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阅读｜瘟疫是推动历史的力量吗？

身处一场大瘟疫的历史进程之中，我们似乎难以预测社会未来的走向。疫情之后，我们又将迎来怎样一个世界？是一切都如瘟疫前一样，还是说，我们将开启一段崭新的历史旅程？这是一个属于未来才能解答的问题。

不过，也许我们可以借助历史的眼光，看看历史上的瘟疫曾经如何改变我们的社会，又如何改变人类的历史面貌，从而展望疫情之后的未来。近日，广东人民出版社将上市一部反思疫情与人类历史关系的新作《记疫：祈祷、隔离与共生》（以下简称《记疫》）。该书讲述了瘟疫与自然、人类历史的关系，并通过生动、翔实的事例和数据，记录了世界历史上数次大瘟疫的故事，以及瘟疫对历史进程、人类文明的影响，进而在一次次生死之间体悟人类与瘟疫共生、共存的智慧。

为何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疫病的历史？为何说瘟疫是一种“文明病”？为何说瘟疫是推动历史的力量？历史上人们是如何应对瘟疫的？瘟疫的真相又是什么？这是《记疫》将回应的核心问题。我们也将摘录书中其中一段，回答瘟疫如何参与了文明的历史。

《记疫》一书作者、历史文化学者武斌介绍，人类文明几乎从最初开始，就与瘟疫相伴。瘟疫的大规模暴发和蔓延，有着巨大的杀伤力，还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人类历史上的几次大瘟疫，都是以成百上千万人的死亡作为代价而被历史铭记的：雅典瘟疫时，飞鸟绝迹；黑死病肆虐时，丧钟不绝；东三省鼠疫时，棺材脱销……

而最初，人们对瘟疫只有恐惧和无奈，只能依靠祈祷来祈求噩梦过去。随着人们认识到瘟疫的传染性，开始采取隔离的方法。此后，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磨砺出抗生素、疫苗等武器，但人类与瘟疫的较量并未因此终止。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及新型传染病的出现，人类还在不断面对新的挑战。

“与瘟疫共生共存，才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真实经历。学会与瘟疫共生，也许就是我们从一次次瘟疫中得到的启示。”作者武斌说。

武斌毕业于南开大学哲学系，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沈阳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研究员、黑河学院远东研究院客座教授。关于疫病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他其实早在17年前就已经开始思考。

“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时，我和大家一样困在家中，有了比较集中的读书时间。也就在那时开启了我对瘟疫的关注与思考。”在那几个月中，武斌阅读了世界文明史上有关瘟疫的材料，特别是医疗社会史方面的文献，集中思考瘟疫这种一直与人类纠缠的恶魔是如何影响和参与人类文明进程的。此后，对瘟疫的研究与思考成为武斌进行文明史、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我非常赞同麦克尼尔的观点，对于世界文明的历史，要从多个侧面去认识，因为历史本来就是多面的历史。”

《记疫：祈祷、隔离与共生》

武斌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0年2月

■《记疫：祈祷、隔离与共生》书摘

从新冠肺炎说起

2020年开年，所有人的心都被“新冠肺炎”这个词给揪住了。

新冠肺炎，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肺炎，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常见症状有发热、咳嗽、气促和呼吸困难等，较严重的可导致肺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肾衰竭，甚至死亡。

对于冠状病毒，我们并不陌生。曾席卷全球、至今让国人心有余悸的SARS病毒就是冠状病毒大家族的一员。

2002年11月，SARS在我国广东佛山首发，后扩散至全球，在全球累计确诊病例8000多人，造成900多人死亡。直至2003年中期，疫情才被逐渐消灭。此后，对SARS病毒的溯源持续了10年之久，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团队最终将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追踪至中华菊头蝠。

“尽管这么多年来SARS没有卷土重来，但在自然界，这种和SARS相近的病毒其实还是存在的。如果我们人类不提高警惕，那么下一次的病毒感染，可能是直接感染，也有可能会通过其他动物感染人类，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2018年，石正丽在武汉的一次公开演讲道出了自己的担忧。

没想到下一次来得如此之快。17年前的那场抗击非典战争，至今仍记忆犹新，但远离野味最终还是被渐渐淡忘。

加上MERS病毒，这已经是21世纪以来，冠状病毒家族成员第三次肆虐人间。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染病一直是人类健康的主要杀手，是人类生存的大敌。如果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历史开始算起，在所有人类的致死原因中，瘟疫恐怕是第一位的原因。且不说时常在某些地方出现的一些局部的瘟疫，这种情况史不绝书，单是大面积暴发的、带有国际性的大瘟疫，在历史上有很多的记载，而且往往是造成十室九空的恐怖景象。

例如，在6世纪出现的“查士丁尼瘟疫”，蔓延到欧洲、亚洲、非洲的许多地方，估计死亡总人数在1亿人左右，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几乎死亡了一半以上的居民。14世纪黑死病在欧洲泛滥，杀死了欧洲1/4的人口，有些城市的死亡率甚至达到了70%。在17、18世纪，全世界流行天花，死于此病的人数欧洲达50万人，亚洲多达80万人。1918年，在美国开始暴发的“西班牙流感”波及世界许多地区，2100万人因此死于非命。2002 年全世界有900万人感染肺结核，造成200多万人死亡。

