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看这是哪里？”陈东递给我一本书，翻到其中的一页，是三张老照片。

照片下的图注写着：“1864年，李朗存真书院在布吉墟李朗村建立，这是第一所用客家方言授课的中文神学院，后于1925年迁至兴宁，神学院在李朗时间长达61年，是深圳历史上第一所大学。”

图示上写着：“摄于1885-1920年”。

中间的一张图上，是几所房子，远处有山。

陈东说：“这个地方现在是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这家三年疫情里人们无比熟悉的医院，原来“前世”是这样。

“那存真书院的旧址还有吗？”我问他。

“已经没有了，这组照片是目前发现深圳最早的一批历史影像。”

我合上书，书名叫做《影像-历史-城市：1891年以来深圳的变迁与重塑》。

十多年前，陈东创办了大乾艺术机构，专注于城市影像与城市历史研究。这本书是他和浙大的博士生导师肖剑合著，在影像层面对于深圳文化历程、深圳城市变迁与重塑的思考。

陈东说：“深圳的历史是一种跨区域、跨文化并行，充满活力和具实验精神的动态史。正是这种地域空间的全球化重叠和文化创意上的兼容并蓄，造就了深圳在过去百年历史中极为丰富、多元和令人瞩目的经济及文化成就。”

深圳的特殊吸引力，也让众多国际知名摄影师和艺术家把他们的目光投向这里。这些留存百年的影像作品，呈现的正是或热切或冷静的视角。他们以异乡人的他者身份切入城市，其作品折射出经济发展对深圳本土文化的影响，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中扮演的角色的变化。

西方凝视

“你是怎么发现这些照片的？”我问陈东。

他眯起眼睛想了想，把书翻到第48页。这两张照片是著名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的作品，上面一张是“旅客在罗湖出入境管制站登上列车”，下一张是“英国军官走过中国沙头角边境的村落”。

上世纪四十年代，福尔曼任英国《泰晤士报》记者，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他和一名美国记者白修德一起到河南灾区采访，拍下了大量河南大饥荒的照片。这组报道当时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影响。拍摄的照片后来收藏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图书馆。

2012年，陈东的团队与河南博物院合作“福尔曼镜头下的中国·中原大灾难纪实影像展”。在整理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图书馆收藏的福尔曼的照片时，陈东意外地发现了上面两张照片，“这不是河南，这是深圳”，这让他非常吃惊。

“一百多张照片里，关于深圳的只有几张，拍摄时间是1949年，这应该是福尔曼即将离开中国，经香港回国前所拍下的。”

陈东意识到，应该还有很多散落在外的深圳历史影像。

“深圳与香港太密切，那么多的外国人经由深圳进入中国，某种意义上讲，深圳的开放历史不只是四十多年，开放是深圳的城市基因。”

他决定去寻找深圳影像。

早期的深圳影像，是在西方的凝视下进行的，也担负了记录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

1861年，瑞士巴色差会的黎力基夫妇来到香港，他们在西营盘创办了巴色义学。百年间，巴色差会在广东客家地区共建立了174所学校和医院，虔贞女校便是其中一所。

1891年，在今天的深圳龙华浪口社区东北角，建起了一座砖木结构的青灰色尖顶两层小楼，德国巴色差会牧师毕安在村民吴基昌的支持下，在其办私塾的地方创办了这座虔贞女校。女校包括大门、水井、饭堂、教学楼、围墙、菜地等。女校开办之初，有学生数十人，来自附近村庄及香港等地，均为基督教教民的子女。后来，生源扩大到非教民的普通村民，学校也慢慢打破了只招女生的规矩，男女生兼收，学校也因此更名为虔贞学校。

2013年，陈东的团队和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办事处共同策划了一个关于虔贞女校历史的展览“明·晓——虔贞女校百年历史发现”。在从远赴瑞士巴色差会档案馆寻找回来的文献档案中，除了信函、报告、出版物，历史照片也是非常之多。

这些老照片无声地描述着这所学校的日常生活。拍摄者是牧师也是教师，他们学习中文、用筷子吃饭，与当地人一起劳动，他们记录下了各种生活：挑水、宰鸭、舂米、杂耍、聚会等。

