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琦玮  赵明

120年前，在瓜分豆剖危局下诞生的《大公报》，坚持“文人论政，文章报国”，“忘己”不畏权贵，“无私”秉公敢言，在开启民智、振兴民族经济、反对外来侵略等方面表现出顽强的斗争精神。

【关键词】大公报   文人论政   唤醒民众   保权御侮

今年是农历壬寅年，往前推两个甲子，上溯到1902年，同样是壬寅年诞生的《大公报》，如今迎来创刊120周年。

《大公报》见证、记录晚清以来中国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自1902年创刊以来，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正如方汉奇先生评价，《大公报》“它传播信息，主导舆论，臧否时事，月旦人物，像百科全书一样地记录了世纪的风雨，记录了民族的苦难，记录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积极地维护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呼唤和期待着中华的振兴。” [1]

本文主要对早期《大公报》英敛之主政十年间（1902—1912），在开启民智、反对外来侵略、发展民族经济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斗争精神，进行简要介绍。

一、瓜分豆剖时局下诞生的《大公报》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公报》诞生前后的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重，尤其中日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大大刺激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他们对中国大肆进行资本输出，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具体表现为：

争做中国的债主。甲午战后，清政府为了偿付赔款和“赎地”，大借外债；为做中国的债主，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展开了资本输出的剧烈竞争。

抢夺路权矿权。列强在争做中国债主的同时，又以另一种方式向中国输出资本，即抢夺在中国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的权利。

争相在华设厂。列强利用《马关条约》里关于日本在中国开办工厂的规定，开始在中国大规模投资建厂，严重影响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划分“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展开投资竞争的同时，又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并强占租界地，直接进行殖民统治。

“门户开放”政策。美国打败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立即把注意力转向了中国，向西方列强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主张在整个中国范围，都有进行贸易的权利 。

1898年7月，香港《辅仁文社社刊》刊载了爱国华侨谢缵泰的漫画“时局图”，描绘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重时局。

急剧的历史变革，警醒了世人。各地奋起反抗列强的侵略，一些士大夫也在大炮声中惊醒，反过来向西方寻找救国的方案。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一批思想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他们急欲唤起民众，开启民智，发展民族经济，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之路。不论是早期的维新派、改良派，还是后来的革命党人，都把制造舆论、创办报馆当为急务。

从早期的林则徐、洪仁玕、王韬、郑观应等觉醒的知识分子倡言办报，以“收民心公议”，查“货价低昂，事势常变”，“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2]到康梁维新派及革命派的办报实践，都流露出对国家危亡的忧患和对救亡图存的焦虑感、紧迫感。

此一时期，即便一些小报，也感到亡国亡种的危急，起来揭露当时的黑暗社会，抨击买办官僚和帝国主义。

《大公报》正是在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处在随时被分割的危急关头，于1902年6月17日，在被列强“都统衙门”占领着的天津创刊的。

创办人英敛之在创刊号上发表《〈大公报〉序》，说明报纸取“大公”一名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办报宗旨，提倡变法维新，反对顽固守旧；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

二、以政论为阵地，疾呼民族危亡，急欲唤醒民众

《大公报》诞生于这样一个危难的关头，宣扬救亡图存，“保国强种”，唤起民族觉醒，就是它的一大严峻课题。

如何在一个东方古国中，以新闻事业影响时政，为国民服务，确是一大难题。《大公报》不断探索，走出了一条“文人论政，文章报国”的办报之路。

《大公报》看到修铁路、开矿山、设工厂、办邮政银行等，都没能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而是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越滑越深，便意图从政治、体制上救国，从教育、教化上开启民智，唤醒民众。

