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作为《民事诉讼法》新增的送达方式，电子送达具有传统的送达方式不可比拟的显著优势，能更好地顺应我国立案登记制度改革。但是由于立法本身的不完善、司法实践的不统一以及技术手段的不成熟，电子送达在实践中的司法效益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对民事诉讼电子送达进行重新解读，从立法、司法等层面探析电子送达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加以完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电子送达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本期文汇予以汇编。

电子送达在实践中往往出现“送而未达”“达而未读”的情况

周鸿飞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互联网＋”背景下电子送达制度的革新与探析》一文中认为，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网络在线庭审方式逐渐盛行，其突破了传统庭审“面对面”的局限要求，将庭审过程固定在网络平台之上，实现了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的价值目标。电子送达作为庭审的起始环节，其承载着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庭审辩论权等基本权利，而基于电子送达具有远程性和内部不可操控性等特点，实践中往往出现“送而未达”“达而未读”等情况。但现实中存在问题并非说明这种送达方式不合理，相反，有问题就是有需求，正是这些问题才需要我们对其不断完善。因此，只有通过明悉电子送达的理论基础和价值目标，并结合实践问题构建合理的救济措施，才能使这项制度不断完善，实现其在诉讼程序中应有的价值功能。

“到达主义”比“查阅主义”更容易维护诉讼的权威性

李幸幸在《法制博览》2022年第10期《电子送达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应用》一文中认为，对于电子送达成功的标准，立法和司法上存在“到达主义”和“查阅主义”的争议。“查阅主义”即以当事人点击或者下载诉讼文书的时间为送达成功的标准。在电子送达中，由于受送达人已经事先签署送达地址确认书，其在主观状态上已经做好了随时查阅、下载诉讼文书的心理准备和注意义务，因此诉讼文书到达其特定系统的日期与其查阅、下载诉讼文书的日期通常保持一致，采“到达主义”即可。同时，若采“查阅主义”，则不可避免地出现受送达人以不知情、没时间或者未查阅为由有意无意地拖延诉讼的情况，从而严重地影响诉讼的正常进行和相对方当事人的实际利益。因此，“到达主义”比“查阅主义”更容易维护诉讼的权威性。

在全国信息网络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将电子送达作为送达方式的首位推荐乃是顺势而为

胡学峰在《学理论》2022年07期《民事诉讼电子送达制度探析与完善》一文中认为，在立法上，电子送达与传统送达方式具有同等效力。但司法实践中，由于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施行已久，深入人心。而电子送达制度虽确立于2012年，但实际上却是伴随2017年杭州互联网法院的试点运行才逐步发展，短期内还难与传统送达方式平起平坐。在全国信息网络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将电子送达作为送达方式的首位推荐乃是顺势而为。而要成为首位送达方式，“受送达人同意”的前提要件要尽快解决。在征求受送达人意见时，可以向其发送载明案件基本信息、适用电子送达的提示内容，且必须包含同意适用与否的相关选项。当事人若同意适用，则进行后续电子文书的传递送达；反之，经受送达人说明正当理由后，法院宜适时转化送达方式进行文书送达。

另外，进一步扩大电子送达的适用范围，也是提高其社会地位的一项重要举措。现行法律明确规定，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被排除在电子送达适用范围之外。其立法初衷可以理解为在电子送达技术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为确保裁判文书送达的安全性与法律严肃性，三种文书暂不适用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的电子送达。但这已是2012年的陈旧法条，时过境迁，电子送达的安全性和私密性现如今都能得到充分保障。至于法律文书的权威性、严肃性也不取决于传递它的送达方式。更何况将三者囊括进电子送达的适用范围，并赋予同等法律效力的呼声在学界由来已久。能将诉讼双方最为关注的裁判文书以电子方式送达，对电子送达权威性与法律严肃性的加强作用不言而喻。届时，电子送达的社会地位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

电子技术与传统诉讼的结合，不是1＋1＝2的问题，而应是相互融合之后的相互成就

周文在《法制博览》2022第21期《全流程电子诉讼的经验考察、功能检视和制度重构——基于近年来电子诉讼运行效果的分析》一文中认为，推行全流程电子诉讼，是最高人民法院加快推进法院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电子技术与传统诉讼的结合，不是1＋1＝2的问题，而应是相互融合之后的相互成就。电子技术在应用过程中，要时刻服膺于程序规则的周密，而为纸质化法律交往量身打造的传统诉讼模式，理应在电子技术这一利器辅助下删繁就简，以期提供更简洁高效的司法供给。

（栏目主持：王玥）

（原标题《文汇｜电子送达制度探析 》）

编辑 高原 审读 吴剑林 二审 张雪松 三审 刘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