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抉择关头，谁在决定我们的善恶选择？

哪怕我们看不见，我们也可“看得到”。

这是一个绕口令吗？如果我们路过，我们目睹，我们听说，我们身边（互联网毫无疑问拉近了我们与新闻事件、事件现场的距离），他人面临痛苦，我们会对此感同身受。

为什么帮助他人会成为一项义务？

这一现象看上去有悖于进化规律。进化科学家阐释认为，我们为了让自己的血脉传承，让自己的基因传延下去，很多时候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救助自己的孩子或者近亲。这种行为会被认为是“自私的基因”的表现（在这里，“自私”的词义绝非贬义）。所以，依照进化规律，如果他人与我们非亲非故，其面临的危险只要不关涉到我们自己，我们来自基因的第一反应应当是驱使自己远离危险，回避危险。

《十种人性：谁在决定我们的善恶选择》

（英）德克斯特·迪亚斯著

杨红梅译

新思文化·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7月

但当他人面临危险，我们对此作出逃避的反应，在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却会受到强烈谴责——如果逃避者是执法人员、公职人员，大众通常会要求对此作出问责；要是逃避者并无公职身份，也会受到舆论指斥。有意思的是，很多人自认为读懂了英美文化的真谛，那就是个体自由高过一切，但恰恰在英国和美国，都不止一次出现过对于执法人员没能及时救助溺水者等深陷危险的平民而造成后者死亡事件的舆论讨伐浪潮。

英国御用大律师、哈佛大学犯罪学研究员、剑桥大学访问学者德克斯特·迪亚斯借助英国发生的上述一类实例事件解释指出，正如那句古谚语所说的那样，“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国际劳工组织2012年估计，全球约有1.68亿童工。而今更有2000万以上的人口处于现代奴隶制，其中25%是儿童。

为什么居住在欧美国家，以及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人们，没有处于童工的处境，却要关心童工以及处于现代奴隶制困境的儿童的境遇？虽然人们对此的关注度，显然要弱于对周边的青少年困境的关注，这也是心理学家所说的认知瘫痪，却依然并不至于完全麻木。有些时候，这样的同情心、同理心会被认为流于伪善，但累积起来却成为对于类似于童工这类丑恶事件的最大威慑。

德克斯特·迪亚斯在其所著的《十种人性：谁在决定我们的善恶选择》一书中援引伦大学学院影响神经科学系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实验指出，他人遭受痛苦时，我们的同理心会让我们分担痛苦，这在生理上是确实存在的。同理心这种能力“提供了一个桥梁，把我们内心的幸福或不幸投射到他人内心的幸福或不幸上”，“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超越我们存在的边界，超越我们表象的边界”，与他人建立起一种看不见的认知联系。

同理心为何会带来痛苦？

当然，具备“痛苦感知者”这样一种人性特质（这本书所列举的十种特质中的一种），并不能总让人感到放心，甚至可以说，有了同理心，在良知水平上得分很高，本身会让我们陷入一种痛苦，我们要去“观察、理解进而‘感受’他人痛苦”，这会让我们精疲力竭。更何况，感知他人痛苦的姿态，很多时候会被讥笑为作秀、装模作样，他人会言之凿凿用看上去更惨烈的事实来质询我们为什么“双标”——我们当然只可能对他人的遭际的一部分保持关注，但这真能被偷换概念为与漠不关心没有区别，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区分吗？

所以，大量悲戚的事件、事态、事实在传播后，无论发生在我们身边，还是遥远的世界其他地方，我们内心会搭建一种防御机制，“来保护自己免受超负荷的伤害”。这也是为什么悲惨事件的当事人会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社交媒体的发达，人们反而变得比过去苛刻或者说总体冷漠了很多，这种时候，当事人难免会夸大其词，或者矫饰其中的细节。

而对于发生在非洲、拉美、南亚一些地区的糟糕、悲惨甚至让人绝望的事情，对于具体的人的遭际，很多时候，我们所可能保持的关注，一定处于世界舆论主导体系的引导之下。但这一体系本身再造了问题解释的肤浅化，换句话说保持批判姿态，却流于表面，比如书中提到的中非共和国民众的悲惨遭遇，以及书中未曾提及，但其他一些出版物和媒体披露过的叙利亚和利比亚民众的境况，其成因当然要归结于霸权政治、大国角力以及不公平的全球贸易，而不是只被欧美媒体大书特书的腐败。同样一个秉持人道主义的欧洲国家，完全可能一方面支持民众同情非洲动乱地区的难民，另一方面却动用军事、金融力量以及舆论工具来力挺加剧混乱的动乱地区某一方。