《大公报》一问世，就疾呼民族危亡，大胆议论时政。前50号刊发的论说，基本都是围绕这一主题：

第一号《戒缠足说》

第三号《中国人人有救亡之责》

第五号《论归政之利》

第六号《原报》

第七号《再讲看报的好处》

第八号《讲女学堂是大有关系的》

第十三号《讲爱德为同群大有关系》

第十四号《论中国之机势》

第十五号《天津拟兴女学议》

第十六号《论近时办理学堂迟缓之故》

第十八号《讲相面无益为学要紧》

第二十号《拟建商业学校议》

第二十一号《论阅报之益》

第二十二号《讲训蒙当改用善法》

第二十四号《讲卫生学当知》

第二十五号《论刘制府之待学生》

第二十八号《再讲卫生学》

第二十九、三十号《天津交还后问题》

第三十九号《论译书》

第四十一号《论各省士民宜私立学堂》

第四十二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辨》

第四十三、四十五号《开官智法》

第四十八号《开民智法》

第四十九号《忧俗篇》

第五十号《开北京为商埠论》

以1902年6月21日《大公报》第五号为例，英敛之撰写《论归政之利》一文，公开要求慈禧撤帘归政，呼吁伸张民权，反对封建专制；还指名道姓，指斥慈禧的亲信、军机大臣刚毅为“国贼”，祸国殃民；指责反对慈禧归政的大臣为“谄媚之小人”；明确表示，绝不会“漠视吾国沉沦而不救”。

《大公报》既然以“文人论政”为标榜，代表报纸出来“论政”的评论，自然受到格外重视。当时《大公报》的评论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言论、附件、闲评、论说（社论）等，其中最重要的论说，基本代表了英敛之和《大公报》的政治见解，通常也都由报社主人和主持笔政的英敛之、胡政之等人亲自撰写。

在开启民智、振兴民族经济、发展近现代化事业方面，《大公报》与同一时期很有影响力的《申报》一样，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大公报》表现出更坚强的战斗性，敢于打破限制，突破拘束，去揭露，去批判。

1905年4月13日，值《大公报》出版第1000号时，英敛之发表《千虑一得》，流露出“作报的人一番苦心，无非是盼望中国强盛起来，并没有别的意思”。

为了中国强盛的这番苦心，《大公报》反对朝廷和国外势力对报纸的打压，对当局设置的种种障碍进行抵制。清廷覆亡的前几年，颁布了一系列规范印刷出版的法令，建立了报刊检查制度，对新式报刊进行大规模的查禁和迫害；列强也不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查封了一批登载有损于其在华侵略特权和利益的报刊。

正是因为《大公报》不畏强权，克尽言责，敢讲真话，道出国人的心声，引起朝廷的干预而多次被查禁，或被勒令停刊。

《大公报》首次被禁，发生于1905年8月（清光绪三十一年），由于《大公报》积极支持废除虐待华工条约和抵制美货运动，触怒坐镇天津的袁世凯。《大公报》当时的社址在天津法租界，袁世凯无法禁止出版，便下令在租界外对它实施“三禁”，即禁售、禁邮、禁阅。为此，《大公报》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刊登评论指出：“为十几万在美受苦的中国人说话，是《大公报》的天职”，“一息尚存，勉尽天职，志不容懈”。就这样，《大公报》与清朝炙手可热的权臣袁世凯整整顶撞了10年，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大清帝国土崩瓦解。及至洪宪称帝，《大公报》又予以猛烈抨击。

曾任《大公报》总编辑的著名报人王芸生称，英敛之和《大公报》最大的特点就是“敢言”，即“敢言人之不敢言，敢登人所不敢登”。

1912年2月23日，《大公报》改版时英敛之宣布退出运营，由樊子镕、唐梦幻等接替。英敛之的退出并没有改变《大公报》“敢言”的风格，它一直秉持的斗争精神，为随后《大公报》最辉煌的新记时期奠定了方向。

三、以战斗姿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的腐朽无能激化了国内矛盾，各地埋藏着待燃的火种，《大公报》积极投入到火热的现实斗争中，并在反帝爱国的斗争洪流中表现出坚强的战斗风格。

（一）揭露朝廷出卖国家利益，对爱国人士给予同情支持。

1903年，《大公报》反对沙俄军队强据我辽东半岛，觊觎我东北地区的筑路权，并对清廷与沙俄签订卖国密约、杀害进步记者予以谴责。

1902年4月8日，清廷与沙俄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后，沙俄不肯履约，不肯撤兵。次年，俄驻华公使雷萨尔又向清廷外务部总理庆亲王奕劻提出“密约七条”，压迫清廷承认，其中有“中国不得将东三省之地让与他国或租贷与他国”等款项。新闻记者沈荩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将“密约七条”向外披露，原文刊发于当时的天津英文报纸上，之后国内各大报纸纷纷转载，海内外舆论一片哗然。中俄签约计划成为泡影，引起慈禧震怒，于1903年7月17日，将沈荩抓捕。

