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唐

人越是困顿难行，就越渴望冲破藩篱，走向世界。第32辑《单读》正是带着这样的困顿与渴望，因此以“寻找救生艇”为名。在书中，我们看到爱尔兰人的挣扎与困顿，迷惘与沉沦，这一切之所以被书写，除了文字的记忆功能以外，更多的是人们渴望通过文学这一救生艇，穿越雾气蒙蒙的泥淖之地，来到一个更广阔、更宽容的世界。

爱尔兰作家笔下的平静

本书副标题是“爱尔兰特辑”，但在本书里看到的爱尔兰人，与经由叶芝、乔伊斯之眼所见迥然不同。露西·考德威尔思考并拓宽了“爱尔兰作家”的概念：

“……应该包含出生在爱尔兰但成长于别处的作家，从别处来但选择以爱尔兰为家的作家，也包括那些不知怎的发现他们自己就住在了爱尔兰的作家。”

可见，“爱尔兰作家”是个流变的概念，“爱尔兰文学”自然也在流变之中，正如本书收录的十二篇小说，对我们而言是陌生的，但我们能真切感受到浸润其中的情绪，或哀伤，或迷惘，或冷漠，或粗暴。

客座主编颜歌说，爱尔兰是个诗人国度，也是短篇小说家的国度，岛上写作者的数量惊人。爱尔兰作家与英文的关系复杂。他们颠覆这种殖民者的语言，也凭借英文成为创造声音的高手，他们爱幽默，爱讽刺，语言粗鲁又很会抒情，他们和天下所有小说家一样，我行我素。

然而，带给我最深的印象却不是这些，而是叙事上的疏离感，以及随之而来的带有哀伤的平静。那是一种只存在于巨变之后或暴雨来临前的平静。正如《三个爱情故事》中，人用蛛网困住别人，也让自己身体布满龟壳；人渴望爱情的欢愉，又想摆脱欲望的驱使。这些故事情节简单，却仿若诗歌一样笼罩薄雾之中。我们能看到雾中人的轮廓，但真切感受到的只有扑面而来的寒气和言语之外的意蕴。

《寻找救生艇》

单读·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年12月

随年岁增长，越来越像自己

本书并未直接触及爱尔兰风雨曲折的历史，能看到的只有历史窗沿下散落一地的玻璃碎片。夹在其间的，有凝固的鲜血，也有仓皇的脚印，人在面对自我时，就是这种支离破碎的感觉。

在书中频频看到人的困惑：一个人如何变成今天这样？如何来到今天所在之地？随着年岁增长，我们越来越不像他人，更像我们自己。这是让人惶恐不安的。

《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恶》中，女主人自问，那些消失了的，难道就真这样消失了吗？她意识到，消失在岁月之中的，往往是自己更大更深的组成部分。同样，在《格洛丽亚和马克斯》中，马克斯与格洛丽亚的相遇，在整个人生微不足道，但对马克斯自己而言，却是一次“事件”，它并未改变马克斯的生活，却深刻地改变了他自己。《欢迎光临》中的女孩想逃离一成不变的生活，却在大城市中被另一种一成不变摧残、蹂躏。回到故乡后，她什么也不想做，认为“在一份虚幻的工作中取得成功挺无聊”。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

《埋了我父亲你会死吗？》讲一个女人为素未谋面的父亲举办葬礼。她之所以能来寻父，是所谓社会安定带来的福祉。我们不否认时代的进步，但落到每个人的身上，似乎并没带来丝毫安稳。文中提到一个穿蓝色卡其裤的男人，他是波兰人，原本只是跟着项目来爱尔兰，却一待就过了十八年。作者写道：

“也许看似现实的路，没有人喜欢的，不被在意的，会在轻易成为习惯以后付出代价。”

我们究竟如何界定自己，如何确证身份？国籍？种族？家庭？血缘？这些要么是偶然的，要么是牵强的。叙述者说自己不属于任何人，这也是她给父亲办葬礼的原因。当她强大到足以掌控和选择身份，就会发现，这个身份也无助于她在更深层次上认识自我，如殡葬人一样，既非波兰人，也非爱尔兰人，他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属于。