被拍摄下来的虔贞女校的影像，更是广东新旧文化交替、深圳城市样貌形成的宝贵记录。照片中的女生斜襟大褂、有的神情紧张、有的拘谨羞涩，但都率真地直视镜头。她们不曾想过，自己的形象和身影会定格于一张张旧照之中，被后人所观看。

百年后，虔贞女校的重建借助深圳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用莱卡测绘完成的数字扫描，拥有了新的影像。

肖剑说：“浪口地区并没有沿着珠江两岸形成自己的特点，而是在国内外移民不断进出村庄的氛围中形成了全球地域化的独特场景。当时，传教士不仅进入村庄，也同样将本地居民带向国外，进行了人力资源的国际传播和劳工输出。”

浪口村，成为观察深圳国际移民的一个窗口。

在肖剑看来，从巴色差会到现代机构，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城市的变迁，更是背后推动的力量，当旧照片成为鲜活的记忆被传播和重温，人们更能理解现代性的意义。

▲骆润滋牧师（右一）在虔贞女校的操场上课，1901-1903年/瑞士巴色差会档案馆

▲浪口村民和传教士，1898-1910年/瑞士巴色差会档案馆

▲英国军官走过中国沙头角边境的村落，1949年后，哈里森·福尔曼/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图书馆

▲旅客在罗湖出入境管制站登上列车，1949年后，哈里森·福尔曼/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图书馆

重新建构

“你觉得从1891年开始到现在，西方影像里的深圳有什么变化吗？”我问陈东。

“从这些老照片中，可以看到，西方从居高临下的凝视态度，到主体转换下的二次观看，中国的形象也被重新建构、诠释和传播。”

1956年底，在从香港开往广州的火车上，一位黑衣女子倚靠在座位上，车窗外的阳光洒在她身后，她的斜对面，一个外国摄影师举起相机抓拍下了这一幕。这个摄影师是与中国有着极深渊源的马克·吕布。他是1949年后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的西方摄影师之一，这张照片也是他在中国拍摄的第一张照片。

不同于巴色差会记录式的拍摄，马克·吕布一路以抓拍的形式展现出更为真实的中国人的状态。

改革开放后，外国人来中国变得越来越宽松，马克·吕布也由此开始定期来华拍摄照片。他将自己的镜头对准快速发展的深圳。

1992年、1994年，马克·吕布多次来到深圳，与深圳摄影师肖全等一起拍摄建设中的深圳地王大厦或是城中村。在马克·吕布眼里：“所到之处看到并喜爱这些美丽的面孔、工具上的陈年铜绿、浩瀚又有些奇特的景观，到处都有一种尊严，取代了上世纪几乎整个民族的耻辱。”

从马克·吕布开始，西方影像中的中国不再是旅行家的猎奇探索，更多了个体的观感。

2014年，陈东在自己策划的深圳国际城区影像节上见到一位艺术家，他带来了一张玛丽·克拉克拍摄的深港边境的照片。克拉克是一位英国教师，1962年，她在一艘游轮上照看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旅行的孩子。在香港经停的时候，她从新界望向分界的河流，拍下深圳的群山，她给这张照片命名为《红色中国》。

在与香港比邻的罗湖，自1950年的罗湖口岸建立之后，在40多年里成为内地与香港的唯一陆路通道。罗湖火车站也成为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的必经之地。

1980年，深圳成为经济特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经由香港来到深圳，再进入中国其他城市。一个叫做出目里利吕井的美籍日本人，用镜头记录下了特区最早的样貌。他拍了大量有关深圳公共交通的照片，人们猜测他是公共交通规划学者，他的照片里，有简陋的罗湖火车站，解放路还是土路，市中心的街道上人们骑着二八自行车戴着草帽，罗湖桥北边的人群中走着几位外国友人，学校里孩子们在课堂上举手回答问题。

那些经常往来的外国摄影师，也记录了深圳的快速发展。印度摄影师巴勃罗·巴萨罗穆曾对陈东说：“我来过好几次深圳，第一次是在1987年，深圳是一个沿海城市，低矮的建筑物和倾斜的琉璃瓦屋顶，许多居民戴着圆形的草帽以抵御阳光，骑着自行车，铃声响彻街道，我们离开沿海城镇，驱车前往数公里外的农田。16年后的2003年，我乘坐公共汽车从香港出发，去了东莞。公共汽车经过深圳，这个小镇已经发展成为一座城市，它有了巨大的建筑和工厂。又过13年后的2016年，我被邀请去深圳拍摄，我很好奇，我很渴望回去，但是没想到这座城市会变得那么现代化。宽阔的道路，高耸的建筑、公园、购物中心和艺术中心，现在它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城市。”