英敛之得知沈荩被捕的消息，于7月21日在《大公报》“时事要闻”栏中，披露了此事。沈荩被慈禧传旨“立毙杖下”后，《大公报》于8月2日全文刊录沈荩“绝命词”四章，又于8月4日详细报道了沈荩杖毙一事。

《大公报》揭露朝廷出卖国家利益，表达对爱国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激发了国人的正义感。

1907年7月，清廷先后杀害了革命党人徐锡麟和秋瑾，7月30日《大公报》发表论说《党祸株连实为促国之命脉》，抨击清政府的株连党祸。文章谴责称，对徐锡麟的啖肉剜心，“此等野蛮凶残行径，不期见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对秋瑾一女子“以猛狮搏兔之力擒之……既无证据，又无口供，遂处斩刑”，已经达到了“野蛮已极，暗无天日”的地步。

秋瑾就义前，怀有进步思想的《大公报》女编辑吕碧城，与她是莫逆之交，曾用文字支持秋瑾的革命活动。秋瑾因参加推翻清廷活动被害，《大公报》与《时报》《申报》等一起，为秋瑾的冤死呐喊。吕碧城主动挺身而出，不仅发文公开悼念秋瑾，还出钱出物为其办理了后事；此举引起一些保守官僚的不满，对吕碧城故意发难，要以“叛国投敌”的罪名逮捕她。

（二）反对美国禁止华工入境的运动。

1904年，发生英属南非当局虐待我华工事件，1905年，美国强迫清政府续订限禁华工新约，对此，《大公报》都及时发声进行强烈谴责，尤其在反对美国禁止华工入境的运动中，表现出顽强的战斗精神。

1904年，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的《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已经期满，国人纷纷要求废除这一排华的不平等条约，但美国不理会这一呼声。

1905年5月10日，上海总商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拒约办法，建议以两个月为期，若美国仍不允修改条约，则抵制美货，并呼吁朝廷“峻拒画押，以伸国权而保商利”。5月21日，《大公报》在“时事要闻”栏，以《外部连续要电》为题，报道了上海、广东和美国等地的中国商民千余人，接连致电清朝外务部，指出“华工禁约一事所关者大，万不可轻易画押”。5月26日，全文转载了上海人镜学社关于抵制美货的传单；后来又连续刊登了《上海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愤怒指出：“古今中国，均无此等禁约。”“彼来受我保护，我往乃受彼苛禁虐待，天下不平等，孰有逾此？”用大白话，通俗易懂地向普通民众，讲解反对禁约、抵制美货的重大意义；并一再刊布有关美国商品牌号的调查，使买者卖者心明眼亮，“有所鉴别”，以利抵制。

从6月15日起，《大公报》又专辟“抵制美约要闻”栏，不但每天报道这方面消息，还连续发表了《论益闻西报之华工禁约观》《本报记者与益闻西报书》《各人全要发起爱国的热心》《檀香山华人被虐惨状记》《抵制美约与中美国交之关系》等文，批驳了《益闻西报》造谣中伤的谰言，揭露了美国虐待华工、焚烧唐人街等暴行；介绍中国人民抵制美货运动，已使“地球诸国，咸瞠目结舌相奔告曰：中国不可侮，中国不可侮！”8月17日，当袁世凯对《大公报》进行迫害时，它声明：“抵制美约一事，倡于上海，各省风应，凡华字报，无一无之，敝报当仁岂能独让！”

1905年的反美拒约运动，是一次空前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大公报》在这场重大宣传战役中，表现出满腔的爱国热忱，伸张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外来压迫的决心和正气。

