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诞辰100周年：这么多年，我们还是喜欢老头儿笔下的人生百味鲜

3月5日，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汪曾祺100周年诞辰。不少青年读者初识他，是从人教版语文课本中那篇《端午的鸭蛋》开始的。一枚高邮的特色咸鸭蛋，让人们沉醉在汪氏的语言趣味中，一发不可收拾。此外，《大淖记事》《受戒》《沙家浜》《异秉》《岁寒三友》等文章也是引领读者们爱上这位“老头儿”的经典作品。从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算起，汪曾祺的创作生涯近乎一个甲子。他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贾平凹曾评价“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近年来，对汪曾祺的喜爱也渐渐形成了一股“汪曾祺热”，且有越来越热之势头。

1990年2月摄于家中

他是“最后一位京派作家”

汪曾祺前承五四新文化传统，师从沈从文，后启寻根文学回归民族传统的思潮。他的创作，小说、散文、戏剧、文论、新旧体诗等诸体兼备，皆取得很高艺术成就，尤其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又兼及书画，以博雅名世。

出生在江苏高邮的汪曾祺是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他在《我的家乡》里写鱼鹰“劈劈啪啪”地扎猛子跃进水中叼出鳜鱼，《端午的鸭蛋》中描述每家必吃的端午“十二红”，孩子们还会在洗干净的鸭蛋壳里装上萤火虫，再在空头的地方糊上一层薄罗……同样，他在《北京的胡同》中绘声绘色地写“大腌萝卜”、“小酱萝卜”，“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逗趣又接地气，京味儿十足。

著名评论家、作家、汪曾祺研究者王干对记者说，在自己多年对汪曾祺的研究轨迹中发现，“他也许是最后一位京派作家”。他表示，京派不是强调南北的差异，而是一种文学主张和观念。即主要关注人生，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在王干看来，汪曾祺受京派影响强烈，在某些方面更是超过了大部分京派作家，例如他作品中的生活化元素。“他不喜欢拔高生活。如果用声乐来比喻，他是‘男中音’。”

1950年代后期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同事合影，左五为汪曾祺

“汪曾祺热”究竟有多热？

在汪曾祺离开后20多年里，他的作品依然不断重印再版，每年10余种版本，有些印行多版，至今累计印行上百万册。在文学研究界，汪曾祺也是“作家研究”中最吸引注意力的个体之一，关于他的研究论文不下千篇，专著也几乎每年都有问世。对汪曾祺本人及其作品的热情，已然形成一股“汪曾祺热”，这在文化界已经形成一种文学现象。

记者采访到高邮文联主席赵德清，他告诉记者，“汪迷”这个群体中有长有少，无论专家学者，亦或普通市民，都被汪氏作品中的温暖、欢乐和醉人的趣味所牵引。他向记者介绍，2016年他建立起“一汪情深——汪迷文学文艺爱好群”，并与北京、上海等地的“汪迷群”建立起联系，同年“汪迷部落”微信公众号开通，如今，“汪迷群”建了一个又一个，公众号也早已突破万人关注。此外，“汪曾祺学术研讨会”、“百年汪曾祺”汪迷部落文学奖、纪念汪曾祺先生百年诞辰系列直播、汪曾祺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封等活动事项也次第有序展开，不可谓不丰富浩盛。

不仅如此，记者留意到，在年轻人聚集的豆瓣，“汪曾祺”话题小组成员达一万三千余人，微博“汪曾祺”及相关话题阅读量也已破两千万。在刚过去的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400万字的《汪曾祺全集》，编集耗时八年，收入迄今为止发现的汪曾祺全部文学作品以及书信、题跋等日常文书。王干向记者透露，据他所知，去年首批印制出版的8000套《汪曾祺全集》很快售罄，“作家全集一般来说都不好卖，特别是市面在售的汪曾祺作品非常之多，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

1988 年夏在汪曾祺家中，汪曾祺（左二）王干（右一）

看似平淡生活，却是醇厚的中国故事

对于这股越燃越旺的“汪曾祺热”，王干表示在自己意料之外，并且是一个很有意思且值得探讨的话题。这股热潮何以生成？王干称应有三点主要原因。一是汪曾祺擅作短文，他的作品“最长也就一万二千字，短小精干，这种文体尤其适合在微信等网络平台传播”。第二个原因“很多人没发现，汪曾祺的文章几乎全都能在网上找到阅读”。王干称这也许是汪氏家人对版权问题的疏忽，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作品的传播。

最后，王干告诉记者，汪曾祺的语言是讲述“文化自信”的一个非常合适的例证，他将白话文和文言文完美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汪氏语言”，看似口语，但讲究平仄，将人们司空见惯的家常事，用“大白话”讲出诗意，讲得津津有味，呈现出汉语中的精华，在一纵惯于展现宏大叙事的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而这，也是汪曾祺受到80、90后们喜爱的重要原因。“这一代年轻人对于日常生活的热爱是超过我们的，汪曾祺的作品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的方式，看得更清净。”这在王干看来，这不失为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自信。

“他是一个‘富矿’，猛一看讲的都是吃吃喝喝、日常生活，背后确实沉淀了中国文化、中国味道、中国经验。是研究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很好的范本。”《岁寒三友》这篇文章令他印象十分深刻，“用非常中国化的方式，讲述了三个男人之间的故事，传统文化中的诗意和人性的美都能在这里找到。”

汪曾祺小说《大淖记事》

人如其文，他是这样的“老头儿”

记者联系到同为高邮人的小说家王树兴，他第一次读到汪曾祺发表在《北京文学》的小说《大淖记事》时，还是造纸厂一个青工。1986年，他看到第五期《雨花》发表了汪老的散文《故乡的食物》，发现在‘焦屑和炒米’一节里缺失了‘暖老温贫’四字，便壮胆给汪老写了信求证。“他立即给我回信，说这篇散文将来如果收集子，当依照我提供的资料改正，并盼望我来信谈谈高邮的现状。”在三十多年后，王树兴编选了汪曾祺的《故里杂记》，收录二十九个短篇小说，反映了高邮的风土人情。

在接受采访前，王干刚刚参加完纪念汪曾祺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因疫情影响，这是一场小范围的座谈。早年间，王干曾与汪曾祺相识相交，在他印象中，汪曾祺人如其文，就是一个“和蔼、有趣、特别要强的小老头”。众所周知，汪曾祺爱酒，且“来者不拒”，也爱做菜，“量少、精到、爱尝新”是王干总结出三个汪氏料理法则。他回忆起1989年，自己第一次去汪曾祺家做客，汪老只做了一碗打卤面，里面加了云南的油鸡枞，味道之鲜美让他至今难忘。而王干同汪曾祺吃的最后一顿饭，是在汪曾祺去世前20多天，汪老创新地用肥厚的羊尾巴油炒了一道北京特色“麻豆腐”，吸饱了油脂的麻豆腐加了数粒毛豆，让这道平民小吃成了下酒的好菜。那天，汪曾祺对王干说：“很遗憾呐，我现在不能喝白酒了，只能喝喝葡萄酒了。”

编辑 陈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