陈东告诉我：“当我们急速地飞奔，快速地驶入现代社会时，过去其实从未消失。每一张照片，每一个摄影师，每一件艺术品，每一个艺术家都在告诉我们：那些固态的形式，不是痕迹，而是真实的存在，可以与虚拟的世界抗衡，可以与未来的无尽可能连接。”

▲《1980年的深圳》，出目里利吕井

▲《东门街景》1980年，出目里利吕井

▲《世界之窗》2016年，巴勃罗·巴萨罗穆

▲《深圳梦》2017年，克里斯托弗·安德森/马格南图片社

城市精神

我问陈东：“巴勃罗·巴萨罗穆拍了深圳的什么照片？”

他指给我看照片。从白石洲的老房子向外，高耸的石山上，是背对着观者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张开双臂的耶稣像，与耶稣像遥相对应的是远处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耶稣俯视着各国的微缩地标。

“世界之窗！原来这是他拍的。”

在一段时间里，外国摄影师镜头里的深圳，充满着强烈的对比，又透露出一丝幽默。

在疫情闭关不能出国的三年里，深圳的“古早”主题乐园“世界之窗”常常被朋友们提起。

“长假去哪里玩？”

“当然是世界之窗。”

“真好，都可以出国游。”

一定程度上，“世界之窗”的建立和重回，是人们对于向外看世界的一种期待。虽然它只是微缩的复制景观，却让没有踏入世界的人们率先有了“世界”的认识。

这些外国摄影师自然也捕捉到了它的意义。在巴萨罗穆看来，“这种景观和纪念碑的融合，成为一幅幽默的摄影图像、一份声明、一份展现当代中国不断变化的面貌的文件。”

处在巨变中的深圳，每一年都发生着变化。

从2014年开始，陈东每年都会策划举办一届深圳国际城区影像节。

他想，要邀请外国摄影师再给现在的深圳留下点什么。

2017年，陈东所在的大乾艺术与国际知名的马格南图片社达成了合作，在深圳进行马格南现场实验室项目，这是马格南图片社在亚洲举行的第一个驻地创作项目。

5月，两位马格南摄影师与团队来到深圳，相机变成了认识深圳的工具，他们全身心地感受和体验这座城市。然后用影像的方式创作、想象和表达。

肖剑说：“比起记录，深圳更需要的是理解、沉浸和共鸣。”

摄影师克里斯托弗·安德森选取肖像作为对深圳城市特征的表达，他认为一个城市的面孔，其讲述的故事更有深度。他说：“深圳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全球化的城市。我在这里遇到了来自中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人。这让我想起了纽约，因为这座城市到处都是年轻人，艺术家和音乐家以一种非常流畅的方式与商人和工人打成一片。但我在深圳有一种真正的发现感，这给照片增添了一些东西。”

但他还是拍了一些深圳的景物。在一个叫做《深圳梦》的作品中，安德森将深圳第一高楼平安金融中心等城市建筑的剪影出现在街头广告画中，与深圳市花簕杜鹃以及波光粼粼的海面一起，描绘出既真实又梦幻的场景。

肖剑在书中《“二次观看”的力量》一节中写道：“在不同的平台中，不同的契机下，被不断复制的不再只是影响，而是面对它们时跨境的话语。此时，权利的主体不再限于某个西方或是东方的力量，而是多线程之下的多元主体并驾齐驱，共同赋予文化以公共性和独特性。而那些在影像里面露微光的普通人，也被崇尚个体的城市感重新激活，最终凝聚成了鲜明的城市精神。”

（统筹 马骥远 记者 谢晨星 制图 胡椒枪）

（本版图片选自《影像-历史-城市：1891年以来深圳的变迁与重塑》一书）

（原标题《元故事 180 期 | 深圳光影穿越百年》）

编辑 陈晓玲 黄小菊 审读 刘春生 二审 郑蔚珩 三审 张必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