在以“北爱尔兰问题”为背景的小说《剪影》中，即便“你”能和男人一样参与政治斗争，但总被一些根本因素捆住手脚。正是这些因素，才让我成为我、你成为你。文中，“你”的记忆里，始终抹不掉的，是剪影男人激发的情欲，是哥哥尸体造成的对血和肮脏的厌恶，是例假时无人理解、无人在意的尴尬。换言之，在时代洪流面前，我们都是抽象概念，现实中的“你”只是玻璃渣子，没人在意。

在这样的世界里，即便神祇降临，也只不过是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自私、渺小和丑陋而已，正如《搅动水池》里，我们只能将妻子的愧疚当作人性的闪光。

▲爱尔兰塔利，海关哨所。视觉中国供图

让现实中人的话语音律飞扬

吴琦在《序言》中提到了石黑一雄的话：

“对于我最珍视的记忆，我从来不会看着它们消逝。”

吴琦回忆简·卡森带着一群作家去商业街买冰激凌，觉得这一幕很难忘，却不知道记住它意味着什么。

今天，我们更能感到记录和记忆的区别。网络、手机都在我们不知不觉中记录，然而，它们记下的只是记忆的开关，触发之后，真正的记忆才如不受管控的野兽一样从心底浮上脑海。我们只能猜测、缝补，让它在更大背景上获得意义。然而，我们的记忆，如吴琦所说：

“不过是最后残存的一点温柔之声，是末日预言里的一支冰激凌。”

书中收录的小说，都符合吴琦对简·卡森的评价：稀疏平常的日子里，早已埋下伏笔的神秘力量。很多故事，都需要极大耐心，才能读的时候不脱线。即便《拉思克里丹枪击案》重点描述的也不是枪击案，而是警探与被害人对话时那种“西绪福斯式”的厌倦。

《马》中被称作“马”的外籍劳工，《小旅馆的日子》里的尼日利亚家庭，让我们看到，当社会问题压在一个家庭、一个人身上，抽象就变得具体可感。如此重压下，我们还能否顾及生活的意义？《部分获救者名单》中，康纳思考：救援泰坦尼克号遇难者的人，是怎么决定手上的遇难者名单何时由“部分”变成“全部”的？“部分”中仍有希望，但我们是什么时候放弃全部希望的？就像爱情中，从不是因某些阈值而厌倦的，爱里没有明确标准，选择压力都在一个人的身上。

《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恶》中的女人最终意识到，或许人生没有什么意义，不管是死去的表姐，还是活着的自己，不管是整天忙着工作的老公，还是旁边座位殷勤的男人……人们只是尽最大努力度过此生，不知善良与邪恶，也不知有意义与否，人们只是努力。

在《基拉里峡湾》中，寻找写作灵感的“我”为逃离城市的沉闷，期望海湾生活能将自己重塑成一个新的人。然而，同事间低俗粗暴的谈话、复杂混乱的情爱关系、因酗酒而产生幻觉的脑袋……这里并没激发他的诗歌灵感，反而激发了令人绝望的情欲和消极的思维模式。故事以“诺亚方舟”为原型，连日暴雨让海水倒灌，即将淹没酒店。

“和我们类似命运的人漂在海上，扑腾着寻找救生艇。”

海水退去，地平线上没出现穿救援服的救世主。“我”意识到，人必须接受生命道路上的一切。当“我”接受眼前的一切，而不是抗拒和逃避时，创作灵感降临了，“一种崭新而宁静的狂喜笼罩着我”，青年时代的阴郁消散了。或者说，此时，“我”和自己的中年和解了。

爱尔兰是一片充满苦难却又向外敞开的土地，我们也需要称作文学的救生艇，冲破时代迷雾，如颜歌所说，到“空旷的大地和空洞里寻找意义”，让现实变得具体、意味深长，让现实中人的话语音律飞扬。

编辑 刘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