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故事 289期 · 深城记㉔│风雨话土洋

■胡野秋

从深圳市区去东部海边，半路上总会有一个地名牌从沿海高速右边跳将出来——土洋，这个名字看上去有点怪，又土又洋，见者无不大感有趣，但一闪而过之后，没几个人会真的下去探个究竟。所以，土洋这地方究竟是土是洋，好像也始终弄不清。

我是个喜欢四处游荡的人，深受本雅明“城市闲逛者”理论的影响，无论在哪个城市，我都不喜欢按照官方给出的指引图行走，而是习惯拿着个地图随意闲逛，每每会在漫无目的的闲逛中，找到各种新鲜的体验。如今有了网络导航，我的城市闲逛又扩大了许多区域。

土洋村，便是我众多闲逛中的一次美妙发现。

偶遇土洋

第一次进土洋，纯属歪打正着，当时的目标是大梅沙海滩，但车还没到高速出口便拥堵异常，想起此时海滩上一定如饺子下锅，瞬间改了主意，决定继续向东，走哪算哪。

这就远远看到这个屡屡刺激我的地名，于是决定去会会这个亦土亦洋的地方，方向盘一转，便从空落落的出口畅行出去。身后的车流继续向东呼啸而去，估计都是奔着葵涌、西涌而去。

这一个临时改道，让我欣喜不已，经过一段土路，穿过一个隧道，在一个高坡上转了个弯，海湾骤然扑面而来，沙滩上居然空无几人。村子的巷道也是僻静清幽，与几步之遥的身边海滨村落的喧闹形成巨大反差。恍惚间让我怀疑，这是天外飞来的村庄。

在村里慢慢溜达，发现这里的建筑还真的是又土又洋，既有岭南传统的青砖镂花民居，又有西洋风格的天主教堂；村中既有老树古井，又有别墅洋房。蜿蜒曲折的村道，都是石子路和水泥路。全村没有大规模超市，也没有其他地方常见的饭店酒楼，只有几家门面不大的饭店，毫不张扬地掩映在大榕树的浓荫中。

让我最感意外的是，在仔细探访之下，发现这里竟是众多历史事件的交集之地。一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欣喜跃上心头。此处先按下不表。

照例还是先要探究一下名字。

土洋，首先让人望文生义的是“土洋结合”“土洋并举”之类成语。但这个土洋村名其实与上述的意思无干，甚至倒有点反其道而名之。

据村里老人口述结合地方志记载，“土洋”的得名与一场冲突有关。在民国初年，土洋村旁边的沙鱼涌海滩甚是繁盛，是个远近闻名的重要海运港口，远洋运来的物资都会从这里发往各地，而内地的各种资源也都从这里远渡重洋，因为大都为囤积西洋物资的港口，所以被称为“屯洋”。如此重要的屯洋之港，自然成为各方争夺的风水宝地。屯洋村和周边的村庄为了争夺这片沙鱼涌海滩，先后发生过无数起大小争端。其中最严重的是民国初年那次，葵涌镇的其他17个村和屯洋村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沙鱼涌之争”，这场力量悬殊的争夺战结局却让人始料未及，“17村联军”居然败给了区区一个屯洋村。对这个大逆转结局，我妄自揣测，屯洋村是否在当年“屯洋”的大量物资中，还私藏了洋枪火器，否则何以如此骁勇？

总之，17村完败。但他们不服，于是一纸诉状将“屯洋”告到了县衙，状纸上写道屯洋村人“土霸洋盗，独占海滩”云云。县官决定亲自走访定案，县太爷骑着马前来屯洋村实地考察时，恰遇退潮，此时沙鱼涌海滩与屯洋村连成一片，而且在一条直线上。于是，县官果断地大笔一挥，将沙鱼涌正式判给屯洋村，这段公案遂画上句号。

官司是了结了，但屯洋人“土霸洋盗”的名声算是远播四方了，“土霸洋盗”在口传中逐渐缩略成“土洋”，所以屯洋村便落下了“土洋”的诨号，诨号叫的多了，便成为大名。此后的区域调整中，该村的名称便正式成为“土洋村”。

另据1999年编撰、出版的《广东省志·地名志》所载，土洋村因村民“以土填洋立村，故名”。对于这一种说法，我倒非常怀疑，因为土洋村是清朝就有的老村子，土洋的名字也自民国初即有。无论是清朝还是民国，彼时宝安县地广人稀，空闲之土是大大的有，完全无需填海造地，所以“以土填洋立村”是今人的想象，殊不合理，当不得真。

史发之地

这是一座已经载入史册的建筑。

它静静地立在那里，像一座巨大的碑。

这是一座天主教堂，也是土洋村最显眼的楼房。

教堂建于1912年，为意大利传教士所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攻进宝安，教堂的神父逃往海外。