历史上，高死亡率是瘟疫的基本特征。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往往数以百万千万计。凡是瘟疫席卷过的地方，尸横遍野，土地荒芜，城市废弃，一片凄惨悲凉的景象，社会经济因此停滞运转甚至倒退，人类历史因此发生重大改变。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人们找到了对抗瘟疫的科学方法，以及现代医学和医疗技术、社会卫生防疫体系的发展，这种高死亡率才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瘟疫参与了文明的历史

瑞典病理学家福克·汉斯肯（Folke Henschen）曾说，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疾病或瘟疫大流行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而来，并对人类文明产生深刻和全面的影响，它往往比战争、革命、暴动来得还要剧烈，因为它直接打击了文明的核心和所有生产力要素中最根本的人类本身。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有许多关键时刻，就是因为瘟疫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比如在古希腊时代，正是雅典大瘟疫决定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形势，使强大的雅典败在落后的斯巴达手下，从而造成了辉煌一时的古希腊文明的衰落，进而结束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古希腊文明阶段。

古罗马的兴衰一直是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孜孜不倦的话题，对于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帝国的衰亡之谜，提出了种种猜测和假说。虽然这个大帝国的衰亡绝非一日之功，也并非某一种原因造成的，而应是如恩格斯说的那种“历史的合力”推倒这个帝国的巍峨大厦。但是， 有一个原因至少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瘟疫的作用。实际上，正是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时期的大瘟疫，造成了他逝世后1个世纪的社会危机和动荡，为帝国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埋下了伏笔。

同样，在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Justinian）极力恢复昔日罗马帝国的荣誉与疆土，他也确实为这个梦想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瘟疫毁灭了他的一切梦想，从此，东罗马帝国仅仅成为偏于一隅的“东方国家”，不再能与古罗马相提并论，甚至人们不愿意再说它是“罗马帝国”。

在近代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中，瘟疫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美国作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认为，病菌在欧洲人对美洲、澳大利亚、南非和太平洋岛屿的土著的征服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最经常提到的例子是西班牙殖民者对阿兹特克和印加两大帝国的征服。西班牙殖民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百人，就彻底征服了这两个印地安国家，其后不久，印地安人几乎陷入种族灭绝的境地。在殖民者带到新大陆的病菌面前，印地安人不堪一击。

在这个事件之后，新大陆的土著人大批大批地死亡， 又造成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劳动人口的极为短缺。本来，殖民者占领了新大陆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对这片神奇土地的大开发。开发需要大批的劳动力，而被征服的原住民本应该成为这种劳动力的最好来源。但是，由于大瘟疫的蔓延，印地安人的人口数量少得可怜，远远满足不了新大陆开发的需要，殖民者不得不从非洲掠夺黑人奴隶贩卖到美洲大陆，所以就有了17、18世纪的黑奴贸易。这种罪恶的贩卖黑奴制度一直持续了两个多世纪，而在实际上制造这种制度的直接原因，就是美洲大陆瘟疫泛滥造成当地土著人的灭绝。

瘟疫对于人间事务的干预、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也表现出另外的结果。14世纪的黑死病，夺去了欧洲1/4人口的生命，劳动人口急剧减少，造成经济凋零，城市败落，土地荒芜。在此情况下，社会财富特别是土地获得了重新的分配，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动和重组。不仅如此，由于劳动人口锐减和经济重建对劳动力大量需求这样的供求关系的矛盾，劳动者普遍要求增加工资收入，而封建贵族没有满足这种要求，反而采取了一些限制和镇压劳动者的措施，结果激起激烈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激发了农民和城市劳动者的多次起义。这些起义对欧洲中世纪末期的社会变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迈进拉开了序幕。

所以，正如黑格尔（G.W.F.Hegel）所说的，“恶”也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在这里，瘟疫就是作为一种恶的力量参与历史，参与历史的创造和进步。

大规模瘟疫的暴发和流行，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的文化和思想。在科学水平和人类知识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对瘟疫的认识以及如何控制和防治瘟疫知之不多，突然降临的灾难造成普遍的心理恐慌，于是，各种超自然的、神秘的预言和许诺会给人们以心理上的慰藉，从而使宗教的力量得到张扬和迅速发展。例如正是在查士丁尼瘟疫之后，基督教的势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各地的修道院也是在这个时期大规模发展起来。基督教神学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但是，同样是一场大瘟疫，即14世纪黑死病的肆虐，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人的生命的价值，使人们的思想逐渐摆脱了基督教神学的束缚， 人文主义思想开始萌芽和发展，从而揭开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序幕。进一步的结果是，欧洲的思想摆脱了基督教神权的统治，开始向高扬人的理性的启蒙时代过渡。

在更多的情况下，瘟疫的直接后果是促进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在历史上，人们逐渐认识到，大规模的瘟疫流行往往与人类的生存环境有关，特别是与人们的居住条件、卫生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因而在瘟疫流行之后，人们往往在改变自身的环境方面作出许多努力。许多瘟疫流行之后，人们的卫生习惯有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利于促进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加健康和科学。例如罗马帝国时代， 人们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城市供水系统。而在19世纪初的霍乱之后，更是直接启动了欧洲乃至世界的公共卫生运动。实际上今天我们享用的城市供排水系统，以及城市垃圾的处理、住房的卫生标准设计等等，与我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现代城市的规划管理，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 所以霍乱被称为“伟大的卫生革新家”。

总而言之，瘟疫参与着人类的历史，瘟疫就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瘟疫参与着人类的文化创造，影响着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进程，瘟疫就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

（晶报供稿）

编辑 曹阳