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翔：深圳的移民与流动，是诗人“永恒的乡愁”

编者：深圳诗人阿翔说，他在这座城市呆久了，难免在写作上会有“落根”之感。因此他的写作也构成了“深圳诗歌地理”。实际上，移民与流动，是诗人带有“永恒的乡愁”的意味，带有“在路上”的特征。

阿翔自称是一位“隐秘的诗人”，或“一个充满矛盾的诗人”。但他又被贴上了许多标签，如70后，旅人，自由职业者，啤酒主义者，民刊收藏家，戏剧爱好者，摄影发烧友……只是这些都不足以概括阿翔内心的丰富性。作为诗人，阿翔信奉“写作即消逝”——面对世间的诸多不合理，只能让诗替自己的灵魂说话，在消逝中不断地呈现。

深圳的移民与流动，是诗人“永恒的乡愁”

■阿翔

时常坐在地铁中，车窗外的黑暗似乎是感受不到时间，而一过隧道迈入露天，风景在我眼里一闪一闪而过，仿佛是时间的实体，又仿佛不可捉摸的幻象。我究竟想抓住什么？或者还能回顾什么，可能我只会记得一本书的章节、在路边欣赏一朵新开的花、在夜空相见烟花一瞬间的惊艳，却不记得我写过的一首诗，写过就忘了，忘了就忘了吧，我把诗歌交给了时间，而时间永远处于消逝中。更多的是一首诗重叠另一首诗，层层叠叠般地覆盖过去，对我而言，或许遗忘也是一件好事，它意味着让自己处于头脑清空状态，也意味着下一首永远在重新开始。

回到写作上，通过一首诗意识到时间的消逝，也许我该明白，这绝不是仅仅一次性回顾。也就是说，一首诗的完成即成为消逝，谁也挽留不住，即使稍稍停留一下，却已失去了当时写作的冲动、构思、激情，就像一道闪电那样亮过之后迅速消失了。

我不会这么轻佻地感慨：逝者如斯夫……有时候，写作的时间有大部分被我丢弃掉了，也许本该是丢弃掉的。因为诗人不会停留在过去，面对的还是不可知的未来，而未来只要在写作上到来，就成为形而上的消逝。

▲阿翔：生于1970年，安徽当涂人，1986年写作至今。在《大家》《花城》《山花》《十月》《诗刊》《今天》等杂志发表作品，著有《少年诗》《一切流逝完好如初》《一首诗的战栗》等诗集。曾获第六届深圳青年文学奖、第二届中国诗剧场贡献奖、“第一朗读者”最佳诗人奖、2014年首届广东省诗歌奖。参与编选《70后诗选编》《中国新诗百年大系·安徽卷》《深圳30年新诗选》等选本。曾参与“瓢虫剧社”戏剧创作和演出。现居深圳。

这些年在深圳安静地工作、生活、写作，其状态远比当年“北漂”要好得多。以前“北漂”只为生计奔波，时刻焦虑，写作难免静不下心，显得浮躁。来深圳之后曾有友人对我说：“如果一个诗人不能自食其力，他就丧失了所有的生存背景和写作背景。”这话深得我心，一直牢记。

来深十余年，我不记得写了多少首，只知道在一个城市呆久了，难免在写作上会有“落根”之感。所以我喜欢写上沙村、写白石龙、写洞背村、写莲塘、写龙塘村、写黄麻埔、写黄贝岭、写上岭排……这些构成了我的深圳诗歌地理，如果拔根而起，你会看到血肉至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实际上，移民与流动，是诗人带有“永恒的乡愁”的意味，带有“在路上”的特征，在真正植入深圳地域的同时面对工业文明、都市生活、城乡反差等深入体验，体尝出深圳的味道，表现出我的喜悦、迷惘和痛感。

我还曾应朋友之邀陆续参与、协助编选了云南人民版《深圳30年新诗选》、海天版《面朝大海：2012年深圳诗歌大展》、海天版《深圳文学2013-2014双年选·诗歌卷》等选本。可以说在这么一个“深圳速度”的快节奏城市，总有少数人安静而慢悠悠地写作，这是最悖论的现象；另一方面，外来诗人在深圳的书写，有效地产生化学般的效应、优化和组合，为诗歌的生长与繁衍营造了一个十分难得而又恰切适宜的环境，诗人很容易迅速认同深圳，并且找到合适自己扎根的土壤。