抗战时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纵）正是在土洋村宣告成立的，这座村中最显眼、最庄严的教堂也便成为东纵的司令部。

教堂并不高，一共三层。由主楼、礼拜堂和附属用房组成，中间有走廊相通，建筑总面积有400余平米。主楼在西面，呈奶黄色，三层的夯土木结构楼房，外立面及内部装饰均为意大利风格，楼上是阳台，顶部有个方形钟楼，上面立有一个墨绿色的十字架。教堂的正厅便成为东纵的会议室和指挥部，主楼的神父寝室便成为司令员曾生、政委尹林平、副司令王作尧的卧室。

▲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

东面是礼拜堂，自然是教众们祈祷唱诗的地方，现在已成为东江纵队历史的展览室，陈列了东江纵队的诸多珍贵文图史料及实物。还有几间砖木结构的小平房，当年曾做过马厩和电报房。楼房后面有块平地，曾经是游击队战士们的练兵场，后来在此建了一个“东江纵队纪念亭”。

与土洋村以及这座教堂相关联的是一条重要的历史词条：土洋会议。

1944年8月，根据当时日军侵华的态势，中共中央判断日军必将极力寻求打通粤汉铁路，东江纵队应该不失时机全面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于是，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在土洋村召开了联席会议，商讨如何落实中央决定。并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几项具体措施。“土洋会议”形成的几项重大决定是：1.研究和部署广东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问题；2.通过了《关于今后工作的决定》，决定在广东全省深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和发展新游击区；3.创立罗浮山根据地，并向东、向北发展；4.广东省全面恢复和加强共产党组织活动；5.为加强粤中地区工作，决定粤中区建立军政委员会，受东江军政委员会领导。

“土洋会议”被视为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发展的转折点，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对“土洋决议”高度评价。

我们熟知的东江纵队的很多抗日壮举，原来都是从土洋村这里策划、部署出来的，具体些说，很多指令就是从这座教堂二楼的那张四尺见方的黝黑方桌、七八把靠背椅子上发出来的，这个被人忽略的海边小村，不经意地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策源地。

抗战胜利后，根据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签订的协定，东江纵队主力须北撤山东烟台，1946年6月30日，在以曾生为首的北撤部队军政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下，东纵北撤人员2583人，在沙鱼涌登上三艘美军登陆舰。一声汽笛，东纵英雄们驶向茫茫大海，离开了这片为之抛洒热血的疆场，很多战士后来牺牲在解放战争中，再也没有回到这片土地。1985年9月，深圳市政府在当年东江纵队北撤登船地点修建了“东江纵队北撤纪念亭”，并立起了纪念碑。

▲东纵北撤纪念碑。（深圳报业集团资料图）

人民不会忘记。

当然，土洋村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距今至少已有200多年。

这牵涉到清初的一段“禁海复界”的秘史。

当时的清朝刚刚入关，推翻了明朝。但明朝的抵抗力量并没有全部缴械，其中影响最深广的是抗清名将郑成功，他在清军的向南挤压下，顺势渡过台湾海峡，赶走荷兰人，收复了台湾。并以台湾为基地，通过东南沿海不断打击和骚扰清军，试图反清复明，令清军头疼不已。

而作为马背民族的满人，清军在草原乃至陆地上可以纵横驰骋，但面对浩渺无垠的大海，他们除了头晕，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

他们唯一能想到的策略就是“禁海”，为此不惜实行“迁界”。

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断然决定实行强制迁徙濒海居民的政策，将沿海边界整体向北迁移50里，将此范围内的“迁界区”变成无人区，而深圳地区恰好处于迁界区。

虽然此地本来不多的居民都是移民，但他们毕竟也在这里生活了若干世代，这里有他们重新建立起来的家业，有良田、祖屋，有渔业、盐业收入，还有同海外进行贸易交往的口岸，所以起初均纷纷抵制迁界。一声迁海令下，多少村庄成为废墟，又有多少沿海居民因为不舍北迁，被以违旨“透越”的罪名处死，“透越”的意思就是：越界逃走。

直到清政府统一台湾，结束了两岸对峙的局面后，康熙才施行“展界”政策，也被称为“复界”，就是允许被迫迁离的沿海居民重新复归故土，并鼓励其他移民来此定居，使其在沿海大片弃地上重建家园。展界之后，又正式下令开海贸易。

清初复界后，采取了大量优惠政策，吸引北方移民，于是大量移民再次陆陆续续涌入深圳垦荒。

清雍正年间，北方移民即已来到今天的土洋村拓土垦荒。最先来到的是两支，一支姓李，一支姓利。李氏系从甘肃迁徙至梅州，后从惠州再迁至此地；利氏系从福建迁徙至河源，后从河源再迁至此地。这一南一北的两姓在土洋村融合得很好，而且世代通婚，成为客家村落多种姓和谐相处的典范。今天在土洋老围，供村民进出的大门两侧，李氏宗祠与利氏宗祠仍然各踞一边，相看两不厌。