这些背景信息在很多时候，就意味着要做“痛苦感知者”，需要与全面洞察信息真相保持二选一——兼顾二者，则会被只从简单层面去理解混乱、同情难民的人们，以及了解较多信息、在心理上有着超敏反应，不被简单信息所煽动流泪的另一群人们不约而同地孤立。

人性的黑暗面：合群性与“驱逐者”特质的两位一体

有意思的是，这正是《十种人性：谁在决定我们的善恶选择》这本书提到的第二种人性特质：“驱逐者”。驱逐者意思是不同类型的人类群体所构建出的认同规则，这种规则很多时候具有狭隘性，不仅强迫群体成员遵守，而且还表现为强制二选一。有时，正如职场霸凌、学校霸凌等霸凌事件所展现出的特点，许多群体成员明知孤立某个、少数其他成员不对，也不公平，却因为自己的合群性而协同为之，随波逐流，既进一步助长了霸凌者的权势和气焰，又使得被孤立者变得更为痛苦。

“驱逐者”特性，与人性特质的其他具有黑暗性、阴暗性的特质一样，具有相当的迷惑性。正如《十种人性：谁在决定我们的善恶选择》书中所举例指出的，一些揭露了贩卖偷渡青少年罪恶生意的人，反而被不公平的解雇、打压；有时，所谓的解放儿童、妇女的公益组织非但没有对之伸出援手，相反还将之拒之门外。那些组织的个人私下里会承认抗争者很有勇气，也在做正确的事情，却妨碍了组织发挥作用。

在印度、孟加拉国、柬埔寨等国，针对容貌姣好的女性的专门袭击高发。很多时候，这种袭击并无实际理由，袭击者与被害者无亲无故。联合国有关方面曾授权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学术团体就此展开调查，答案是，这些国家，甚至可以说，很多国家的大众的头脑中有着“观看者”特质，天生追求漂亮和修长的外形，有时会欣赏或默许有人通过特殊的方式来中和或消除少数容貌特别出众的女性的特质。在上述这些国家，这种所谓的中和方式，就是暴力袭击。而在其他某些国家的社交网络上，针对美女的言语暴力、舆论恶评从来就不鲜见。

换言之，人性中的“观看者”特质有着一种天然诱引罪恶，鼓励摧毁美好的特征。这种特征尤其鼓励将他人尤其是他人美好的一面，进行反转而归于罪恶、丑陋、欺诈的解释、描绘，甚至是抹黑。

正如《十种人性：谁在决定我们的善恶选择》书中所解释指出的，亲缘主义者、养育者、求爱者、观看者、驱逐者、痛苦感知者、恐惧驯服者、部落主义者、侵略者、施救者等人性特质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所形成并强化的，各种特性都发挥着特定的作用，哪怕是目前主要展露出缺点、缺陷的特质，也并无毫无意义——例如“侵略者”特质，这是早期人类在部落竞争中获得胜利，赢得生存资源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特质。而“恐惧驯服者”特质既帮助了早期人类勇敢地走出原有栖息地，探索未知，寻求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但这种行动本身也带有很强的风险性，很多情况下，驯服了自身恐惧，我们暂时不再关注风险，这会让我们变得鲁莽粗暴。

没有人可以完全抑制人性中的黑暗因素，也没有人能够只发挥出人性中的光明、积极一面。在非洲、南亚等地区，那些奴役儿童的人，在很多情况下也是部落的庇佑者；非洲迄今仍有部分国家每年对数以百万计的女性施以残忍的割礼，而也有相当数量的民众不畏死亡威胁，公开反对这种残害；那些轻率地驱逐群体中少数人的成员，有时又会克服自己人性中的软弱，在特定情境下见义勇为，扮演施救者……

所以，《十种人性：谁在决定我们的善恶选择》这本书阐述的各种人性特质，在空前个人化、复杂化的心理决策机制和事件场景下，会导致人的行为并不确定，这让我们必须学会去洞察他人，也要洞察自己，从简单依照自己的直觉中晋级到能够管控自己的直觉，唤醒自己的道德良知，在可能滑向恶的时候拉自己一把，在行善的关头多给自己一份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