（三）旗帜鲜明地支持国人收回利权。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掠夺，列强或通过投资，直接在我国经营厂矿企业，或通过有息贷款，间接控制我国的路权、矿权等。这个时期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之间，在收回利权问题上爆发了尖锐的掠夺和反掠夺斗争。

收回利权运动，以收回路权斗争为最激烈，它最早发生在粤汉铁路。《大公报》从1904年11月9日起，连续5天转载了《详志粤汉铁路废约始末》。后来，又一再刊登粤、湘、鄂等省绅商和留日学生的公启、函件等，坚决要求清政府把路权从美国人手中赎回来。此外，它还经常发表时评、消息等，积极支持浙江、江苏、直隶、山东、山西、云南、四川等省人民收回苏杭甬、津镇、同蒲、滇蜀等路权的斗争。1908年，清政府借“官办”“国有”之名，大行拍卖路权，《大公报》极力表示反对， 连续两天发表长文《论官办铁路之恶果忠告邮部警醒国民》，历述了林渝、京津等8条铁路的“官办”史，尖锐地指出：“此八路者，除粤汉绞尽志士脑血，糜千余万巨款，始挽狂澜于既倒外，他如林渝、京津、卢保、淞沪、沪宁，则由官办而变为借款承办；大冶则由官办而变为华洋合办；龙州则由官办而变为外国自办……与其谓为官办铁路，毋宁谓为官卖铁路之为当也。”“凡官办铁路，无一不与外人有密切之因缘，既无一不得丧权失利之恶果。”这篇评论触动了清政府铁路“官办”的实质，击中了清政府媚外惧外的要害。

与此同时，《大公报》极力反对清政府借债筑路。早在1907年，它就发表评论，反对借债修建苏杭甬铁路；1908年，它又反对张之洞督办粤汉铁路，推行压制三省“商办”的政策。特别是1911年盛宣怀接任邮传部大臣以后，一意孤行，以借债为能事。他先与四国银行团签订币制实业借款合同，继以“铁路国有”名义，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干线路权作抵押，再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对此，《大公报》指名道姓，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盛宣怀就任邮部以来，对邮、电、船、路四政，不闻有若何扩张整理计划，而首以借外债为唯一宗旨，是盛氏宛为借债而来也。” [3]

《大公报》还支持各地收回矿权的斗争。矿冶事业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的主要领域，他们在哪里攫有矿权，就在哪里圈划势力范围，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经常激起中国绅商士民的公愤。1904年12月23日，《大公报》发表《论商部宜赞成绅商开矿》，力排利权外溢，力主中国人自开矿藏，并表示：“宁使矿产为民间所私有，必不使一金滓、一块煤落于外人之手。”1905年，山西人民展开收回英国福公司掠夺矿权的斗争，至1908年，终将英商福公司所占矿地矿产收回自办。对此，《大公报》在1907年连发代论《北京全晋商界呈请都察院代奏收回矿务稿》《附录上海时报论山西福公司案原义》等，力促清政府“据理力争，俾晋民欲自行开采，以拒外患，而收公益”。1909年，又不断发表评论、消息，积极支持安徽人民收回铜官山矿权和河南人民收回怀庆矿权的斗争。

收回利权运动，是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掠夺和清王朝出卖国家主权的群众性爱国运动。《大公报》在该运动中态度鲜明，表现出维护国家独立、抵制外来侵略的爱国情怀，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英敛之作为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人士，他主持下的《大公报》虽有妥协和软弱的一面——既不满封建专制而又不想彻底推翻，既反对列强侵略而又不愿完全得罪，但在清政府完全变成“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时候，《大公报》不畏强权，不避艰险，敢于“知无不言”“扬正抑邪”，虽“知我罪我，在所不计”，[4]其表现出的战斗精神，尤显可贵。

作者刘琦玮系深圳特区报编委

作者赵明系深圳特区报主任编辑

注 释

[1]再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方汉奇文集（增订本）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306.

[2]洪仁玕.论新闻馆议.资政新编.1896.

[3]论今日之外债政策.大公报.1911-05-05.

[4]大公报出版弁言.大公报.1902-06-18.

（本文刊于《新传播》杂志2022年第五期）

编辑 刘悦凌 审读 李诚 审核 刁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