土洋村风水甚好，背靠犁壁山，东接沙鱼涌，西接盐田港，南濒大鹏湾，与香港隔海相望，真正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再造传奇

改革开放催生了一个全新的经济特区。

但在最初的那些年，土洋村却徘徊在经济腾飞的大门外。

当特区内正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飞速崛起时，土洋村民仍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在农田里耕作，在海面上打鱼。紧邻的沙头角靠着中英街炙手可热，身旁的大小梅沙、东西涌也都凭着天然泳场成为旅游胜地，但是拥有东纵司令部的土洋村，还是默默无闻地蛰伏在冷清中。

此时有一个人坐不住了，他叫利锐良，是土洋村的支部书记。

利锐良1987年接手书记时，前任交给他的是1000元，这是村里的全部家底。他傻眼了，这点钱连给工作人员发工资都不够。

利锐良是个要强的人，他不能让村子在自己的手里继续受穷，他想让大家伙儿都能过上好日子。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们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致富良方，只能继续品尝着缺钱的滋味。他想贷款建厂房，但村里哪有人愿意冒那个风险，后来他一咬牙，决定将自家的房子拿出来抵押贷款，这遭到了全家的反对，老婆质问他：“有冇搞错啊，拿自己的房子抵押，日子还过不过了？贷款还不上，全家都跟着你喝西北风啊？”利锐良软硬兼施地说服了家里人，拿出了自家的房产证，跑到当时的葵涌镇信用社，用这房子作抵押，总算贷出了15万元，在当年这可是笔“巨款”。

利锐良用这笔“巨款”建起了4幢厂房，厂房还没完工，就有港商前来要求入驻兴业办厂。合资建厂让村里有了稳定可观的收入，尝到了建厂房出租的甜头，第二年，利锐良为土洋村再贷回55万元，扩建了更多的厂房，这一来，土洋村原来不值钱的黄土变成了黄金。这个原来深山坳里的小渔村，工业代替了农业和渔业，从零起步一下子跃升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没有几年，土洋村的集体收入从最初的1000元飞速达到100万元以上，超了一千多倍。这个速度也只有那个年代的深圳才有可能。

从1997年开始，一个土洋工业区的年创汇就相当于葵涌街道其他八个社区的工业创汇总和，土洋社区成为葵涌街道多年的首富社区。土洋坐拥30多幢厂房，仅靠合资建厂，村民年分红便可高枕无忧，再也不会为钱发愁。利锐良的老婆自然也没跟着他喝西北风。

土洋村创造了葵涌镇的许多项第一：建起了第一座宾馆；盖起了第一套别墅、实现了第一家集体分红；完成了第一家村民集体办社保；引进了第一家超级市场；设立了第一个村级派出所；还有第一个医疗保险站……

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利锐良的思路又开始转向前景广阔的第三产业。看到周边都在海滨旅游中热气腾腾，夹在其间的土洋村怎么办？利锐良当然知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古训，只是他独具慧眼，不想走别人现成的老路，守着东江纵队司令部和北撤纪念地这么好的金字招牌，自然要发展人文历史旅游，他又带领村民修缮红色故居，建好进村的公路，打造周围的环境，逐渐成为喜欢人文旅游的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利锐良做了24年的土洋村书记，他把一个资产千元的穷村变成了葵涌街道的首富社区，他的许多传奇故事在葵涌一带居民的口中竞相传播。2011年，利锐良卸任了，别人满以为他可以安享退休生活了。那段时间，人们看到他仍然活跃在土洋社区乃至葵涌街道的各种场合，和村民交谈，和投资商交流，接待外来的访问者，他好像比以前更忙。利锐良以豪饮著称，尤其喜欢德国黑啤，他一直戏称黑啤为“happy”，所以经常在各种场合看见他端着啤酒杯畅饮黑啤，仰头大笑，他也毫不介意别人称他为“黑啤书记”，或者“happy（快乐）书记”。在他退下来的短短三个月，他依然帮助新上任的接班人处理公务、洽谈业务。但是仅仅三个月，他就走了。

这位领头改变土洋村面貌的happy书记还是走了，走得极为匆忙，那年他才仅仅64岁。

但在他走了12年后，许多人还记得他，并不时提到他。

……

土洋村，这个大鹏湾畔的渔村，是不同时代经纬交织的产物。

它既有蓝色血脉，又有红色基因，充满着丰富的个性。

它有骄傲的资本，又有内敛的性格，所以一直不温不火地在海边守护着它的过去，只有那些有心人才能有幸听到它娓娓道来的久远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