▲阿翔

我不喜欢追忆什么，但有必要说一下，在我小的时候，因发高烧而误打链霉素（streptomycin），损害了听觉神经，从而影响了我说话表达的能力。至今我有着两耳不同程度的弱听，戴上助听器也是无济于事，因为我听到的“声音”远远大过了“语音”。所以，我与世界的沟通，只能依靠笔和纸，通过一笔一划，几乎不必思考什么，而能把诗性的东西完整表达出来；但是我一开口说话，往往要费半天劲儿，一边思考一边努力想说清晰点，结果显得结结巴巴、含糊不清，虽然听众们用鼓励的眼光看着我，甚至给予掌声，但我不可避免地涌起一阵挫败感。

唯有沉默给予我内心的强大，给予我慰藉。或者说，不说话，才是一个人的完整。通过写作，诗歌在灵魂的黑暗处发出隐约的光亮，哪怕是一闪而逝，这时候我显得敏锐无比。在时间的消逝中，写作仍然是“日日新”的修远，即使掌握诗艺的秘密，它依然是永恒的秘密。就好像木匠掌握了技艺，但是再好的技艺，如果不是用于自己的创造，它最多按图索骥重复前人的经验。最困难的恰恰就是对经验的超越。这是由内向外的伸展，一个世界的自足性、丰富及不可捉摸的神秘，在我身外却是与我内在相关的。

就我自己而言，我被贴上好多的标签：70后，旅人，自由职业者，啤酒主义者，民刊收藏家，戏剧爱好者，摄影发烧友……但我终究是一个隐秘的诗人，或许换个说法，一个充满矛盾的诗人。一方面，在有限的诗歌圈，作为诗人，我这个身份是公开的，可以说一览无余；另一方面，在诗歌圈之外的现实中，我却刻意隐瞒了这个身份，就像灵魂在人群中不轻易外露出来，我把自己视为芸芸众生的一员，低调而平稳地生活。这样说并不是强调自我的分裂，而是一种里和外的关系，仿佛与生俱来。

所以在生活上，无论与几个友人喝茶还是在饭局，在别人就诗歌方面夸夸其谈或滔滔不绝的时候，我是不言诗的，即使偶尔涉及诗歌几句也是尬聊。而写诗，那只是在生活之外，在内心隐秘之中。也就是说，读书是占有固定时间，写诗是在意料之外多出来的时间，它可能是白天，也可能是半夜凌晨，仿佛是神不知鬼不觉附上你的身。更多的时候，我是克制着自己写诗的冲动，不去写，也许我需要沉淀，让自己的灵魂再沉淀一点。

我不想再追寻写作的意义，就算我把意义弄明白了又有什么意义。写作即消逝，这本身包括了认识、判断、事后的追忆、色彩、梦、冥想、人与自然、游历、责任、阅读等等。在时间的消逝当中，永恒是不存在的，更多的是谬论、不合情理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得到答案，只能让诗替自己的灵魂说话，在消逝中不断地呈现。换句话，时间上的过去绝不是水流去向的目的，而是处于辗转、衰老的消磨，成为内心缓慢的倾诉，即使倾诉有时是缺陷和不完整的。

我不敢说诗为何物，亦不敢说掌握了诗艺的秘密。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自己不断提高一个标准，标准是自我修炼的层次，并达到有效性。这些年，我陆陆续续出版了《少年诗》《一切流逝完好如初》《一首诗的战栗》和《人世很长，人时已远》等诗集，这得益于深圳的吸引力、包容性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最大的变化就是着迷于诗歌系列写作，从“拟诗记”系列到“剧场”系列，再从“诗”系列到最近的“传奇”和“计划”两个系列，这几个系列意图很明显，就是在写作更新中使我从琐碎化状态脱离出来，也许我会意识到，对于未来的消逝而言，它就是一个漫长而又踏踏实实的写作计划。

我将继续旅程，继续生活。

阿翔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