗易懂的宣教材料，让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也可以很容易理解健康饮食和体育锻炼的意义和方案；推广更多价格低廉的公共体育设施和“三减”食品，让收入水平不高的人也可以很方便地坚持主动规律的体育锻炼和营养均衡的健康膳食。

（原标题《教育会改变健康吗？这家医院对128万人7年随访研究发表在医学领域顶级学术期刊》）

编辑 刘悦凌 审读 刘春生 二审 张雪松 三审 朱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